張文木：關於甲午戰爭的大歷史總結
【本文根據作者在2014年5月25日解放軍藝術學院召開的“甲午戰爭與強軍文化”專家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主要內容發表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
1894年10月25日，日軍第三師團先頭部隊在虎山戰鬥中遭遇清軍增援部隊抵抗，最後清軍潰敗。10月29日，日本第一軍大部隊渡過鴨綠江，踏上中國東北的土地。
“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具有特殊的含義，在我國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義。”[1]1895年的“甲午戰爭”及其結局，對後來的遠東政治影響是深遠的。甲午戰爭的研究不能就事論事，不能僅僅從技術和細節比較中孤立地研究這場戰爭，而應將這場戰爭放在此後半個多世紀的大歷史中來考慮，因為這期間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不僅是日本，更有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因此，我們只有將這場戰爭及其後果放到大歷史，即甲午戰爭後一百多年來的歷史中，加以辯證總結，我們才能得到較為科學和正確的結論。
一
研究甲午戰爭，就不能迴避這樣一個問題，即甲午海戰日本是贏了還是敗了呢？就事論事地孤立看，日本當然是贏了；但把它放在大歷史中看，日本又敗了，因為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了。我們看，在太平洋戰爭失敗前日本在甲午戰爭時所具有的所有優勢要素不僅不變甚至還更為強化，同樣的優勢使日本在1895年打敗了中國、1905年又打敗了俄國，而到1945年卻為中國聯合美國和蘇聯所打敗。
這是為什麼呢？中國有個説法叫“過錯”，有很多事過了就錯。中國和西方在這一點上的認識有所不同：西方是錯就是錯，對就是對；中國人則認為正確與否不在事情本身而在於節度，有些正確的事，若做過了，也就錯了。所以中國人叫“記大過”，不叫“記大錯”。會開車的人栽在高速路上，會游泳的人栽在水裏，會講演的栽在電視上，會打拳的栽在拳頭上。誰見過盲人被車撞了的？實際上，真正有本事的人都很節制，輕易不出手，這樣的人最後往往都很成功。由此也可以説，人的缺點就是優點的過度使用，而制節中的優點才是優點。我們常講的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是很有道理的。如從這個視角看，19世紀末日本當時的許多“優點”，若放到大歷史中看卻在後來變成了導致日本失敗的缺點了。
1937年4月5日，毛澤東在《祭黃帝陵》一文中説：“琉台不守，三韓[2]為墟。”[3]這句話講的是東北亞地緣政治的特點。我理解，意思是琉球和台灣若不保的話，那麼“三韓”即朝鮮半島就完了；繼而引申：半島不存，中國危矣。從1644年李自成失敗説明，誰控制了中國東北，誰也就扼住中國的咽喉。1644年李自成輕視了山海關清軍的力量，失去了山海關，也就失去了中原政權。歷史上只要東北亂，接着就是中原王朝的分裂或更迭。到清時，近海問題成了大陸問題的延伸，甲午海戰日本的勝利説明：誰控制黃海，誰就能控制朝鮮半島；誰控制朝鮮半島，誰就控制了中國東北；而控制了中國東北，則基本控制了中國中原政治。黃海動，則中國動。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引申説，黃海動則亞洲動。日本軍事歷史學者司馬遼太郎看得明白，他説：“誰控制了黃海，誰就主導了在東北亞大陸説話的話語權。”[4]由此而論，黃海乃至東海主導權的歸屬，決定着東亞乃至亞洲的歸屬。今天中國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日本，與19世紀末甲午年的情形相似，兩國最終還是要在或黃海或東海這個地方見招的。在19世紀末的那次較量中，日本贏了中國，不久還贏了沙俄。這是日本在1895年打敗中國的地緣政治原因。同樣的道理，21世紀日本若要步甲午後塵，在東北亞，必然還要與中俄衝突；在太平洋還要與美國衝突。
但是，日本一旦挑戰中國，僅從地緣政治上看，就是一場不可能調和且日本不可能最終勝利的戰爭。
大家從歐洲地圖可以看出，大陸版圖與其周邊島國存在具有反向排斥的性質：只要大陸版圖是完整的，這時的島國就是邊緣化的；反之，只要大陸版圖是破碎的，島國就會被大陸破碎國家簇擁為地區的中心。這不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一個簡單的幾何力學問題。英國是島國，英國在歐洲繼而世界的主導權是以歐洲大陸板塊破碎來維持的。歐洲破碎，英國才有可能在連橫合縱中縱橫捭闔，用“均勢”的方法操縱歐洲：法國崛起，英國就扶持德國；德國崛起，再扶持法國；德法聯合，英國就和俄國聯手。總而言之，只要歐洲破碎，英國就是歐洲的中心。
日本也明白這個道理，知道自己在亞洲的主導權一定要以中國破碎為前提；如果中國是統一的，那日本在亞洲地緣政治上的地位也必然是邊緣的。明乎此，就明白了自甲午戰爭後，為什麼日本一直都在肢解中國：跟清兵入關不一樣，日本侵入中國以後，並沒有全盤佔領中國，而是把中國分割成好幾塊，這樣有利於構建它在整個亞洲的主導權。
日本就是在這樣的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天大目標的牽引下發動了甲午戰爭，但由於這樣的即肢解中國大版圖的目標和工作量如此龐大以至僅靠日本無法實現而日本卻硬要一味蠻幹，其結果必然是在贏得首場戰役的同時，日本就不得不面對必將輸掉整個戰爭結局。
為什麼要這麼説呢？
二
1．我們知道，與當時的中國相比，日本以制海權見長，但海權控制的不僅僅是一串島鏈，而是沿這串島鏈拉出的圓周半徑，島鏈線越長，需要鞏固這些戰果的作戰半徑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圓周半徑內的對手，那你最終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戰果。甲午海戰之後，日本最大的戰略敗筆就是佔領台灣，因為這意味着日本的國防線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極限之外。我們看，佔領台灣，意味日本還要控制以台灣為圓心的半徑範圍：它東至北馬里亞納羣島，西至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南至菲律賓等南海國家。佔領中國，當時日本有些力量但已力不從心，但佔領北马里亞納和菲律賓，日本就要與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權國家英國繼而美國作戰。也就是説，如果不能同時打敗中國和美國（當然還有俄國），日本絕搞不定台灣；而要想同時打敗中國和美國，對日本來説根本不可能。日本就是這樣被甲午戰爭的勝利誘入一個無解的戰略悖論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慘敗，就是由這個悖論導出的必然結局。從這個意義上説，1945年日本慘敗的種因預埋於1895年的日本甲午勝利。
2．但這還只是日本毀滅的地緣政治原因。導致日本毀滅還有認識論偏差及由此導致的制度偏差的原因。
1895年甲午對華戰爭和1905年對俄戰爭的勝利都是日本在打不動的時候及時談判停戰並獲得相對利益[5]——如果陷入持久戰，日本未必能贏。這説明這時的日本軍人是講政治、懂政治的，知道適可而止。
1942年10月，毛澤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一文中分析説：“因為像希特勒這樣法西斯國家的政治生命和軍事生命，從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進攻上面的，進攻一完結，它的生命也就完結了。”[6]日本也是如此。由於國土面積狹小，日本的進攻能力與防禦能力始終是捆綁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勢或進攻失敗，那就是全局性的失敗。正因此，日本軍事理論始終保持強烈的進攻意識——這也是當時日本軍事思想優於中國和俄國並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過了就錯。兩場戰爭的勝利大大驕縱了日本並百倍地固化了其進攻優先的意識。加上兩場戰爭的勝利更使日本人開始目空一切，從自信轉為自大，原來受政治節制的軍事優先觀念變為排斥政治的單純軍事主義的觀念，認為只有仗打得贏，其他一切都好説——這與我們今天一些人認為只要經濟搞上去其他一切都好説的認識很相似。
刀子一旦失去節制，如果它還鋒利的話，其結果是可怕的。日本1883年創立陸軍大學校，對華對俄兩次戰爭勝利後陸軍大學的學員基本上都滋長了輕戰略重戰術的學風。戰略是要有哲學指導的，其要義在於合理的節制，其最終目標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後，日本陸軍大學的學員已不懂什麼叫節制與和平，他們都鑽到戰役學層面並因此日益失去了全局觀，以至在太平洋戰爭前期及此之前日本在戰役上基本沒有大輸——這一連串的勝利卻埋藏了很快就要出現的戰略上的慘敗。
今回頭總結，這是因為不知節制的觀念和優秀的戰役指揮使日本勝利來得過於容易以至使其戰線拉得過長。其對日本國運衰落的重要節點就是東條英機上台。東條英機身上集中了由陸軍大學優點過度強化而產生的表現為單純軍事主義的形而上學認識論的缺點。20世紀20年代，日本少壯派軍人對政治人物尤其是主張和平節制的政治人物的一系列刺殺活動導致真正的政治家們被迫退出日本的高層決策。政治成了軍事的附屬。軍人一味蠻幹給國家抱回來的成堆成堆戰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難以消化。
太平洋戰爭期間任羅斯福總統併兼任蔣介石政府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7]評論説：“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幹，而且越幹越難，他們不是步步積累，越做越容易。”[8]結果日本硬讓這些“優秀”軍人們的抱回的大堆戰果給“噎”死了。侵華戰役的持續勝利使日本的戰線迅速拉長，這導致日本在中國之外又增加美國這樣一個重要對手。中國與美國的結盟迅速拉昇了日本的資源消耗。據統計， 1931年日本軍費佔國民總產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軍費已佔國民總產值14%，1941年18%；1942年日本對美宣戰，軍費已佔國民總產值34.6%；1943年達46.7%；到戰爭結束前一年即1944年軍費迅速衝至98.5%，[9]也就是説日本國民總產值已近全部投入戰爭，由此日本全面失敗已不可避免。
與此相反，1943年前後中國在戰役層面還是輸多贏少，但在戰略層面我們卻成了參加開羅會議的重要成員了。為什麼？這因為中國的戰略有哲學。哲學家眼中無成敗，有的只是成敗因素的轉化。敗中藴藏着贏的因素，贏中也孕育着敗的種子。
這是誰惹的禍？是日本軍人；為什麼是他們？是因為他們太能打仗了而且不受政治約束。軍人會打仗的優點不受節制地過度使用就轉化成了毀滅國家的致命缺點。這個教訓對我們也有啓發，中國今天正在迅速崛起，但要想贏得持久的勝利，我們還得堅守“黨指揮槍”原則和毛澤東説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思想。
3．正確地總結甲午海戰，不僅要看到我們的對手的優點，但如果不能發現對手的缺點，那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總結結論。
戰略解決的是衣食住行問題，因此，搞戰略要有居家過日子的經驗；不然看似很猛，實則不行。當年的東條英機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費爾德等都是這樣的政治人物：他們打出的戰果超過了他們的消化力，所以國家生生讓他們莽撞給撐死了，1945年日本還捱了兩顆原子彈。蔣介石去過日本，較早看到日本人這一短板。1938年1月15日，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説：“日本無政治家，無領袖，其國之危，亦可惜哉”；[10]10月，日本佔領中國廣州、武漢後，11月1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又説：“倭人氣量短窄，事尚徹底，非生即死，決無對弱者中途妥協與讓步之理。”[11]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冷戰時期已成日本盟國的美國在統治日本期間，也在力圖消蝕日本人的戰略思維。日本學者孫崎享寫的《日本人的戰略思考選擇——超越日美同盟》一書説到戰後美國統治日本的方法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美國人把戰略學從日本大學抽掉，這使日本人思維的“一根筋”特徵更加明顯。你看日本今天還在為其發動太平洋戰爭翻案，還説他們搞的慰安婦制度是“合理”的，這不是“二百五”是什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跪下來謝罪，現在德國成了歐洲的中心。如果日本真的也能跪下來向亞洲人民謝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強大的開始。可惜日本人不是德國人，德國有康德和黑格爾，而日本沒有。在日本自明治後就有一種與“大日本”理論相對的“小日本”理論，認為日本沒必要爭奪亞洲主導權，做個瑞士那樣的國家適合日本國情，會很幸福。但這種理論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種不知節制和量力而行的認識——而這恰恰就成為日本軍事認識論的短板所在——則為日本軍人奉為寶典，至今不放棄對“靖國神社”的參拜及與此連貫的始於明治時期的向世界擴張情結。[12]這樣的國家焉有不敗之理。
三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是如何有效地節制暴力的學問。武，止戈也，真美人不爭翡翠，真兵家不爭城池，真正會打仗的人是不輕言戰爭的。可惜身為東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領悟到這一東方智慧。
由於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對華對俄戰爭的勝利，上述日本單純軍事化的觀念對同期亞洲，尤其是對同期中國特別是中國國民黨的軍事思想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中國人對日本的軍事思想痴迷一時並以赴日學兵為貴[13]。那麼，我們中國人是如何即能學習日本軍事理論的長處，又能免受其害？
這應當感謝我們的毛澤東同志。
我們知道，20世紀初中國有相當多的軍人接受日本軍事優先的思想，認為軍人只是一種職業，只管打仗，至於政治，那只是政客們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軍事一路高歌猛進，當時一般人不僅不會認為日本會有什麼危險，相反還會以日本為東方榜樣，這更加固化中國舊式軍人的單純軍事觀點，即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軍事不要服從政治，或者以軍事來指揮政治。
這種單純軍事觀點嚴重影響着早期紅軍的觀念。1929年毛澤東帶領的紅四軍中“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脱胎出來的”[14]，他們普遍存在着軍事不受政治節制的認識。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在新泉就此覆信林彪，批評説：“紅四軍中向來有一些同志偏於軍事觀點，同站在政治觀點即羣眾觀點上的人意見不合。他們在軍事失敗的時候，什麼都可以取消，只要槍桿子保存就夠了；他們在遊擊工作中單純地發展軍事影響而不去發展政治影響。”[15]
為了糾正這種單純軍事思想及其他錯誤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澤東在古田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古田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會議作出決議，規定紅軍的性質和任務，提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肯定了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強調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進行黨的建設，還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指出要在紅軍中健全黨的各級組織；明確了軍事和政治的關係，決議指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批判了“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和“司令部對外”以及把政治機關隸屬於軍事機關的單純軍事觀點。[16]此後，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生命線。
1938年3月5日，毛澤東為抗大題詞第一條就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7]。3月19日，毛澤東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隊開學典禮上講話，強調：在抗大要學習打仗，也要學習政治，更着重於軍事，政治是管着軍事的，二者又要統一地配合起來。[18]毛澤東明確告訴抗大學員：“我們説槍桿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槍桿子必須服從革命政治。”[19]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印發和學習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即古田決議，為此，毛澤東致信譚政、莫文驊：“將四軍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多印數千份，發至留守部隊及晉西北部隊，發至連長為止，每人一本，併發一通知，叫他們當作課材加以熟讀（各級幹部均須熟讀）。”4月6日，八路軍留守兵團向各部隊發出訓令：“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不僅對當時中國紅軍的建軍上有着很大的意義與決定作用，就是對今天八路軍、新四軍的建設上，仍然有着偉大的實際意義。”[20]
古田會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使我黨的武裝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靈魂；也就是説，中國共產黨手中的“刀把子”開始有了明確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連隊上”的制度保證，中國共產黨突出政治的軍事思想便與當時充斥中國乃至東亞的主要源於近代日本和德國的服務於壟斷資本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分道揚鑣。這不僅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及其運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殺道路，而且還被改造成為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保駕護航的重要力量。
比較日本在甲午海戰的“勝利”和太平洋戰爭中毀滅的兩段歷史，再看看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取得打敗美國的勝利，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提出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支部建在連上的思想是中國近現代軍事思想變革中的劃時代事件，並不能不為毛澤東同志在古田會議上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作的關鍵性的貢獻而讚歎。自此始，未來中國發展出現日本式的自毀隱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再加上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日本在甲午戰爭後贏得的對中國的競爭優勢由此不復存在。
1944年中國抗日戰爭接近勝利，4月，毛澤東為《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報告加寫如下結論性的文字：“如果我們的軍隊沒有共產黨領導，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軍事工作與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設想的。”[21]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戰之後至太平洋戰爭失敗的結局，不能設想，如果沒有古田會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我們很難説今天的中國是什麼樣子，這絕不是在開玩笑。
三
1895年的戰敗對中國——對1905年後的俄國也是一樣——的影響也並非全是負面的。它在把中國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過程的同時，也強行終結了中國的封建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國既然沒有了封建社會，沒有了天朝，那麼中國人就沒有退路，就必須向前並要有新的選擇。道路危機反倒促成了中國人的文化自覺。甲午戰敗後，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説“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22]當時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並不是少數人的一時衝動，而是中國人民在近現代反覆試錯之後形成的共識，同樣的道理，我們今天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反覆嘗試包括制度改革在內的各式改革後形成的全黨的共識。
甲午海戰在開啓中國人民的文化自覺歷史進程的同時，也開啓中國人民開放學習的歷史進程。2014年4月習主席到歐洲去就講了這個問題。我們並不排斥西方制度中的優秀內容，我們近代也嘗試過各種制度選擇，但是發現它們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人既不能走老路回到封建社會，也不能走不適合中國國情的邪路。袁世凱當時就想回到王朝老路，哪怕是形式上的復舊，當時的中國人也不答應。袁世凱就是在其復辟舊制度的活動受到激烈抵制的氣氛下鬱悶而死的。那麼往前走什麼路呢？蔣介石選擇了依附於西方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道路，也解決不了中國工農的極端貧窮問題，人民推翻了他並最終選擇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
這可能就是國家發展進程中的後發優勢。有人在甲午戰爭失敗中只看到中國人落後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中國人窮則思變實現跨越式進步的另一面。不然就不能解釋“落後”的中國人怎麼就選擇了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先進”的日本人卻選擇了在當時已經落後的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軍國主義制度並參與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戰爭。1913年，列寧説“先進的亞洲和落後的歐洲”[23]，列寧認為當時的中國已屬於前者，日本屬於後者。
今天看來，如果日本不想放棄其“大東亞”夢想，那中日之間乃至日本與亞洲國家之間的矛盾就是不可調和的。歐洲碎片化產生的不盡內耗導致兩次世界大戰，亞洲大陸如果碎片化，可能因為其汪洋大海般的小農業生產方式的存在，其結果可能比歐洲更慘。今年又是甲午年，日本又開始向中國叫板。日本還想要步其“大東亞”後塵，要走法西斯的老路，又將中國逼到17世紀初莎士比亞説的“生存還是毀滅”[24]的歷史關口：中國或被肢解——當然這在今已難以想象——或全力出擊，二者必具其一。而要能夠戰勝這種挑戰，我們就必須始終堅持包括台海統一在內的中國統一；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這些都是我們戰勝日本法西斯的關鍵點。由此反觀日本，它如果還想重温1895年甲午舊夢，其前提是先搞亂中國。只要中國內部不亂，中國即使“落後”一點並不要緊，因為還有翻盤的時機。我們以前常説：落後是要捱打的，但國家分裂則更是滅頂之災。
正因此，我們今天總結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戰爭的教訓，不能只在那些細節——比如咱船造得不如人家好、戰鬥隊形不如人家合理、教育水平不如人家高等——上糾結。如果這些細節能決定中日間的成敗，那就不能解釋：仍到1942年還處於文盲狀態的中國農民[25]為什麼能打敗同樣“文明”的日本人呢？能領導精英前進的是將軍，而能領導人民——這在中國更多的是農民——前進的則多是元帥和領袖。人民而非精英是決定歷史的根本力量，這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經驗。你看日本法西斯軍人多來自軍校，蔣介石領導將軍的多是海歸精英，但最終贏得勝利的還是毛澤東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隊伍。我們雖然在甲午戰爭中失敗了，但我們沒有沉淪，我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盡艱苦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中華民族在當代世界屹立不倒且獲勃勃生機的重要前提。
四
總結甲午戰爭的成敗經驗，不能忽略其中兩國在國民性塑造問題上的較量。
學術為政治服務，這一點在近代日本表現的極為充分。王向遠同志的《“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和《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兩本書[26]披露的大量資料證明，近代日本“學術”及其“研究成果”有明顯的為侵華戰爭準備和服務的“筆部隊”[27]性質。可以説，日本侵華戰爭不僅是其長期軍備的必然，也是日本對華戰略中意識形態“宣傳戰”[28]的結果。
1941年，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刻，日本人為什麼要“邀請”梅蘭芳出場唱花旦，這是因為他們知道，使對手國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覺中普遍雌化——這種現象目前在東南亞曾被英國、日本、美國等殖民過或佔領過而又沒有經歷社會主義革命的地區普遍存在，在其影視文藝中已是主流——是擊敗這個國家的重要手段。梅蘭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陰謀，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決定“蓄鬚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勵中國男兒英勇殺敵，誓死報國[29]。梅蘭芳一生的藝術實踐告訴我們：藝術品質的高下不僅僅在於技巧，更在於氣節。梅蘭芳的偉大不僅在於他的藝術功底，更在於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捨生取義的偉大民族精神。毛主席後來稱梅蘭芳為“梅先生”[30]，説明毛澤東看重的是梅蘭芳的民族氣節。
但是，文化鬥爭並不都是一個牧歌式的過程，在許多時候它還帶着血腥。香港曾是英國人的殖民地，新中國建立後，華人武術界裏出了一個李小龍，在他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華人“好勇鬥狠”的猥瑣形象，表現出中華民族大義凜然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龍用自己的武藝和武德贏得了世界人民的熱愛，在美國和日本人民中擁有眾多崇拜者，但他在33歲就“死於不幸”；其長子李國豪決心繼承父業，但在其事業初有聲勢的時候，也隨一起“誤擊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時年僅28歲。
如果再聯想清末曾多次打敗洋人的愛國武術大師霍元甲年僅42歲便“不意中毒身亡”的結局，我們就不能不懷疑這些相似結局與某種戰略意圖相關聯。李小龍離世後，其表現出的大無畏的民族氣節便在香港武術界日漸式微：在英國殖民者面前，這時的香港武者已失去了李小龍那龍飛九天的氣勢，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武者降格為陰溝裏蓬頭垢面的扶貧義士；即使在香港迴歸祖國後，這些“武者”又轉行為宣傳對殖民主義無害的普世理念的環保人士。“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31]沒有政治指向的“道德”，猶如天邊的彩虹，對被壓迫者好看不中用，對壓迫者既中用又看好，這樣的文藝作品及其藝人就可以從西方殖民者那裏獲得大獎項。老子認為，這樣用消蝕被壓迫者反抗的“道德”，是“下德”即沒有道德的。
這樣的“文化戰”對華人世界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前幾年，我們曾有藝人身披日本軍旗拍時裝照，這兩年更有藝人“一身兼二任”：剛演完“格拉瑪”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扮演被美化了的漢奸情婦。這些“藝人”們已經不清楚藝術在任何國家都是有底線的，那就是愛國主義。
大家看東南亞國家，凡是受到殖民主義佔領過的，比如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香港等地的國民性格與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國家國民性有極大的反差。在前者，男性多有嚴重地雌化傾向，在後者則有更多的陽剛。西方人為什麼把張國榮及其主演的《霸王別姬》影片推得那麼高？目的就是雌化、弱化華人的國民性，使之最終不能戰鬥。李小龍為什麼被“早逝”？因為李小龍打出氣勢了，毛澤東喜歡他[32]；比李小龍更早的霍元甲為什麼也被日本人也弄成“早逝”，這是由於他為中國贏得了尊嚴，他們因此都是日本、英國等在殖民文化傳播中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障礙。李小龍被“早逝”後，香港武功片幾乎都被精選出的某些沒有民族氣節功夫片藝人所醜化，其主演幾乎都成了蓬頭垢面在地溝裏混打亂斗的狠角。時而久之，這些角色就不知不覺地將華人誘入自我厭惡的心境和語境之中，中國武術就成了與地溝裏混戰的老鼠同義的概念。
大家看美國、英國的片子，白人總是智勇雙全，白人軍人不僅會打仗而且還懂愛情，黑人充其量是老實忠厚，但很傻：《飄》《魂斷藍橋》等影片就是這樣。西方為殖民地人民塑造的正面形象，如果説有的話，最多也是被普世化了的人格，比如甘地、曼德拉等。為什麼捧他們？因為他們已經過對殖民主義無害化處理。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用坐牢、絕食等和平而非武裝鬥爭的方式爭取自由。於是英國人就封甘地為“聖雄”，稱曼德拉為“和平鬥士”。鬥士怎麼能和平呢？無害化處理過的鬥士也只能這樣。正因此，這些人獲得的西方獎項特別多，誰給的？西方人給的。樹立他們的普世形象是為了弱化殖民地人民反抗精神，便於殖民統治。
古今不乏以意識形態為武器致敵於死地的成功案例。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1991年在美國休斯敦曾説，就在西方與蘇聯的鬥爭陷入困境的時候，因戈爾巴喬夫的上台而使形勢好轉。他們“很快得到情報説蘇聯領袖逝世後，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藉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即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派”——引者）關係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33]在講話結束時撒切爾一語道破天機説：“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34]果然，戈爾巴喬夫的上台後，蘇聯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開性”和“壯士斷腕”式的市場化“改革”中分崩離析。1991年12月2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召開最後一次會議，從法律上宣佈，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已經不存在了。
這天正是聖誕節，有意選擇這天宣佈蘇聯解體顯然這是戈爾巴喬夫獻給西方的“聖誕大禮”。
中國春秋時期，秦國對其他六國用的政策是“立庸君而弱晉”，將“戈爾巴喬夫”式的人扶上對手國家的高位，並由此使這些國家衰弱；自己則是“奪城池而強秦”[35]。戰國時期，秦國也用這種方法與誘騙過齊國。戰國末年，後勝任齊王建的宰相，秦知道後勝貪財，便派人送重金給他。後勝的賓客、僕從也經常收受秦國的金錢。於是他們共同力勸齊王不要出兵援助其他諸侯國，致使秦得以將其他諸侯國各個擊破。公元前221年，秦兵大舉伐齊，齊國因後勝當政，竟不戰而亡。
總之，送對手以唯心主義，給自己則以唯物主義，以普世麻痹對手，以經世以壯大自己，是秦國得以擊敗六國、統一天下的重要手段。秦國用的是李斯、商鞅這樣的知識分子，而把那些不靠譜的“公知”們全趕到對手國家尤其是齊國去。當時齊國搞“百花齊放”，淨弄些“公知”回來帶“研究生”，所謂“稷下學宮”[36]可謂是當時官私合辦的“研究生院”。秦國不時地還給他們送些“課題費”，專資助那些不靠譜的爭論。這樣的學術並沒有造成齊國強大，書載稷下學宮隨着齊的滅亡而消失。值得深思的是，當秦軍抵至齊國城下時，與蘇聯解體前的情形一樣，竟沒有出現像樣的抵抗！學問那麼多，卻不能保家衞國；國破家亡時，“竟無一人是男兒”！後來的宋朝也是這樣：學術一派繁榮，而皇帝卻寄金人籬下，被虜到北方做苦力。學問既不能保家也不能衞國，那要這樣的學問、這樣的書生，還有何用呢？
懲，徵心是也。為了全面侵佔中國，日本早在1923年3月召開的第四十六屆國會通過《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12月，日本內閣依據《特別會計法》成立了“對支文化事業調查委員會”，由外相任會長。1925年初策劃成立了“日中文化委員會”（次年更名為“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到1936年5月，日本外務省提議將原先由“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規定的300萬日元的預算增加到400萬日元，主要用於：在中國各大學設立日本語講座與日本文化講座；中日民間各團體之經濟文化提攜；在中國各地新設日本文化圖書館，積極介紹日本文化，展開日本體育運動、戲劇及藝術交流。一年後日本便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由文化侵略轉為軍事佔領。[37]
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語言學者平野晃在《大東亞共榮圈中的語言問題及其對策》文章中明確表示：“日本在大東亞所應採取的語言政策，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加，一個是減，亦即日本語的普及和歐美語的排斥。”他認為：對於香港等第一類地區，決不能認可除日本語以外的其他語言；對於“滿洲國”“支那”、泰國等第二類國家，日語應該作為第一外語、教育、文化用語來使用，應該成為“國家語”；“大東亞語言政策的理想就是把日本語作為大東亞的標準語，而各民族、各地方的語言要置於方言的地位”。[38]據統計，從1937年下半年到1040年，日本在中國內地廣大淪陷區開設的日語學校達180多所。[39]
1934年，日本陸軍省新聞班發行了一本題為《國防的本意和強化的提倡》的小冊子，該書較早提出“思想戰”的概念，強調“作為戰爭手段的經濟戰、政略戰、思想戰，都具有與武力戰相匹配敵的重要作用。”，宣稱：“對於一種思想，必須用另一種思想來應對，對於一種世界觀，必須用另一種世界觀來應對，否則，要徹底克服它是不可能的。對於具有普遍性、世界性、有着理性傾向的思想，只以無思想的情緒、民族的本能與之對抗，是消極的防衞，即使很充分，也由於缺乏積極的攻勢和必要的理論武裝，作為思想戰而言畢竟是不徹底的。”[40]
歷史上注重戰略能力的國家，都將國民性塑造問題放當作戰略問題來看待。不然就不能解釋今天為什麼有些人要把《色戒》《霸王別姬》等片子引到中國來，為什麼帶有中性氣質的主角張國榮被捧得這麼高？還有把國民性格塑造得很自虐，將青澀男藏在一羣少婦裏準備為日軍“獻身”影片《金陵十三釵》以及目前出現的“鳥叔”現象，為什麼在銀幕和舞台上大行其道，道理很簡單，這樣的作品和形象符合西方強權的需要，在南方國家，這樣男人多了，國家就不能打仗了。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學者杉山平助在《論支那人》文章中將日本對華“筆戰”的作用概括為：“軍人用刀劍刺支那人，我們文化人就是要用筆把他們的靈魂挖出來。”[41]這話反過來説也可理解為：當日本的文化人不能用筆把中國人的“靈魂挖出來”時，那軍人的刺刀就要派上用場。
經世而非普世是中國國民性的主流，包括日本右翼在內的敵對中國的勢力明白，要改變這一主流觀念是相當困難的，因而將中國人的世界觀普世化卻是可以間接達到目標的方法。對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世界是鬥爭的，鬥爭還在繼續。
【註釋】
[1] 《習近平在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610/c1024-25125483.html 。
[2] “三韓”是指公元前2世紀末至公元后4世紀左右存在於朝鮮半島南部三個部落聯盟即馬韓，辰韓和弁韓，後亦指朝鮮半島。
[3] 《名人名家抗戰詩詞選（1932年5月～1945年9月），《黨的文獻》2005年 第5期。
[4] 轉引自《日本知名學者：誰控制了黃海誰就主導了東北亞》，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0_08/09/1910806_0.shtml。
[5] 中日戰爭後，日本將從中國攫取的3.64億日元的戰爭賠款中的90%用於擴軍備戰， 在此基礎上，在隨後的7年間，日政府還分3次發行外債，得到了總計1.9億日元的公共事業投資資金。日俄戰爭期間，日政府又接連不斷地分4次發行了相當於8億日元的外債用作戰爭經費。 1904年1月5日（俄歷），日本駐倫敦公使拜訪並明確告訴英國外交大臣蘭斯多恩：日本“用自己的儲備只夠打一年，通過增税和發行紙幣可以把戰爭再支持6個月，到那時候，財源就枯竭了。” “1905年底在與俄國進行和平談判時，日本財政已處於崩潰的邊緣” 。據歷史學家羅曼諾夫統計，日俄戰爭中，日本的直接戰費將近20億日元，超過1903年最後一次戰前預算2.5億日元的6倍。在這20億日元中，日本政府於1904～1906年間通過6次認購為數甚微的內債用於戰爭的，只有6.8億日元（這是名義上的，政府實收為6.4億日元）。一半以上的戰爭費用來源於向英美借得的5次外債，總數達1.07億英鎊，合計9.27億日元。日本國債從6億日元增長到24億日元。這筆國債每年須還息1.1億日元，其中9000萬日元用於償付戰時公債的利息。按人口計算的納税負擔的平均數，從1903年的5日元增到1905年的8日元，而到1906年，已超過10日元。參閲張文木：《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161頁。
[6]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1942年10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頁。
[7] 歐文•拉鐵摩爾，東方學家。生於華盛頓特區，幼年隨父前往中國。1915年就學於英國坎伯蘭聖•比斯學校，4年後回中國。1920年在上海的報館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諾德公司任職，會漢語、蒙語、俄語。1924年從事對中國的調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國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廣泛旅行和考察。後定居北京。1937年到過蘇區，同年返美。1938年執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係學院，次年任院長。1941年奉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之命出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次年返美后在戰時情報局供職，負責太平洋戰區工作。1945年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駐日經濟代表團團長的特別經濟顧問。同年出版《亞洲問題的解決》，主張幫助亞洲國家確立其在世界中應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間任英國利茲大學中國問題教授，1972年任該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麥卡錫主義時期曾受到調查，並被詆譭為“蘇聯間諜”。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滿洲——衝突的搖籃》《現代中國的形成》《中國的歷史和革命》等。
[8]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峯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頁。
[9]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重要資料統計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頁。
[10] 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下），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頁。
[11] 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頁。
[12] 2005年7月1日，日本東京基金會 對華政策研究小組（The Study Group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 Sponsored by the Tokyo Foundation Tokyo Foundation）發表的《日本對華政策的建議》（“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呼籲日本政府“放棄日本應當拋卻在歷史問題上對中國的負罪感，以現實主義的對華外交方針取代“友誼第一”的方針，敢於面對同中國的暫時衝突，從而避免一場被推遲發生、但卻變本加厲的中日對抗”。在地緣政治上，報告提出了日本的訴求已大大超過“周邊事態”的範圍，認為“日本應當充發揮自己作為一個亞洲國家、一個太平洋國家以及一個海洋國家的作用。在戰後歲月，日本的利益已經從東北亞擴展到了太平洋和其他地區，成為名副其實的海洋國家，以美日同盟為基石，日本發展了與西太平洋諸國的密切交往；作為海洋國家，日本形成了一個東起西部日本、穿越中國東海和印度洋、西抵中東的海上交通線，並與沿交通線的印度等國建立了友好關係。從日本未來的發展考慮，日本應當削減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同時加強美日同盟以及與歐洲的傳統聯繫，通過開展經濟合作發展與印度等交通線沿岸國家的關係，以反制來自中國的威脅。” 該報告得到了包括前國務大臣Kazuo Aichi、前法務大臣Shigeto Nagano、前艦隊指揮Kataru Hasegawa等前自衞隊將領、Kazuhiro Haraguchi等多名在任國會議員在內的25名有影響人士的支持。這份報告顯然對日本外交政策產生影響，3個月後即10月23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長時間以來，因對戰時侵華行為缺乏責任感問題，日本一直保持一種對華“軟弱”的姿態，“但現在到了發展一種更為平等的外交關係的時候了”。町村信孝説：“直到現在，我們經常——雖然不總是這樣——傾向於認為日本最好是服從中國所説的每一件事，不堅持自己的主張，保持一種低下的姿態”。“但是，我認為我們應該能夠説我們所相信的東西是正確的”。
[13] 當時迷信日本軍事理論是一種風氣。許多國民黨高層人物比如孫中山、蔣介石、戴季陶、湯恩伯等都有在日本學習軍事的履歷。1931年12月，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寧都起義後投奔紅軍，毛澤東要求“對這支隊伍，要努力按照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建立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而這支隊伍中的許多人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黃埔軍校的人”。為了更順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這支部隊，毛澤東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長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訴他：“我們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則壓不住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64頁。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頁。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頁。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頁。
[17] 1938年3月5日，毛澤東為抗大同學會成立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加上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便一定能夠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6月，毛澤東又將這句話略作變動作為抗大學生畢業證題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1頁。
[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頁。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頁。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頁。
[22] 引自2014年4月1日習近平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重要演講。
[23] 列寧：《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年版，第449頁。
[24]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莎士比亞：《哈姆萊特》（1601）。
[25] 1939年4月19日，《新中華報》刊登毛澤東的題詞還是“為消滅文盲而鬥爭”。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頁。
[26] 王向遠著：《“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兩本均為崑崙出版社2005年出版。
[27] “七七事變之後不久，日本向侵華戰場派出了一支由文學家組成的特殊的侵華部隊，當時稱為‘筆部隊’。‘筆部隊’成員們以筆為槍，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參見王向遠著：《“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崑崙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頁。
[28] [日]池田德真著：《宣傳戰史》，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
[29] 關於這一段事蹟，參見梅紹武回憶文章：《傲骨從來耐歲寒——憶父親堅決拒為敵偽演出的事蹟》，載於梅紹武著：《我的父親梅蘭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頁。
[30] 參見《鍾愛京劇 毛澤東與梅蘭芳結友誼》， 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20715/class014800023/hwz716293.htm ，登錄時間：2014年7月20日。
[31] 沙少海、徐子宏譯註：《老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頁。
[32] 1974年，劉慶棠擔任文化部長，他曾問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毛主席喜歡不喜歡看香港電影？張玉鳳説：喜歡，特別看了李小龍主演的影片，一個人一邊看，一邊鼓掌：“功夫好！打得好！”劉慶棠説，一般借香港的電影，毛澤東要看十幾天，斷斷續續地看，每次看幾分鐘。而李小龍的電影，毛澤東要留下一個月，反覆看。正是因為毛澤東喜歡看李小龍主演的電影，中國在當年（1974年）就引進了李小龍的大片《唐山大兄》、《精武門》、《猛龍過江》。參見覃煒明：《李小龍一個世紀的傳奇》，載《羊城晚報》2010年11月20日。
[33] 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頁。
[34] 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頁。
[35] 公元前651年，晉獻公死，晉國內亂，公子夷吾以“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為條件，請求秦國協奪取君位。秦穆公決定立庸君而弱晉，得城池而強秦。參見張分田著：《秦始皇傳》，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頁。
[36] “稷下學宮”，“稷”是齊國國都臨淄城（今山東省淄博市）一處城門的名稱。“稷下”即齊都臨淄城的稷門附近，齊國君主在此設立學宮，故因學宮地處稷門附近而得名。宣王時，稷下師生數量多達“數百千人”。師生濟濟一堂，定期舉行學術活動。稷下學宮是算是世界上較早的由官私合辦的高等學府。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百家爭鳴”運動就由此發韌。
[37] 王向遠著：《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崑崙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3頁。
[38] 王向遠著：《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崑崙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頁。
[39] 王向遠著：《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崑崙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頁。
[40] 轉引自王向遠著：《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崑崙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頁。
[41] 王向遠著：《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崑崙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