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在巴中講一個圓滿的紅色故事

7月，從貴陽出發一路北上，過烏江、赤水、婁山關，再過長江進四川，轉入千里大巴山。

這是一條經典的“紅色線路”，當年紅軍依託這一帶的林密山高水險躲過圍剿，成功保存了實力，而後逐漸發展壯大，十幾年之後打下了整個江山。

早期的紅軍，就是強烈反抗意志與簡單紅色思想的混合物。在位於巴中市平昌縣的佛頭山，政府修建了一個“中國工農紅軍石刻標語園”，裏面收集了上千幅遍佈川陝山區且遺蹟猶存的石刻紅軍標語。“蘇維埃政府是窮人把發財人推翻了，自己選代表建立起來的保護工農利益的政權！”“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參加紅軍好分田！”“紅軍到此地，川陝變蘇俄！”“國民黨是刮民黨！”等等，就代表了當時的觀念水平。

大巴山區新農村建設中修建的民宅

除非瞭解中國的這段歷史，否則今天的人們會大惑不解：如果繼承紅軍的理想，我們今天要推翻所有“發財人”嗎？要繼續輸出革命、實現“赤化全球”的目標嗎？

如果所有這些口號都不再算數，而且還要顛倒過來——不僅不能推翻“發財人”，還要保護、扶持、鼓勵現在這些“民營企業家”的新富人投資興業；不僅不能再咒罵國民黨，還要和當下的台灣藍營握手言歡探討合作和共贏；不僅不能再提打土豪分田地，還要動員今天的農民同意拿出承包田參與土地流轉——那麼，為什麼還可以這樣大張旗鼓地紀念甚至繼續宣揚呢？

八十年多前這些充滿煽動性的、激進的左翼運動口號，在當今世上任何一個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國家裏，都不會公開展示，更不會被執政黨當作光榮傳統加以紀念，即使是左翼政黨如工黨和社民黨也不會，更不用説國家黨和保守黨，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共產黨可以這樣做？

當年紅色政權代表了民間對國家的反抗，而在紅色政權成為國家政權之後，又轉為維護國家政權，代表了國家與社會的合作。同一個政黨，覆蓋了從左到右、從紅到藍各個政治光譜，為什麼中國民間社會能夠理解並接受這種路線大掉頭、政策大轉向呢？怎麼會當年全力支持鬥爭，現在又同意各項新政策呢？

由於這個問題只出現在中國，在現代世界政治史上獨一無二，所以也只能在中國大地上尋找答案。大巴山區的新農村建設示範點，提供了部分答案。

位於大巴山深處的巴中，自古以來因兵家必爭羣雄逐鹿而得名，從未以豐饒富庶民眾安康而著稱。此地山區農民的貧窮和苦難，幸得當代油畫家、現任四川美院院長羅中立1980年創作的那一幅著名的《父親》記錄了下來，畫作中的人物原型鄧開選，就是巴中當地的一個普通農民。

油畫《父親》的人物原型鄧開選，是巴中當地的一個普通農民

千千萬萬的“父親”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窮苦人的化身，他們深重的貧苦，無言地挑戰着紅色政權的合法性，當年紅軍許下的承諾顯然沒有兑現，在社會被國家所整合併為國家做出犧牲之後，邊緣人羣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救助。“父親”的形象，就反映了他們在生存線上自生自滅的慘況。

但同時，《父親》畫作的獲獎，也代表了紅色政權反省自身問題的開始。自七十年代末持續至今的改革開放，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看，就是首先啓動了對於沿海等地“強大”社會的大解放，隨後又開始了國家對於老少邊窮“弱小”社會的大救助。

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大救助，是在近幾年落實的。政府提供了從規劃設計、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引進和整合，直到逐家逐户的安置動員、五花八門的惠農補貼等等一整套的“新農村建設”措施，將原本散落在山腰溝底的千百家小農户，集中到了一個個現代化的新村當中，又通過各種形式的“打造”，將新村變成集旅遊觀光和現代農業為一體的新型經濟體。

由於力度極大，一個村就達到幾千萬甚至上億的資金規模，這些經過“打造”的新村，個個都是“一夜跨千年”，新房如別墅，村頭像花園，農業成休閒。在平昌縣駟馬鎮一個叫元峯村的新村裏，參觀者見到了連城裏的公園都自嘆不如的園林化佈景，村中甚至修建了一條精緻豪華的“文化長廊”。據村長介紹説，一家農户靠提供“農家樂”餐飲住宿掙到的錢，僅一個節假日短短几天就相當於在外打工兩年。

在這種救助中，紅色政權的確是以“窮人救星”的身份出現的，它在規劃設計中代表了科學技術水平，在安置整頓中代表了組織動員能力，在項目引進中代表了信息獲取和資源整合手段。所有這些，都是剛剛從苦難中掙脱出來的貧弱社會完全不具備的，除非依靠政府，沒有任何其他社會力量能夠同時集中調動所有這些資源，完成如此大規模的提升改造。

在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很忙，要做的事情極多。紅軍在八十年前許下的承諾，現在正由他們逐一兑現，而且超額兑現。在這裏，大政府幾乎是必需的，其發展模式就是國進帶動民進，沒有國進就沒有民進。對於這一點，政府是這樣宣講的，農民也是這麼理解的，國家與社會之間沒有對抗，只有攜手合作。

當然，紅色政權就是大政府的保障，今天的繼承者們可以欣然面對當年的紅軍標語而無需迴避。其中的歷史邏輯就是：窮苦人原本是毫無希望的，當年的“發財人”和國民黨不能帶給他們好日子，只有紅色政權才是大救星；今天救星終於降臨，儘管晚了很多年，但總算來了，窮苦人當年支援紅軍，並沒有白白犧牲；正是紅色政權保障了國家的人民性質，人民國家通過大規模救助貧弱社會，讓窮苦人過上好日子。

就這樣，在巴中這樣的地區，八十年來的紅色故事説圓了，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完成了自洽。

當然，這只是對老少邊窮等地的貧弱社會而言，以中國幅員之大、差異之大，不可能是同一個歷史邏輯。在其他地區，特別是沿海富裕地區，中國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又是什麼，容後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