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羅奇：美國不願意改變，這很危險
【摩根斯坦利老將斯蒂芬·羅奇，是華爾街難得對中國經濟比較樂觀的一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國際金融機構紛紛表示中國將步泰國、新加坡後塵時，時任摩根斯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的羅奇，多次來中國調研，最終預測認為中國能夠抵禦危機，事實證明，他説對了。
當美國政客和媒體大肆指責中國，應該為中美貿易失衡負責的時候，羅奇反其道而行之，認為中國不應該再成為中美經濟失衡的替罪羊。
7月22日，斯蒂芬·羅奇攜帶他的中文版新書《失衡——美國和中國相互依存》來到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大師講堂做演講。他認為，長期以來，中美兩國相互依存，相互依賴，“中國儲蓄，美國消費”，這樣的依存關係會出現兩種結果，其一是良性負責任的互惠互利，其二是糟糕的結果，就像現在，中美兩國在貿易、貨幣、網絡竊密等問題上互相指責。然而，中國已經啓動改革，企圖打破中國對美國的依賴，但美國還不願意改變，不願意減少消費，增加儲蓄，這樣的結果會很危險。】
以下為斯蒂芬·羅奇演講全文（觀察者網整理，有刪節）：
7月22日，斯蒂芬·羅奇在大師講堂做演講
美國和中國，人們經常會描述他們是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經濟體，或者全球的強國和正在崛起的大國。但有時候我們會陷入這種口號中不能自拔，我覺得我們不僅僅是要想出一些詞來體現人們的情感，還要再深入挖掘這兩個經濟體背後的發展驅動因素是什麼，而且什麼促使他們走到一起，什麼又會將他們推向對立的兩邊。
中美之間的關係，是我作為經濟學家研究使命中的一箇中心內容，我在摩根斯坦利的職業生涯是從30年前開始的，這三十年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我非常注重分析預測美國的經濟，我在華盛頓美聯儲工作的時候培養起來的一些技能，能夠幫助我做這些預測。
我職業生涯發展的第二部分是更加全球化，更加強調亞洲，尤其是中國（指擔任摩根斯坦利亞洲區主席期間，觀察者網注）。對我來説，非常關鍵的一個時刻，就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區的金融系統一夜之間就崩潰了。那個時候摩根斯坦利的經濟學家團隊是世界上最頂尖的，我打造了這樣一個團隊。然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我們非常羞愧，因為我們團隊的預測是最糟糕的，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亞洲發生了什麼。這場危機讓我們非常震驚，對我們摩根斯坦利的聲譽也產生了影響。
亞洲金融系統幾乎失控了，危機馬上就要波及到中國。亞洲的一個又一個國家，泰國、印尼、韓國、台灣地區，還有新加坡、香港，一個接一個倒下了，大家都認為馬上就輪到中國了。那時候我雖然到過中國幾趟，但對中國的經濟瞭解不多，我要挽救我們團隊的聲譽，就必須要搞清楚中國會發生什麼？所以在1997年中期的時候，我一個月往中國跑兩次。很快，我就發現，中國的發展道路與其他亞洲經濟體不一樣，不會像韓國、泰國、印尼這些國家一樣崩潰。
有了這樣的認識以後，基於我的分析，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亞洲金融危機最終會觸底，這個底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感謝中國經濟堅韌的基本面，亞洲經濟的領導力會從日本的手裏轉移到中國。我很驕傲的説，我的結論是正確的，但我坦誠地告訴你們，這個結論讓我在日本很不待見。
所以1997年對我來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年份，我從此開始以非常有建設性的態度來分析中國經濟的前景。
中美關係相互依賴，摩擦不斷
在摩根斯坦利工作30年以後，我就決定換個事情做。我非常榮幸能夠從華爾街全身而退，五年前我到了耶魯大學。
在耶魯大學，我把自己職業生涯的兩大塊融合在一起，前半段我是關注美國的經濟學家，後半段我更專注中國經濟的研究。我確實感覺到，這樣的一種經歷對我的研究大有幫助，對美國、中國都有深入的研究，這是我的長處。
在開始講中美關係之前，我想再退一步跟大家講一些背景信息。我要承認，我受到我夫人的影響，她是一位心理學家，她對關係的認識也影響了我對中美之間關係的分析，通過我夫人的知識和洞察力，我深入瞭解到關係理論。在心理學當中，有一個術語叫做相互依存，二者相互依賴對方生存下去，他們的個人身份都是通過從對方獲得的反饋建立起來的，但是這樣一種關係不穩定，越依賴於對方來幫助解決自己的身份認同，就越會失去自己的身份認同，甚至有一些脆弱，最終會帶來衝突，帶來一些矛盾，這樣一種相互依存是不健康的，不穩定的，也是不可持續的。
美國和中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是非常明顯地展現出相互依存的不利一面，看一看我們的現狀：比如在互聯網竊密、貨幣問題方面的互相指責，還有東海航線問題、南海問題，雙方都説問題是對方造成的，這就是大家在經濟當中相互依存帶來的不利關係。
我新書的題目就叫做《失衡——美國和中國相互依存》，就是對心理學當中這樣一種關係理論進行分析。這樣的分析視角，一方面令人很困惑，因為有很多衝突，但是這本書最後還是讓大家充滿希望的。最後，有一段診斷性的文章提出解決方案，怎麼樣應對這樣一種相互依存帶來的衝突，我會提到解決辦法。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美中關係中一些關鍵的概念，兩個經濟體當中消費所佔的比重，美國的消費更多，超過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消費佔的比例是非常之高。中國的消費比較少，可以説在現代經濟體當中，中國是消費比例最低的一個國家。美國是一個終極消費者，中國是終極生產者，消費者依賴於生產者，生產者也依賴於消費者，所以這裏的主題叫做經濟互依性，美國消費者急需來自中國的廉價產品，這樣他們才能夠收支相抵，中國的收入變化比較少，消費在增加，現在美國沒有額外的盈餘，怎麼支撐消費？中國來買我們的國債，所以最終生產者的出口推動了它的增長，需要強有力的全球需求來推動中國的出口，最大出口的市場就是美國。
接下來我要告訴大家的故事就是，這種相互依存關係帶來了一些不平衡，一些摩擦，使得兩個國家別無選擇，只能進行變革。在我的故事當中有幾個關鍵的時間點。兩國之間關係的故事都是從1978年開始的。
當時中國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異常的小心，非常需要發展經濟，這樣才能生存下去。1978年12月份，鄧小平先生宣佈改革開放，給出的答案就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很大一部分出口到美國，幫助美國消費者捱過那段滯漲引起的緊巴日子。1978年美國消費不振，急需新的經濟增長點，於是就到中國來尋找解決美國兩難困境的方法。所以1978年標誌着美中關係新故事的開始。
斯蒂芬·羅奇演講：中美經濟關係再平衡
中國發展：三條腿都要穩
2007年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2007年時任中國總理温家寶説，我們經濟發展的背後，中美經濟關係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他説這句話的時候我就在北京。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的關鍵數據，固定投資佔GDP的比重非常高，消費佔GDP的比重在下降，這是任何現代大型經濟體沒有經歷過的。
温家寶總理的評論引發了一場辯論，那就是到底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經濟增長方式？經過了30年的快速增長以後，接下來什麼樣的模式才是適合中國的？這場辯論延續了四年，最後推動了“十二五”計劃，中國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戰略部署。
“十二五”計劃提出了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把終極生產者轉型成一個更加平衡、更加靠內需來推動的經濟體。大家可以看到，轉型首先面臨的挑戰就是，要提高居民的個人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2012年這個比例低於43%，大概是美國的一半。所以在“十二五”規劃當中強調三大基石：要有更多的工作崗位，尤其是突出發展服務業；通過城鎮化推動居民工資的增長；打消大家的顧慮，要打造社保體系，讓人們擁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這就是經過四年爭論之後得出的新結論。
中國的“十二五”規劃期間實施了三年，城鎮化和服務業方面進展不錯，但是社保做得不太好。就像我坐了一個三角凳，如果一條腿被抽掉，就可能要摔倒，這就是風險。
首先來看前面兩個，一個是服務業。中國的服務業佔比其實是比較小的，“十二五”規劃的目標是從45%上升到47%，好消息是，計劃正在見效，第三產業不斷在上升，現在成為中國經濟體當中非常大的產業，雖然幅度不是很大。
過去，製造業和建築業每年的增長速度都比服務業快3%，但是現在已經不一樣了，中國應該説是世界的製造中心，現在已經越來越多的以服務業為導向，但這個故事只不過才剛講了一個開頭而已。
從服務業能夠看到中國增長的潛力，也能夠解釋增長速度的放緩。我想給大家強調的是就業人數，經過數據分析，我們會發現，第三產業的單位產出就業人數，比第二產業高出30%，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而且我非常高興的説，昨天當我和北京發改委的高級官員溝通的時候，他們也非常理解這一點。
這意味着什麼呢？如果作為決策者中國政府的目標是要吸納勞動力，也就是説看就業崗位的增長水平，那麼每年經濟增長7%也沒有關係。與製造業和建築業為導向的經濟不一樣，這種形式的經濟需要10%的增長率才能保持較高水平的就業崗位增長。現在服務業發展起來了，7%的增長率就可以吸收很多的勞動力，這意味着經濟增長7%，就可以維護社會的穩定。
順便説一下當經濟放緩至7%，可以解決很多失衡問題，環境的惡化、資源消耗、不平等現象等，還能改變粗放式的增長，可見，服務業的增長可以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型途徑。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放緩了，但是卻能更持續更廣泛的經濟增長。
第二就是城鎮化，數字非常能夠説明問題，在80年代的時候，城市人口不到總人口的20%，去年是54%，2020年城市人口再增加1億能佔到總人口的65%。城鎮化對於我們所説的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們已經説過了，城市工作人員的消耗率是農村人口的3倍。但我們不能説僅僅是農村人到城市裏面去，而沒有創造就業機會，這是不行的，否則就會有大量的城市失業人口，會有貧困現象出現。
李克強總理一直在強調服務業和城鎮化的相互關係，他認識到，服務業的發展其實是城鎮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你在哪個國家，哪個經濟體都是如此，他們能夠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我前面已經給大家分析了服務業其實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像中國這樣的人口眾多的國家，非常需要服務業，服務業和城鎮化之間的關係又非常密切，城鎮化還能夠推動高投資。
有很多人非常擔心中國，他們覺得中國投資佔GDP的比重實在是太高了，難以持續，其實我不是這樣看的。因為當我看中國投資的時候，我對於新的產能投資倒不是非常的擔心，我擔心的是存量，人均資本存量，它能夠推動生產率的提升。儘管説中國固定投資佔GDP的比重是47%，但是人均資本的存量，我這裏指針對城市的勞工，其實在世界排名是非常靠後的，中國還需要持續不斷加大投資，只有這樣才能支持生產率不斷提升。因而中國的城鎮化發展也還需要有很多年。
成功的故事就講到這裏，我前面説到了，“十二五”計劃當中的一個缺陷，應該説是社會保障，尤其是對於醫療的投資，還有對於退休的投資。中國社會正在快速的老齡化，因為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造成了這種現象，所以大家看到撫養比率在不斷攀升。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社保基金，其實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來支持不斷老齡化的人口，大家來看全國社保基金，以及當地政府社會保障基金和私人養老基金，人均只有區區569美元，只有這麼點錢去支持他們一輩子退休生活。當然人民幣在中國可能比在國外經花一點，但是這些還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我説了“十二五”計劃的戰略是對的，問題是在於實施，兩條腿已經有了，但是第三條腿還是欠缺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要講的第四個時間點，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我前面講了兩個時間點，一個是1978年，一個是1997年，這第三個是2007年，請大家記住這四個時間點。
中國改革：從世界終極生產商變成平衡經濟體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多項建議，怎麼樣去解決三條腿當中缺失的一條腿？放鬆獨生子女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存款利率自由化等等，都是推動消費者收入和解決最重要的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辦法，到2020年的時候，國企上繳利潤的30%用來支持社會保障的基金，能夠減少因為人們的擔心而引起的預防性儲蓄。
“十二五”計劃，加上三中全會，這兩個組合讓我對於中國的中長期有非常建設性的看法，我覺得中國面臨巨大的挑戰就是要進行轉型，從世界終極的生產商變成一個更加平衡的經濟體，這是我的一個核心結論。
另外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計劃的實施，過去十五年我在在中國呆了很多時間，我經常聽到各種各樣的演講，聽到領導做的各種各樣的承諾，承諾他們將會做什麼。“將”這個詞，其實是非常令人擔心的。我們要把將會做什麼用我們現在正在做什麼來取代，那這就會把重心關注到實施和落實上面。要去解決中國政策落實的問題，幾乎是治理能力方面的一場革命。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也是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治理形式的改革，我可以向大家保證，在西方沒有一個人在評估中國挑戰的時候，關注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和有價值的。這個新領導小組是由習近平主席來領導的，他不僅僅關注經濟、金融，而且也關注政治、環境、文化、生態、政黨結構、社會結構，在中國要落實政策就要靠這個組織。我覺得，一些政府部委手中的權力會逐步被削弱，當然我這個觀點是非常具有爭議性的，人們就覺得老的治理體系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當2012年11月份習近平被任命為國家主席的時候，他説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經濟要可持續發展，頭號風險就是特殊利益團體的阻力。
中國要能夠成功轉型，要能夠繼續繁榮發展，就必須要破除這些特殊利益羣體，要懲處腐敗集團，這是整個轉型過程當中非常必需也是非常關鍵的環節。當然這可能是過渡階段中最困難最痛苦的一部分，但這是中國早就應該實施的平衡措施。
其實人們對於中國還是有很多疑慮，西方觀察家經常擔心中國，他們會講中國債務水平的上升、影子銀行，會講房地產的泡沫等等，很多人深深地相信，中國處於一個重大危機的邊緣，我就是為了説服他們，他們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説一些什麼。
中國要多消費，美國要多儲蓄
我還有最後的一些關鍵要點要講，前面我講到兩個相互依賴的經濟體，我的結論是，中國是非常依賴美國的，但現在正在改變自己的發展模式。中國正在重新實現平衡，中國感覺到必須要靠自己，更少地依賴別人，從而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獨立的大國地位。從某種程度上來説，可能有一點牽強，這就是習近平主席説的中國夢，更多是依賴於自我，自力更生。
那麼美國在做什麼？在關係理論當中，如果兩個個體彼此是相互依賴的，然後他們發現有問題了，其中一方説，我要解決我自己的問題，我要更多的獨立，更多的自力更生。另外一個人説我不變，那麼就會出問題。另外一方會覺得自己的情感受到了傷害，這樣就會成為一股非常不穩定的力量，事實上這就是美國現在的風險，因為美國並沒有變化。
美國現在老觀點還在作祟——過度的消費，實際上就是過度消費給我們造成金融危機。我再回到1978年，美國那個時候陷入滯脹。第二個日期是2007年，美國進入金融危機，這是3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一個危機，美國現在仍然處在危機造成的衰退當中，美國要修復這種扭曲的不可持續不穩定的資產負債表。
好消息是美國經濟的修復取得了進展，收入債務的比重現在下降了，這是好消息。壞消息是現在這個比例還是太高，比20世紀最後30年長期平均值還高40%，個人儲蓄幾乎是零。美國人認為，房地產是他們長期的儲蓄，房地產泡沫破裂以後他們就沒有儲蓄了。美國現在再重新恢復儲蓄，但進展非常慢。結果就是美國進入這樣一個時期：70%的經濟推動力來自消費，但消費6年沒有任何起色。美國通脹調整以後，25個季度平均消費增長率只有1.2%，那是金融危機之前12年平均值的三分之一。
消費者都知道，要消費必須要有收入，他們正在修復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我們的政策制定者，通過量化寬鬆想要重新推動消費者的消費，通過老百姓財富增加來刺激消費，那我們不希望重新再平衡。中國希望再平衡，美國人不希望。
現在我們來看中國往哪裏走，還有美國的故事如何繼續。就像我一開始就提到了，中國要少儲蓄多消費，美國要多儲蓄少消費，美國人根本就不儲蓄。我們為什麼要儲蓄呢？那中國人把儲蓄都交給我們了，我們要求中國人努力辛勤的工作來支持我們，中國就答應了，那我要感謝在座所有的人，把你們的儲蓄都交給了美國。
如果我剛才的分析是正確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儲蓄下降，更多是消費，內需對於美國人的支持就會下降，所以對於美國人來講，一定要儲蓄。大美國總體的儲蓄率，包括個人、企業、政府部門，經過通脹調整以後，2008年的儲蓄是負的，現在也是20世紀最後30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只有通過儲蓄美國才能夠打造競爭力，才能推動對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管理能力的投資，然後讓我們的經濟重新平衡，不再是過度消費，而是美國的產品和服務的出口，這是美國所需要的，但是現在美國沒有這樣做。
演講之前，斯蒂芬·羅奇接受觀察者網在內的幾家媒體採訪
中國已經改變，美國還無動於衷
最後要把我的結論告訴大家，一個好的，一個壞的，這是非常糟糕的情景，這就是不對稱的再平衡，中國的再平衡是有可能實現的，儲蓄過剩轉變為銀行吸收存款，這樣經常賬户盈餘會下降，外匯儲備等等增加也會放緩，中國不太願意買美國的國債了，美國必須找其他的資金提供方來補這個缺口。但是其他的一些國家跟中國不一樣，他們如果把資本提供給美國，他們會要求條件，比如説利息更高，美元走軟，這樣會帶來美國的通脹。所以這樣的一種情景對於中國是好消息，對美國是壞消息，這個不平衡對於整個世界都是壞消息。
另外一個好的情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就是對稱平衡，中國不斷推動服務導向型的增長，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發展，增長速度更慢一些，但是不再靠大宗貨品來推動GDP的增長，而是綠色經濟，成為世界和諧增長的一個領導者，非常強調消滅貧困和提高居民收入，然後也給美國帶來非常大的機會。在我書裏面有一個章節就提到服務業所帶領的多種轉型。在中國接下來到2025年，中國的服務業要增長12萬億美元，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貿易，美國是最大的服務業主導的經濟體，美國是有非常大的機會來撬動中國巨大的財富，實現4-6萬億的服務業的增長。
那麼出現兩種情形的概率有多大呢？我認為更大的幾率會出現不對稱的再平衡，所以我們要非常努力地避免出現壞的結局。
上個禮拜，中美之間進行戰略經濟對話，有大量的媒體報道。但是我認為，中美根本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的手段來改變這樣的結局，這太糟糕了。
最後再回到我的關係理論，這樣一種心理分析，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的心理分析，我要請大家思考的是，這樣一種舊的相互拖累的關係，一方指望另外一方滿足自己的需求，越來越依賴於對方，越來越依賴於夥伴來實現自己的身份認同，這樣的關係持續下去，你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這樣你就變成了一個非常空虛的空殼，這樣會帶來雙方的摩擦和衝突，拒絕承認這個問題是自己造成的，一旦有問題就指責對方，這個關係是不可持續的。最後這種關係往往會以破裂而告終，在整個關係的過程當中，就是相互的指責。
相互拖累會帶來危險的信號，如果不轉型就會出現最糟糕的結果，那就是我們現在非常擔心的貿易衝突，貿易衝突、貿易摩擦就會演變成貿易戰爭。這是一個惡夢。
但我期待的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結果，就像我在書的結尾所説，我們要應對這些風險。對於兩個國家以及國民來説，最重要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再平衡。中國看到了再平衡的重要性，但是美國還沒有看到。
這裏提供另外一個模型，會更加有建設性，就像個人層面，包括經濟層面，包括美國跟中國的兩國關係，從相互拖累轉變為相互依賴，對於兩個國家都非常重要。
我們需要這樣一種新型的相互依賴關係，這種新型關係更加健康，他們互為夥伴，負責任地滿足自己的需求：首先自給自足，有非常明確的自我身份認同，然後再來搞合作伙伴關係，這樣雙方的互動更加有建設性，與你最重要的夥伴進行非常健康的合作，雙方的成長路徑會更加提高對方，關係更加穩定。大家會充分挖掘這樣一種健康關係所帶來的機會。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在貿易、貨幣、網絡竊密、東海、南海等問題上，互相指責，這是傳統的相互拖累的依存關係。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必須要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