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茅台鎮上的國進民進
黔川行隨筆之一寫了巴中農村。在那裏，民間社會長期積貧積弱，孤苦無助，紅色政權作為“窮人救星”反哺社會，以全責政府的形式展開大規模救助，到處兑現“一夜跨千年”式發展，紅色政權本身也因此完成了自身的歷史邏輯自洽，獲得了充分的正統性與合法性。
總體上，中國政府對貧弱社會的救助是極為成功的。據聯合國統計，按每天每人1美元的最低標準計，近三十多年來，有多達4億的貧困人口成功脱貧，這被公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
離開茅台鎮就釀不出茅台酒（筆者提供圖片）
但巨大的中國幾乎就是歐洲與非洲之和，除了貧弱社會，也有富強社會。在很多原本就較為富裕的地方，一些人認為他們並不需要紅色國家和大政府，受到自由派經濟學家的誘導，他們信奉另一套歷史邏輯：當年的“發財人”原本可以通過自由競爭創造出社會繁榮，國家也會隨之富強，但紅色政權的勝利打斷了這個自由主義模式的發展進程，經過1949年之後三十年的失敗試驗，終於改弦易轍，重新回到了市場經濟。然而紅色政權餘威仍在，今天的中國依舊是政府太大、自由太少，而且經常發生國進民退的反改革，所以當務之急是繼續逼迫政府退縮，繼續推動國退民進，一直回到當年紅軍立場的對立面。
為什麼會有相互對立的兩套歷史邏輯呢？為什麼一些人相信只有國進才有民進，另一些人卻堅持説只有國退才有民進呢？
很顯然，此“民”非彼“民”，大力鼓吹國退民進的這些人，並不代表巴中農村這樣的貧弱社會，所説的“民”當然也不是以“父親”為代表窮苦階層，恰恰相反，正是“父親”們的對立面——“發財人”。
由於中國是一個人民國家，所有國民無論貧富都稱作人民，當今的新富人、新貴族甚至新寡頭，在政治概念上也都是人民，於是有人就利用了這一點，將社會中的貧富對立轉化成了國與民的對立，通過“國退民進”這個貌似正義的大旗，掩護富人向國家的爭利，鼓動私權向公權爭權。所以，確切説，這些人要的不是國退民進，而是國退私權進、國退寡頭進。
筆者（右）參觀茅台集團
國退私權進會出現什麼結果？在貴州省仁懷市，當地經濟發展正好提供了一個微觀實例。
仁懷市下轄的茅台鎮因聞名世界的茅台酒而得名，建國前最著名的三家燒房恆興、成義、榮和於1952年被政府沒收和併購，成立了國營茅台酒廠，從此以後，茅台酒就是國家的，酒廠的利税上繳國家。
關於茅台酒，一直都有着“茅台酒神奇密碼不可複製”、“離開茅台鎮就釀不出茅台酒”的信條，也就是説，茅台酒實際上是仁懷市茅台河谷這一地理區域的產物，沒有這裏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質構造、氣候條件、土壤成分，也就沒有茅台酒，這個關係誰都無法否認。1972年周恩來總理指示：在茅台酒廠上游100公里內，不能建工礦企業和化工廠。這就是一個標誌，國家提供對整個地理環境和釀造工藝的保護，同時也提供了對茅台酒生存和發展的保障。1974年曾有過正式的“易地茅台”試驗，但沒有成功，進一步鞏固了茅台酒與茅台河谷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此外，茅台酒也一直被稱為“國酒”，正是歷屆國家領導人都以茅台作為國宴用酒，並向外國賓客廣為推薦，成就了茅台酒獨一無二、不容挑戰的國家級品牌。
赤水河是國家的，茅台河谷是國家，品牌是國家的，酒廠也是國家的，紅色政權建國的現實結果，這本來毫無疑問。
改革開放之後，民營經濟蓬勃發展，隨着中國白酒市場的急速膨脹，茅台鎮上的非公酒業也出現了爆炸式發展。據統計，目前茅台鎮上大大小小的酒廠，已有兩千多家，“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釀酒”，僅2011年注入到仁懷山溝裏的資金就超過了400億元，是政府財政收入的3倍。現任仁懷市市長王茂才在介紹情況時反覆使用了“社會資本瘋狂湧入”來描述前幾年的情況。
所有這些酒廠生產的有品牌的酒，統稱“茅台鎮酒”，與國營的茅台酒共用同一條河水，共享同一個地理環境和地質條件，也同樣“提樑之精，取麥之魂，採古釀技術，得山川靈氣”。但不同的是，它們利用自然環境而不負責保護，利用茅台品牌而不負責維護，利用基礎設施而不負責建設，利用城鎮條件而不負責規劃。一位進行過實地採訪的記者寫道：“……現場令人震撼。超過400億的資金湧入後，這個曾經十分偏僻的大山溝，完全成了一個超級大工地。數平方公里的大山溝裏，數十個酒廠同時動工，一些依山而建的廠房、辦公樓已拔地而起。工程車來回穿梭，揚起的塵土，讓這裏的天空一片灰濛。”
面對這種形勢，國家還應該繼續退讓嗎？政府還能只做“守夜人”嗎？即使不按紅色政權的邏輯，就按自由市場的邏輯，僅僅赤水河的水質保護和茅台山谷的環境保護這至關重要的兩項，能靠充分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自動解決嗎？
茅台鎮上大大小小的酒廠已有兩千多家
在這裏，社會已不屬於貧弱社會，當社會資本總額高於政府財政收入數倍甚至更高時，社會力量就已強大到政府能做什麼它們也能做什麼，甚至可以為所欲為。正是在這些地方，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遇到最大的挑戰，那些最大的土豪無時不在幻想着：如果政府徹底實行放任，國家完全退到角落，那麼，整個茅台鎮就成了……
這種幻想並非白日夢。就在本月中，最新福布斯富豪排行公佈，墨西哥美洲電信大王卡洛斯•斯利姆•埃盧又超過了比爾•蓋茨，再度成為全球首富。他的個人淨資產接近800億美元，比兩個巴拿馬還多，相當於4個南寧或吉林。他就是全世界私人資本家的標杆和楷模，代表着寡頭對於國家的最大限度的勝利。
除了“最大寡頭”，“最小政府”在當今世界上也有實例，那就是索馬里。那裏見不到法庭和警察，也見不到新建公路和橋樑；普通人可以自由到隨意擁有步槍甚至坦克和導彈，但其實他們除了靠自己保衞自己別無選擇。
仁懷市市長王茂才介紹市情（筆者提供照片）
中國這個國家可以出比爾•蓋茨和斯利姆•埃盧嗎？可以為了自由市場而犧牲政府威權和社會制度嗎？也許，真到了茅台鎮乃至仁懷市都重新落入寡頭們手中的那一天，人們才終於明白，正是當年紅色政權的建立，才讓中國免於成為索馬里。
紅色政權的建立當然並不僅限於此，新的發展模式叫“有為政府加有效市場”。人們看到，正好藉助了從去年開始的白酒市場大退潮，仁懷市和茅台鎮政府再次拿出積極有為的姿態，開始了新的轉型。根據當地政府提供的資料，仁懷市“正立足‘五位一體’建設茅台示範鎮，概算投入256億元實施‘環境整治、產業壯大、交通疏解、旅遊開發’四大工程”，立志要將茅台鎮打造成“貴州第一、全國一流、世界知名”的新型城鎮。
經歷了數次進進退退的大起伏之後，在這個山溝城市裏，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博弈還將繼續上演，政府與民間的楚河漢界還將不斷變更，只要茅台河谷繼續神秘，醬香白酒仍然醉人，社會資本就會瘋狂起舞，紅色政權的歷史邏輯也還將接受新的檢驗。但可以肯定，這裏永遠都不會成為墨西哥或索馬里。中國就是中國，古人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