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一縣取消公車減千萬支出需發4千萬車補
公車改革方案7月16日正式啓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佈改革方案，要求取消副部級以下領導幹部用車和一般公務用車，但隨之而來的車補成為新的爭議點。媒體繼續質疑“變相補貼”，公務員卻抱怨“根本不夠用”。《檢察日報》記者近日調查廣東、湖南、西藏三地的數十位公務員，詢問如何看待車改時，他們給出的一致意見是，公車改革是好事，但車補標準確實低了一些。
終於要車改了。廣東某市副科級公務員趙菁對此喜憂參半。喜的是，盼了多年的單位公車改革要實行了，她可以每月領到五六百元的車補；憂的是，早已參加車改的老公每月2400元的車補要調低到500元左右。
“這幾天我們討論的話題基本是車改。”趙菁和她的同事都特別贊同7月16日中辦、國辦印發的車改指導意見，但是科級及以下500元、處級800元、廳局級1300元的車補(以下簡稱“5813”車補)標準還是讓他們“有點失落”。
就在公務員感嘆車補“低了一些”時，一些貧困地區的財政部門卻為“5813”車補犯起愁來：車改後財政將少養百來輛公車，一年節省上千萬元，但同時卻要拿出幾千萬元給全體公務員發車補，到哪裏籌錢？
“5813”車補：高了還是低了？
車補，補多少合適？
就像一千個人眼裏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公車改革後的車補標準該如何劃定，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在記者調查的數十位東、中、西部科級、處級、廳級公務員中，對目前中央給出的“5813”車補標準，大家都幾乎“喊低”。
湖南北部某縣副縣長王晟目前配有一台專車，按照中央車改意見，他屬於被改革對象。談起公車改革，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他竟然特別贊同。“從國家大局來講，實行公車改革真是好事，可以徹底解決行政成本過高且不受控制的弊端，但地方如何配套實施，確實還有很多問題待解決。”
逐條細讀《關於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王晟認為“條款定得細，定得嚴，只要上面下任務，很快就會出效果”。不過，他也毫不避諱地表示，即使地方按照“5813”上浮30%後執行，車補標準還是偏低。
他説，像他所在的貧困縣地域面積較大，且屬於山區，南北距離200公里，如果取消公車租車下鄉，靠“處級浮動30%後1040元”的車補，他每月基本只能下兩次鄉，而他所分管的安全生產、環保等工作，幾乎需要隔三岔五地下鄉檢查推動。
“我一月工資也就3000塊，上有老下有小，不可能自己掏錢補貼下鄉費用。”他擔心，車補過少恐怕會影響分管工作的開展。
與他持類似看法的還有廣州公務員劉明銘。劉明銘説，他和同事一直渴盼公車改革，這次聽説指導意見出台，特別興奮，但是車補標準還是低於預期，“科級幹部1000元至1500元比較合理。像廣州，城市比較大，出去辦一次事，遠的地方打車都要五六十塊，來回100多塊。而且我們都是急事，不可能坐公交車或者騎自行車去，有些地方地鐵也沒通，只能打的或者自己開車去，如果僅僅補貼500元，油費都不夠。”
與公務員普遍喊“不夠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多數網友對補貼標準的意見是“足夠了”。網友“張貴峯”認為，如果迴歸到車改補貼的“公務交通補貼”本義，並剔除各種“私用、浪費”因素，現行補貼標準其實完全夠用。他列舉了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年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費支出為2736.9元，摺合月人均228元。這意味着，即使加上通信消費，普通居民的交通消費支出甚至也不到“科級500元”補貼的一半——普遍居民每月200多元，就能滿足正常的工作、生活交通需要，何以一般固定辦公的公務員就“不夠用”？
十年上書全國人大呼籲公車改革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表示，“這個標準也在意料之中。去年中央有關文件就提出‘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這意味着車補是適可而止，而且只補貼‘公務交通’。”葉青的看法是，“5813”車補基本能滿足大家的公務出行。
調低後，會否影響已車改地區公務員積極性？
中央車改意見出台前，其實全國已有多地實行了公車改革，其中車補都大大高於“5813”標準。比如，廣東珠海2013年公務交通補貼標準為：正處領導職務3500元，非領導職務3200元；副處領導職務3000元，非領導職務2400元；正科2200元，副科1800元，副科以下800元。
按照中央車改指導意見，已經車改的地方應該按新標準執行。這也意味着，各地已經執行多年的公務員高標準車補將要大大“跳水”。
“《意見》下發了，地方肯定得執行，調低是不可避免的。”車改十年的廣東珠三角某市正科級公務員姜治國表示了他的無奈，作為科長的他目前車補是2400元，如果按照新標準發放，一下子要調低到500元左右，落差確實很大。
對於現今每月2400元的車補，姜治國強調，這是十年來當地根據物價逐步調整的結果。十年前，該市啓動車改，車補標準為正處實職2000元、正科實職1500元、科員600元。大家都能接受，彼時汽油每升僅5元左右。後來隨着油價一路飆升，車補也適時調整到現在的正處實職3000元、正科實職2400元、科員1600元。
“即使高標準發放車補，車改的省錢效果都是特別明顯的。我記得，2004年車改後我們市第二年的公車預算就少了500萬元。”他説，十年來，車改讓當地財政節省了很大一筆開支，而較高的車補也讓絕大多數公務員都滿意，但是，這一“皆大歡喜”的現狀眼看就要隨着“5813”車補標準的調低而打破。
“考慮到車補基本能補貼油費，大家都拿出了多年的積蓄買了車，私車公用在我們這裏很普遍。現在車補突然要減少四分之三，我想，大家以後不可能像以前一樣不計成本地私車公用了。”姜治國甚至坦言，如果按照工作要求該下十次鄉，他會量入為出地下三四次而已。
由多入少難。葉青表示，對於已經車改的地方公務員，車補下調肯定會讓他們感覺反差太大，可以理解，但基於此次車改“實現公務出行便捷合理、交通費用節約可控”的改革原則及整個社會的公平性，由高調低是應該的。
對於車補調低會影響到公務員工作積極性的説法，葉青表示“很可笑”，“這隻能説明他們原來獲得好處了，現在沒讓你們退出來，算是很不錯了。我以前就説過，車改的阻力來自兩方面，一是配有公車的領導幹部，二是車改地區，看來説中了。這也説明了全國統一實行公車改革的必要性。如果調低後有人消極怠工，會有各種處罰措施等着他們。”
貧困地區沒錢發車補，咋辦？
車改可以大大降低“三公經費”，這幾乎是所有先行試點地區得出的普遍結論。然而，對於一些公車較少的貧困地區而言，卻意味着加大財政支出。
王晟所在的縣就遇到這種窘境。他向本報記者介紹，該縣一般公務車輛加起來也就100來輛，按照中央車改意見，即便全部取消這100來輛公車，一年可以減少上千萬元的財政支出(包括司機工資、車輛維修等費用)，但同時得拿出近4000萬元給全縣7000多名公務員及按公務員管理的事業編制人員發放車補。
“現在用公車的人畢竟是少數人，車改後，則要負擔全體公務員的車補，兩相對比，我們一年要多拿出近3000萬元，這筆錢我們財政不可能拿得出。誰來補貼？除非中央財政加大轉移支付。”該縣財政局局長向記者介紹，如果實行車改，當地財政連公務員的車補都難以支付，更不必説大量按公務員管理的事業編制人員的車補。“當然，車改方向是確定的，我們考慮到財力有限，可能會把財政能拿出的錢用來租車，首先滿足集體公務出行，而不可能發放到個人手中。”
在葉青看來，依靠中央財政補貼貧困地區的車補“不可能”。他認為，按照車改意見精神，車補費用應該由王晟所在的市財政在全市範圍內統籌。“這只是少數特例而已，解決起來並不難。”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認為，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各地經濟狀況差異較大，中央劃定統一的車補標準也實屬無奈，因為如果讓地方自己設定標準，有些地方會“亂來”，“個別地方處級車補達到六七千塊，這太離譜。”
對於貧困地區財政無力發放車補問題，蔣洪建議“上面撥一些”，或者根據當地實際，實行一定比例的發放。
(作者：郭美宏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王晟、劉明銘、姜治國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