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龍：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平台企業
如同習近平説的那樣許多人身子進入了21世紀，頭腦仍然停留在20世紀。許多人觀察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依據的仍然是陳舊的20世紀的理論。
進入21世紀，我們需要新的視角來審視政府與企業的關係。馬雲説過全世界最好的商業模式是國家，淘寶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在虛擬的世界中提供了國家的功能。反過來，全世界最好的政治模式是企業。國家要像成功的企業一樣，能夠應對激烈的競爭和外部的不確定性，官員不是國家的統治者，而是國家的運營者，通過創新精神和高效的決策與執行為社會創造巨大的財富。企業有兩種，一種是做產品，另一種就是做平台。微信就是一個典型的平台，微信並不提供公眾消費的產品，但是為公眾號、用户、商家提供了信息交互和商品交易的平台。
為提供產品的企業實現自我增值和交互作用提供媒介，就是平台型企業的巨大價值所在。微信的成功在於此，淘寶的成功也在於此。
21世紀是平台創造價值的世紀。從這個角度看，就不難理解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為何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多年來地方政府“政府搭台，企業唱戲”不就是扮演着平台型企業的功能嗎？正是基於地方政府搭建的平台，企業實現了價值創造和自我增值。
地方政府是各種招商引資活動中最積極的主體。（資料圖）
基礎設施平台。沒有水、電、路、通信設施等基礎設施平台。企業就無從進行生產和交易活動。基礎設施平台越是完善，越是現代化就能越大地節約企業的生產與交易成本，從而實現企業價值增值。
產業鏈與供應鏈平台。平台型企業的一大功能就是提供生產和供應鏈條的價值維護。地方政府如火如荼開展的產業園區建設、配套產業建設、商貿洽談會、人才供需見面會等提供的不就是產業鏈的價值維護平台嗎？正是通過這一媒介產業鏈條上的不同企業進行對話和對接，實現了價值創造與增值。
穩定預期平台。沒錯，市場經濟的決策是企業分散的決策。但是企業家和所有人一樣都是有限理性決策。在進行投資、生產決策時，他需要降低不確定性。地方政府提供的對於區域經濟前景的謀劃，降低了這種不確定性，提供了企業參與地方經濟的穩定預期平台。
中國有333個地級行政區，有2852個縣，加上4萬個鄉鎮中的相當部分，構成了中國龐大的政府系統的“平台型企業”，它們是中國經濟活動的“操盤手”，它們相互競爭，相互學習，又有所聯合，通過土地開發、產業規劃、園區建設、招商引資、項目推動等方式來不斷拓展業務，為企業搭建平台，促進了中國經濟起飛。
如同張五常指出的那樣，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正式的市場競爭。招商引資就是這些“平台型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正是通過這種競爭，地方政府才競相為企業提供更優惠的條件，更好的服務。
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已經超越了不惜血本的零地價的成本競爭，更重要的是“商業模式創新”的競爭。例如，重慶市作為西部山城，如何與東部沿海地區競爭吸引電子信息企業？顯然東部沿海地區已經形成成熟的平台企業的“商業模式”—就是藉助其便利的海上交通條件，將原材料和銷售市場都在海外的“兩頭在外”模式。
當然，隨着各種要素成本的上漲，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是大勢所趨，但是這不是自然而然的，誰有機會分得蛋糕？就需要政府企業家的創新。重慶市創新出“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新模式，銷售出口在海外，這需要克服重慶缺乏海上運輸通道的劣勢，通過建設渝新歐鐵路，海陸聯運，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時，“一頭在內”充分挖掘本地的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特別是重慶農民工本地就業可以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務，同時，也避免了過年等假期長距離遷移造成的空檔期，從而節約的勞動力成本。重慶的這一“商業模式”已經獲得成功，重慶的兩江新區正發展為國家級重要電子信息產業基地，光筆記本電腦產業集羣方面就已經形成年產4000萬枱筆記本電腦產能。這是地方政府作為平台型企業創新的典型案例。
這種平台型企業的繁榮是需要一批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政府官員不斷的去創新、去談判、去推動。這種政府企業家精神需要一個寬容的環境，因為創新就意味着風險，意味着需要“冒”的精神。一味打壓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束縛他們的手腳，就會使得這些平台型企業失去動力。在一個“幹事就會出事”的環境中，這些政府企業家是不會有闖勁，也不會有創新的。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微信、淘寶等互聯網平台企業失去創新的動力，幾億用户就會失去其創造價值的平台，將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的創傷。
地方政府不是如此嗎？如果我們能夠理解作為“平台型企業”的地方政府是整個中國市場經濟價值創造的重要節點（hub），而不是所謂的經濟干預的力量。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一旦這些政府的平台型企業失去創新動力之後，企業經濟活動也失去了依託平台，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率的迅速下行重要影響因素。
同樣，這些所謂“懶政”的問題不是靠督辦所能解決的，中國經濟發展不但面臨着給企業鬆綁，讓市場發力的問題，更是面臨着給地方政府鬆綁，讓這些“平台型”企業發力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從政環境，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通過驚心動魄的反腐鬥爭和空前力度的反“四風”建設，促進了政治生態的迅速好轉，良好的政風正在形成。這標誌着中國官場劣幣驅逐良幣時代的結束，將進入一個良幣驅逐劣幣的新時代。
可以説，在營造良好從政環境上，中央已經下了漂亮的先手棋。然而，大破之後仍需大立，除了讓壞人不敢做壞事之外，還要鼓勵好人積極做好事。推動形成公務人員與其貢獻相當的合理的透明的薪酬體系，創造一種寬鬆的環境，一種鼓勵幹事的環境，去重燃那些“政府企業家”內心幹事創業的熊熊烈火，使他們在繁榮當地、造福一方的事業中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熱情和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