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現實版“盲井”的真實邏輯你想不到

8月7日上午，河北省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張偉蘭等21名被告人故意殺人、詐騙一案作出一審宣判，張偉蘭等五被告人被判處死刑，其餘被告人分獲不同刑罰。張偉蘭、趙俊等人多年在礦山做工，對礦業的生產、管理及運行規則等情況較為熟悉。2011到2012年間，為騙取鉅額錢財，分別結夥，以打工為名，先後將4名同鄉騙至河北武安、涉縣一帶鐵礦，利用在井下幹活之機，將被害人殺死，偽造礦難事故假象，後冒充死者親屬詐騙礦主鉅額錢財，獲利180萬元，演繹了現實版的“盲井”。

無獨有偶，2009年，湖北大冶發生一起礦工“黃所格”墜井身亡的“礦難”，隨後趕來的“家屬”對於礦上願意賠償20萬的賠償決定表示滿意。賠償過程幾乎沒有爭議。但由於家屬不能提供有效的身份信息，礦方與雷波縣警方取得聯繫，得到一個驚人的回覆：該地確有黃所格一人，“已於4年前上吊自殺”。一起現實版的“盲井”事件被廣泛披露，隨後，全國各地發生的一系列偽造礦難索要賠償的案件被聯繫起來，幾乎都指向四川雷波縣。

8月7日，被告人張偉蘭（前排左一）等在聽候審判

“盲井”產業的技術要領

很顯然，“盲井”已是高度產業化的行業，如同大部分正規或不正規的行業，專業化與地域化幾乎是一對孿生兄弟，雷波縣儼然壟斷了偽造礦難索要賠償業務的一系列技術要領，這得益於當地具有容留智力殘障者的社會條件，而這一類人最適合成為偽礦難事件中的受害者。

《盲井》時代的偽造礦難索要賠償事件雖然已是一個“行業”，但其產業鏈條卻比較短，沒有固定的“原料”（被害者）供給來源。但雷波縣獨特的自然、歷史和社會環境，卻註定其是一個理想的被害者來源地。雷波縣地理位置較為偏僻，且是個少數民族地區，與外界相對隔絕，歷史上的奴隸制殘餘，至今仍有體現，比如，將智力殘障人員和精神病患者作為廉價勞動力買賣、容留，在當地仍是一個常態現象，雷波縣顯然是建立“盲井”行業被害者來源的理想基地。2007年鄰縣美姑縣偶然發生了一起利用智障人士製造“盲井”事件的案件，這一技術要領迅速為雷波縣的犯罪分子掌握，並很快傳播開來，於2009年集中爆發。

一旦有了穩定的被害者來源，“盲井”的黑色產業鏈就變得極為完整。某種意義上，這一黑色產業鏈的形成，得益於政府行業監管的無效，這一無效在某種環節是法律不及的結果，但絕大多數環節並不如此簡單，它是一些小煤礦有意躲避治理的結果。反過來説，“盲井”之所以曝光於陽光之下，恰恰説明政府的行業監管正在起作用。

收容智障人員：“盲井”產業鏈的第一環

先從這一產業鏈的始端“拐騙受害者”談起。

這一始端可以説是雷波縣特有的自然歷史條件造成的，與地方治理無甚關係。雷波縣的縣情極為特殊，由於地方宗族勢力強大，地方政府在清理容留智障人員和精神病患者的行動中，遇到的阻力極大，如果不是現實版的“盲井”事件給雷波縣造成巨大聲譽損害，迫使地方政府下定決心徹底整頓，這一舊俗或許仍將長期存在。

事實上，各地與法律衝突的習俗多如牛毛，寬泛的意義上，這叫做習慣法，只要不製造重大矛盾，國家法一般不會積極改造，比如，全國絕大部分地區都存在外嫁女權益損害問題，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所有法律都規定外嫁女享受與男子同等權利，但在實踐過程中，婦女在財產繼承、享受集體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權益卻普遍得不到保障，事實上，大部分地區的婦女也沒有相應的訴求。買賣、容留智障人員和精神病患者作為當地的一個“習俗”，長期以來並沒有多大問題，客觀上來説，這一合法性部分來自於奴隸制殘餘，當地向來有使用“娃子”（奴隸）的舊俗，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儘管從現代社會的角度上説，將智障人員和精神病患者比照“娃子”並不人道，但這並不影響當這一習俗的現實合理性——這些人員往往屬於“無序流動人員”，有人將之收留，給予其衣食住行等基本保證，地方政府何樂不為呢？

“黃所格”事件發生後，湖北當地媒體趕赴雷波縣調查，指責容留、使用“娃子”現象的慘無人道，這讓雷波縣顯得極為憤慨，專門解釋絕大多數所謂的“娃子”在嚴格意義上只是“無序流動人員”，當地也極少出現打罵這些人的現象，而地方政府採取行動，並非“解救”這些人，而是“清理”這些人——或者由當地民政局給予救助，或者將之送回原籍。顯然，理解雷波縣的這一習俗，要點有二：一是定位這些被容留人員的身份，二是如何定性這些買賣、容留行為。

  “無序流動人員”所指代的對象基本上屬於歷史上常見的“盲流”，只不過用詞要中性一些，在這個意義上，將街頭流浪的智障者和精神病患者稱作“娃子”，顯然是不合適的。關鍵的問題在於，法律上有明確規定政府有救助這些盲流的責任，並沒有禁止（實際上還鼓勵）民間救助行為，因此，“容留”這一行為的性質也變得極為模糊。如果“容留”之前有“買賣”，那可以認定“容留”並非善舉，可問題在於，也不能就此認定為行惡。判斷容留者是否對這些“無序流動人員”行惡，標準只能是是否實施傷害，在法律上表現為是否有非法拘禁行為、是否強迫勞動、是否打罵等等。雷波縣政府稱，絕大部分被農户“容留”的智障人員，均與農户“同吃、同住、同勞動”，沒有違法行為，一些被清理的“無序流動人員”甚至還不願意離開農户家。刑法中曾經有“拐賣人口罪”，如果有明顯的買賣“無序流動人口”的行為，本可以就此定罪，但1997年修改以後的刑法廢除了這一條，只保留拐賣婦女、兒童罪，這一修改在當時有合理性，因為誰都預想不到“盲井”黑色產業鏈這麼快就成型了，成年男子竟然也可以被“拐賣”。因此，雷波縣的清理行動中，沒有一個容留者被追究法律責任。

很顯然，雷波縣之所以成為“盲井”黑色產業鏈的一環，基本上屬於法律不及的結果，相關法律本有模糊地帶，無法對“容留”行為進行準確定性，使得雷波縣的“容留”現象長期存在。在地方勞動力市場中，僱傭一個“無序流動人員”的勞動力成本大概是三五千元，農户“容留”的目的也主要是從事小農生產，產值不高，但卻也無風險。

美姑縣的案件，突然讓一些犯罪分子發現了潛伏在這些人身上的價值，只不過，這個價值並非勞動力價值，而是命價：只要進入“盲井”的黑色產業鏈，這些被容留的智障者和精神病患者就會價值倍增，容留者就可以獲得巨大利潤；而對於類似於《盲井》中的兩個專職詐騙的犯罪分子而言，也找到了固定的對象。如此，全國各地的“盲井”的礦難現場終於都指向雷波縣。

礦業治理困境：“盲井”產業鏈的第二環

不過，雷波縣終究只是這一產業鏈的低端，高端在煤礦，反過來説，雷波縣的這些“無序流動人員”是否可以進入這一黑色產業鏈，從而產出巨大價值，取決於煤礦管理。電影《盲井》中，王寶強成為受害者，多少有點偶然，這倒不是因為那些犯罪分子還有點“職業道德”，將不傷害未成年人作為“行規”之一，而是法律已明確規定了拐賣兒童，使用童工是非法行為，犯罪成本極高，比如，假如煤礦管理者仔細辨別假身份證，王寶強就不可能成為礦工。此外，相對於智障者和精神病患者而言，對正常的成年男子實施傷害，難度顯然要高得多。不過，很多煤礦容許王寶強這樣偽造身份信息的人工作，恰恰表明煤礦有非法用工的需求，事實上，很多小煤窯本身就不具備合法開礦的條件，正常用工是有困難的，在這個意義上，“非法用工”是騙子和礦主的共同需求，只不過，礦主是為了最大限度得榨取勞動力價值——很簡單，非法用工不用支付過多的用工成本，而騙子是為了找到較為安全的實施犯罪的條件。非常殘酷的是，智障者和精神病患者更為契合雙方的需求，因為，對於騙子來説，他們實施犯罪的風險又下降了不少，對於煤礦而言，他們甚至不用承擔“非法用工”的責任。

小煤礦是實施礦難現場的最佳場所，道理很簡單，小煤礦往往制度不健全，極易尋找犯罪現場，此外，很多小煤礦總是有這個或那個問題不符合安全生產條件，是政府重點監控的對象，因此，一旦出現事故，他們更傾向於“私了”，這又為騙子敲詐勒索賠償提供了空間。前兩年，為了應對層出不窮的煤礦安全事故，國家安監部門出台了一條規定，即礦長應親自下井帶班。這一條規定極為厲害，至少強制了一些小煤礦投資改善安全生產條件，一些沒有能力達到安全生產條件的煤礦，想出了一個應對辦法，即聘用一個“礦長”司職帶班，真正的老闆仍然安全無憂。一個管理得好的小煤礦，一定會加強井下帶班制度，這不僅有監督礦工勞動的作用，更可以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電影《盲井》的犯罪現場有兩個煤窯，都是小煤礦，第一個小煤礦的管理極其簡陋，兩個犯罪分子輕易就偽造了礦難現場，礦長得知事故後，為了免於相關部門調查對其造成更大的麻煩，也只能放低姿態息事寧人，兩個騙子唱雙簧，騙取了2.8萬元賠償；第二個小煤礦的管理則精細得多，雖然王寶強這個未成年人僥倖進了煤礦，但井下作業極為嚴格，下井前有專門的人搜查，不讓煙酒帶下去；井下工作也有人帶班，以至於兩個幾次想要謀害王寶強的犯罪分子竟然找不到合適的現場。即便是出了事故，煤礦管理方也極為強硬，直接説賠償3萬，拿錢走人，似乎並不怕所謂的事故為外界所知。

假冒死者家屬獲取賠償：“盲井”產業鏈的第三環

某種意義上，只要“盲井”事件通過正常渠道曝光出來，就説明發生事故的煤礦在安全管理上沒有多大漏洞，他們不怕外在壓力。“黃所格”事件之所以暴露，是因為假冒的死者家屬拿不出身份證明，大冶警方在與雷波警方聯繫後，確認死者另有其人，且由於犯罪現場經不起推敲，讓警方終於發現了其中的奧妙。大冶的煤礦顯然走了正常渠道，不僅在賠償標準上符合國家標準，20萬的賠償甚至讓犯罪分子也無話可説，且在事故處理的程序上也走了正常渠道，並沒有“私了”，而是讓警方介入進來。故而，犯罪分子錯誤選擇了犯罪現場，導致黑色產業鏈的斷裂。

因此，從表面上看，假冒死者家屬獲取賠償是這一產業鏈的終端，賠償數額的多少是決定這一產業鏈是否繁華的決定因素，也是一些犯罪分子在雷波縣將智障者“培訓”成容留者親屬，獲取“命價”的動力所在。實際上，“盲井”黑色產業鏈的關鍵一環是礦難現場的選擇，因為它直接決定了犯罪分子可否順利偽造礦難，可否順利拿到賠償，一個安全生產管理正常的礦場，不僅難以找到犯罪現場，且即便礦難現場偽造成功，最終也可能因為身份暴露而拿不到賠償。“盲井”這一黑色產業鏈終究會衰敗，倒不在於雷波縣政府積極清理“無序流動人員”，而在於小煤礦治理正在取得成效。

雷波縣非常無辜地成了“盲井”黑色產業鏈中的一環，“無序流動人員”也意外地進入了公眾的視野，這個結局令人有點愕然，或許它揭示了一個現代版的“血酬定律”：在偏僻的雷波縣，在這麼一個封閉的農業社會的地方市場中，容留一個智障者成本只需幾千元；而在遙遠的大冶煤礦，在這樣一個高度開放的資本市場，礦難的受害者可以獲得十倍於此的“命價”，在這二元市場結構間建立一個隱蔽的鏈條，就可以獲得鉅額利潤，哪個冒險家不躍躍欲試呢？

即便“盲井”產業的第一環被斬斷，缺少了穩定的勞動力來源，只要這個產業的第二個環節存在，礦業治理仍然處於灰色地帶，犯罪分子也會想方設法完善“盲井”產業鏈：就如張偉蘭團伙所做的那樣，通過利誘、色誘等方式，不擇手段地尋找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