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愛施坦因：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知識分子？
【編者按：幾間教室裏的知識分子聚會沙龍連續見諸媒體，一次“不亮旗的亮旗”稱是時候亮出中國左翼自由主義旗幟了。何謂中國“左翼自由主義者”？有不少讀者表示很頭暈，搞不懂。也有讀者把中國左翼自由主義者類比西左或者民主黨知識分子。下面這位可能是美國的左翼自由主義者。我們來看看是不是與中國自由主義者類似，面對相似的困境？原文非常長，為了避免困擾讀者，我們摘譯了幾段。】
我曾在位於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Institution of Advanced Study）待過一年，在那兒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交流想法，實屬一大樂事。有天晚上，一位知識分子開始哀嘆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文化，她與我同在一個討論組，是個活躍分子。她的祖國——法國，尤其是巴黎那種知識分子間耳暈目眩的、激烈的觀點爭論，與美國知識分子的緘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的評論讓我感到不舒服，尤其當她將美國知識分子生活形容為“黯淡無光”。為什麼美國人就不能像她口中的巴黎人那樣對待公共事務呢？
我認為，或許，美國這種簡單粗暴的實用主義，加上對公共生活的道德方面的焦慮不安，或許相比我剛才提到的那位法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偏好而言，更適合充當立憲制度和健康的公民社會的守護者。從歷史來講，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也是更大的社會中的一分子。他們和其他美國人一樣，將宗教與日常生活混雜，把道德倫理問題嵌套在政治辯論中；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大部分時間裏，都樂於接受政治妥協，並且與制度相比，他們更喜歡實際的結果。
知識分子總是試圖掌控話語權
因為知識分子更多依靠頭腦而不是身體來生活。知識分子極易受到話語權的誘惑，如果聲稱擁有某種世界觀意味着對所有事情的解釋、掌控，他們對此種誘惑不堪一擊。20世紀便充滿了這種誘惑的毀滅性的後果，當強權不再需要説客、煽動家和宣傳者後，知識分子們發現他們不再被強權需要，甚至被鐵腕所消滅。自1989年東歐劇變，曾經奴役無數20世紀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的共產主義政治烏托邦瓦解後，許多問題由此誕生：誰才算是那個時代美國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我們美國究竟需不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如果我們需要他們的話，那麼究竟應如何描述他們的職業？
許多人哀嘆、批評美國鮮有公共知識分子，實際上他們對公共知識分子看法過於狹隘。大家認為美國知識分子雖然是彼此獨立的思想家，但他們思考的方式非常相似。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屬於左翼，尋求顛覆資產階級傳統；他們在煙霧瀰漫的咖啡館裏或是書房裏，將（或者至少曾經將）無數的時間花費在徹夜長談之中。
隨着大學成為知識分子們的首要歸屬地之後，他們便基於大學而活動，從而進入一種已經建立起來的公共話語空間中。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們更像是全方面的通才，而非某一領域的代言人，例如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喬治·賀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約翰·杜威（John Deway），珍·亞當斯（Jane Addams）和蘭道夫·波爾內（Randolph S. Bourne）。他們都強烈地認為，一個獨樹一幟的、由新教倫理所支撐的公民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但隨着被主流所排斥的羣體（天主教徒、猶太教徒、福音派新教徒）的崛起，新教倫理所支撐的公民文化逐漸式微，被非宗教化的、傾向於消費主義的世界觀所取代，因此知識分子們也開始拋棄原本的新教傳統，轉而傾向於一種救世主式的精神信仰了。
無論好壞，結果便是從此往後再也沒有統一的“知識分子文化”被提起，或是被反對了。
為什麼那些對所有社會問題都採取非黑即白態度的人十分讓人討厭，因為他們一方面覺得事情要麼完全符合道義，要麼便是徹頭徹尾的腐敗與不平等。我們當中的許多人，無論是否屬於搖擺不定的、經常被扣上“無腦噴子”（the chattering classes）大帽子的羣體，都意識到了當今的社會問題並非那種非黑即白的簡單。這也是我們為什麼信任專才型的專業研究者們，而非在歷史上一貫為通才型專家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原因。
當然如果讓研究者完全取代公共知識分子的話，那也將是一大錯誤。
比起唱反調的人，美國人更喜歡啦啦隊長那樣積極歡呼的人。我們時常傾向將目光聚焦於事物積極的一面，而拒絕看待消極的一面——對無論是已經發生的，還是即將到來的社會改革或技術創新，皆是如此。我口中的反對者，指的是那些承認輸贏結果，也明白在歷史上無論在何種社會，變革與創新所帶來的利益永遠不能平均地落在每個人頭上的事實的人。
我們生活在一個擅長遺忘的時代。如果這世上有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準則，那便是銘記。銘記是一種需要無比的智慧和清晰道德判定的倫理行為。通過銘記猶太人大屠殺，人們學到了許多東西，因此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但卻是無助的）成功。
公共知識分子所提出的許多當代的問題——這些問題本質上與政治無關，但對政治有很大影響——正是這些問題引發了大量的道德爭議。這些爭議很難在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倫理框架時、在人們缺乏對歷史的敏感性、以及對人類極限和悲慘歷史的認知時，得到充分的解決。
知識分子和其他那些在公共場合為道德而發聲的人，並非一直要自命不凡地爭奪話語權。相反，他們接受了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於政治理論家的定義，即幫助我們思考我們正在做什麼的人。在當下這種來去匆匆的社會文化中，反思的責任常常被人們迴避。一切都發生地太快了，因此，公共知識分子現今的任務，即是讓那些主張“倫理道德的理性”的聲音，得以發揚光大。
【觀察者網劉楚楚/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