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斯大林就是蘇聯”生成史
【8月13日，2014年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周在上海展覽中心開幕。據報道，今年滬上出版界精心準備了15000種圖書，其中新書4000餘種。新書中包括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2月出版的《斯大林傳：命運與戰略》中文譯本。去年是斯大林逝世60週年，該書通過對大量珍貴史料的解密，力求客觀全面地還原一個真實的斯大林。本文為《斯大林傳》書評。】
言説者提及自己，不用第一人稱“我”，而是直呼其名，猶如在對傾聽者談論一個第三人稱的他者。這種修辭策略，是為了使説者與聽眾之間產生距離感，營造陌生化效果。
薩達姆在演説時，就經常有“薩達姆認為……”之類的表達。比他走得更遠的是斯大林，斯大林就曾説過：斯大林不是我個人，斯大林就是蘇聯。注意，斯大林這次談話的對象是他的兒子瓦西里。因為這句話，斯大林在他兒子心目中成為一種抽象的存在。這句話傳播開來，作為抽象存在的斯大林又轉換為另一款形象——他把所有蘇聯人都當成了自己的子女。事實上，在斯大林晚年，尤其是衞國戰爭勝利之後，他正是以“各族人民的父親”形象出現的。
在新近出版的《斯大林傳：命運與戰略》裏，作者雷巴斯父女將“斯大林就是蘇聯”當作了評價傳主的最主要線索。這是傳記文學的敍述技巧，也是解讀蘇聯的一把鑰匙。如果説蘇聯是一棟過於恢弘森嚴以至於讓人望而生畏的歷史建築，那麼斯大林就是一張足夠顯赫的通行證。比起早先的各種斯大林傳記，將斯大林與蘇聯捆綁在一起的手法無疑要高明一些。
[俄]斯維亞託斯拉夫·雷巴斯、葉卡捷林娜·雷巴斯：《斯大林傳：命運與戰略》，吳昊、張彬/譯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
在這本《斯大林傳》出版以前，就我個人而言，印象比較深刻的同類作品是愛德華•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聞》。《斯大林秘聞》是一本典型的“情緒飽滿地妖魔化”斯大林的傳記，在拉津斯基眼中，斯大林是一個“憑個人力量壓倒時代”的角色，不過這個角色讓同時代的人窒息。譬如，該書引文部分説了一個故事：在伏爾加-頓河運河旁，聳立着一尊斯大林銅像。但人們發現，候鳥遷徙時喜歡在銅像頭頂棲息，“斯大林同志”的臉被搞得一塌糊塗。嚇得要死的州領導無奈想了一個辦法，叫人把銅像頭部通了高壓電流。於是，鳥的屍骨漚肥了銅像四周的土地——銅像清除了鳥羣的騷擾，俯視着鮮花盛開的原野……
應該説，銅像的故事及其隱喻是極其精彩的。但問題是拉津斯基只是在描述這尊銅像，卻沒能找到這尊銅像鑄就的動機，他甚至沒有這種企圖。這樣一來，整本傳記成了解密檔案（算得上豐富）的堆砌。有史料而無史觀，生動的文字無非成就了一本高段位的歷史八卦。
拉津斯基未能完成的任務，交到了雷巴斯父女手中。雷巴斯父女這本《斯大林傳》的俄文版，比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聞》晚出版11年。足夠的時間間隔，使得對文獻史料的梳理、甄別有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已然定型的當代俄羅斯政治構架，令妖魔化或是神化斯大林都失去了象徵意義。所以，雷巴斯父女沒有拘泥於如何將史料變着花樣排列組合，他們寫作的着力點是探究斯大林現象的生成機理，將目光投向了斯大林生活的時代以及綿延千年的俄羅斯文化傳統。
一、格魯吉亞族的俄羅斯人
一個優秀的傳主有許多屬性，排第一位的永遠是他得是個大人物，大到所有的大詞壘在一起都到不了其腳面。斯大林，就是這樣一個大人物，而且褒義詞和貶義詞一肩挑。扁擔的一頭是“導師、領袖、大元帥、各族人民的父親”，另一頭是“魔頭、屠夫、獨裁者、變態的陰謀分子”。而斯大林畢生的對手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稱作“最傑出的庸才”。
托洛茨基稱斯大林是庸才，因為紅軍締造者認為（其實也是公認）斯大林不具備自己的非凡才智和個人魅力。但庸才何以傑出？一般認為，斯大林要比托洛茨基更現實。那什麼是斯大林必須面對的現實呢？《斯大林傳》有了一個未必清晰卻反覆在暗示的答案：斯大林是一個俄羅斯人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的少數族裔——格魯吉亞人。為此，作者甚至不厭其煩地查閲了斯大林出生地哥里地區的民族成分。有趣之處，即便在哥里，最大的族羣也不是格魯吉亞人，而是亞美尼亞人。
他是格魯吉亞人，他要征服和統治的國家叫俄羅斯。這就是轉投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門下的神學院學生朱加施維裏所要解答的課題。他的方法帶有鮮明的功利色彩，那就把自己當成直至變成一個俄羅斯人。這個重要的轉折點位於1904年，即他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之後，他稱自己是“格魯吉亞族的俄羅斯人”——在去往西伯利亞的路途中，“透過囚車的窗户，約瑟夫第一次看到了地地道道的俄羅斯。”由此，對俄羅斯的文化認同置換了對格魯吉亞的身份認同。後者只有生理學的意義，而前者是精神、靈魂和歸屬。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這次流放中，朱加施維裏在黨內的綽號“柯巴”（難以馴服之意）為人所熟悉，而這個綽號已無限接近於被歷史刻錄的名字斯大林。
其實，十月革命時期的主要領導人，“根正苗紅”的俄羅斯人並不多。列寧是俄羅斯人，斯維爾德洛夫、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都是猶太人，斯大林和奧爾忠尼啓則是格魯吉亞人，加米涅夫是幼年遷居格魯吉亞的俄羅斯人。因此，斯大林所要解答的課題，很多人一樣要面對。而在所有人中，斯大林的回答最堅定。他毫不掩飾地讚美、謳歌俄羅斯人，他甚至要求其他人也接受這樣的概念：首先是俄羅斯的國家、文化、語言，其次才是你們個人的愛好和特性。
事實上，正是在格魯吉亞人斯大林身上所體現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導致了斯大林與列寧不可化解的分歧。在蘇聯成立時，列寧提出的方案是各共和國之間平等並擁有自由退出權，而斯大林設計的是中央集權制國家，換言之就是所有少數民族服從於俄羅斯。為了這種服從，斯大林在政治局會議上公然提出了要“必須堅決反對伊里奇”。
斯大林對俄羅斯屬性的維護，自覺而持之以恆。因為唯有成為俄羅斯的斯大林，才可能成為蘇聯的斯大林。而實現了這一重轉換，政治鐘面上的時針調撥才順理成章——從馬恩列斯的意識形態排序轉撥為伊萬三世、伊萬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的沙俄帝王傳承。《斯大林傳》實際考察的正是這根時針，作者認為，蘇聯在本質上是俄國帝國主義的第三次顯現，前兩次分別是莫斯科公國和彼得大帝的帝國。
二、用電話的成吉思汗
歐洲人對地跨歐亞兩洲的俄羅斯人，素來有一種頗為不敬的説法：剝開一個俄羅斯人，裏面其實藏着一個韃靼人（蒙古人）。按照這個邏輯推演，沙俄帝王的身上，或多或少會帶有韃靼可汗的某種性格基因。而沙俄帝王的極致，自是某某版本的成吉思汗。
林語堂在其歷史小説《武則天正傳》裏，為形容武則天的殘暴嗜殺，曾將她比作“一個可與斯大林和成吉思汗媲美的大劊子手”。林語堂這個比喻的前設命題是，斯大林和成吉思汗早就是等量齊觀的人物。而在蘇聯，關於斯大林統治風格最精妙的比喻仍是出自托洛茨基之口，他稱斯大林是“用電話的成吉思汗”。這個比喻套用了赫爾岑對尼古拉一世的嘲諷，他稱尼古拉一世是“用電報的成吉思汗”。將蘇共領袖與蒙古可汗作類比，理由充分。因為在兩者都擁有超羣的意志、勇氣、殘酷和為達目標不擇手段等特質，更重要的是，兩者都展現了對權力的冷血攫取和放肆使用。正是因為具備了上述品質，斯大林才能像成吉思汗那樣戰勝一切內外之敵。托洛茨基本人就是斯大林權杖下最著名的犧牲品，而肅反運動、古拉格、契卡等詞彙則漚肥了斯大林威嚴銅像下的土地。
一個以解放全人類為口號的政權領導人，何以會有如此陰森可怖的“東方暴君式的性格”？《斯大林傳》給出的解釋是，在俄羅斯農作物生長的週期每年只有五個月，在歐洲這個週期要長一倍多，因而產量要高得多。俄羅斯居民自古就生活在潮濕黑暗的地下室裏，而西歐人則住在陽光明媚的高樓大廈裏。因為資源貧乏，人們必須為之爭鬥，使得血腥復仇和無休止的威脅成為必然。俄羅斯雖大，但土地所供給的物資嚴重不足，遠未到可以讓人們相互寬容彼此和解的地步。
審視俄羅斯的文化傳統，其知識分子羣體自18世紀彼得大帝改革起便分化為西方派和本土派（斯拉夫派）兩大陣營。斯拉夫派所宣揚的自主意識和“第三羅馬”概念在俄羅斯思想史中往往處於上風，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危機或後發訴求成為歷史第一課題，斯拉夫派對西方派便完全佔據了主導地位。類似救亡壓倒啓蒙、浪漫驅逐理性的歷史橋段，中國近現代史也反覆上演。因為在救急時，運用權力直截了當地解決問題，永遠比談判與妥協效率更高。“東方暴君式的性格”，即是如此。而歷代沙俄帝王，但凡有所作為者，又有誰不是按照這個邏輯來行事？
時至日久，“白殼黃心”的沙俄帝王不但令身邊的臣屬噤若寒蟬，甚至使西方政治家也產生了刻板印象。丘吉爾在回憶中寫道：在雅爾塔會議時，當斯大林走進大廳，大家就會像聽了口令般全都站了起來。有一天，丘吉爾打定主意，尊嚴一點，決不起立。遺憾的是，當斯大林一進門，丘吉爾還是如着了魔一樣恭敬地站了起來。丘吉爾的這段敍述，貌似同樣適用於未來奧巴馬寫普京的回憶。
所謂歷史宿命，就是人們越是刻意去迴避便越是容易落入其窠臼。儘管有人當面喊“主人”時，斯大林曾予以怒斥：“我是什麼主人？我又不是中亞地區的巴依老爺！”但無論是治下的百姓還是身邊的同僚，乃至自許清高的一眾文化人，誰不是把斯大林當作自己命運的主宰。甚而有人指出，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的秘密報告也“飽含着一位僕人對舊日主人的怨恨”。
三、人民需要沙皇
1935年4月22日，斯大林女兒斯維特蘭娜的保姆貝奇科娃過生日，同時這一天蘇聯新憲法草案起草工作完成。斯大林心血來潮，率全家去乘坐剛竣工的莫斯科地鐵。地鐵管理方和警衞人員沒有作任何準備，導致斯大林出現在“文化公園地鐵站”時，被公眾認出，人們喜悦和歡呼的程度超出所有人為組織的程度，“烏拉”聲響徹地鐵站。這一幕，令斯大林的孩子們萬分驚恐，號啕大哭。但斯大林卻因此堅定一種日後再也不會放棄的想法：人民需要沙皇。
或許可以這麼説，從莫斯科地鐵站的那一刻起，國際共運史的主角斯大林終於脱去意識形態的外衣，露出人們所熟悉的沙俄帝王史的底色——那是大國的傳統、霸主的傳統、東正教的傳統。而這也正是雷巴斯父女的《斯大林傳》所要真正表達的命題：斯大林首先是一個地緣決定論的產物，其次才是蘇共總書記。
在俄羅斯近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生產力同他們所豔羨的西歐國家相比始終有着較大的差距。與之相應，俄羅斯最主要的資源就是許多代人悲劇式、超限度的承受力，唯有這種承受力方使國家對生存的需求和大自然供給之間的鴻溝得以彌補。所以俄羅斯實際上始終是一個軍事結構，其體制是動員式的，為了是達到正常情況下根本無法達到的目標。所以，任何一個宏大的國家命題都必須經由自我犧牲之路來證明。
與這種氣候與地理狀況相適應的制度頂層設計是，稀缺的資源不可能在私有者之間合理分配，而只能歸統治階層的極少數人直至最高統治者所掌控。人民需要沙皇，需要專制，因為沒了那個最高統治者，國將不國。
《斯大林傳》提出的命題，在一定程度上是重複了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説。若説這本傳記有何理論發展，那就是作者把“人民需要沙皇”不但歸結於現實訴求，還挖掘了其背後的精神線索，即俄羅斯民族的彌塞亞意識。
因十月革命而流亡法國的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在其《俄羅斯思想》一書中提出，俄羅斯沒有經歷過西歐國家文藝復興式的人道主義洗禮，所以俄國各種社會思潮哪怕是無神論都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而俄羅斯的宗教使命成為一種特殊使命，它與俄羅斯國家的力量和強大密切相關，與俄羅斯沙皇的特殊地位相關。沙皇，就是彌塞亞的肉身，是被上帝選中來執行特殊使命的人。
作為梯弗利斯（第比利斯）神學院學生索索•朱加施維裏，最終被選中來執行俄羅斯民族的特殊使命，莫非也是一種歷史的宿命？當他搖身一變，以蘇共總書記斯大林的面目出現於俄羅斯人眼前時，人們除了愛戴和膜拜，還有什麼姿態可選擇？
《斯大林傳》記載，二戰中，參加德黑蘭會議回國的斯大林，途徑斯大林格勒。他看到了廢墟和大量損壞的德軍裝備，大街上堆積成山的德式頭盔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説道：“無能的征服者，頭上還戴着頭盔呢！”斯大林決定，在廢墟上建起一座比以前更漂亮的城市，他做到了。
大拆大建，大破大立，集毀滅者與再造者於一身，就是斯大林的氣派。他個人的力量投射於時代，那就是整個俄羅斯民族的命運。這個民族總是在極盛時突然分崩離析，又總是在一切無可挽回時又突然重整旗鼓。也許，每一個有作為的民族都會經歷此等起落，只是俄羅斯人的波幅比任何民族都要大。
在俄羅斯民族上一次以蘇聯的名義崛起時，斯大林是旗手，斯大林就是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