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之一）
【2012年末，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到一個月的習近平南下廣東，來到深圳、珠海、佛山、廣州。在蓮花山公園，他向佇立在山頂的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感慨道：“我們來瞻仰鄧小平銅像，就是要表明我們將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奮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新進展、實現新突破、邁上新台階。”
8月22日，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鄧小平同志留給我們的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是他創立的鄧小平理論，這是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等一系列基本問題，也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當中國崛起成為全世界無法迴避的事實，當中國持續不斷的改革創新進入深水區，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急切需要理論聯繫實際，從前人的思想遺產裏尋找啓迪。實踐者的思想尤其珍貴。鄧小平理論是關於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總結，不是教條，是面向新的現實敞開的一種方法。
不容迴避的是，在快速變化的複雜中國，鄧小平留給我們的遺產也在遭遇現實問題的碰撞。學界及坊間也都產生了各種爭論，甚至左、右各持一端，以至於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爭議掣肘了改革的進程。
觀察者網力邀多位在政經思想界建樹豐厚的學者、思想名家、政府官員及企業家暢談鄧小平思想在今天的意義。我們將陸續推出一系列評論文章，紀念偉人誕辰，重新以沉穩心境審視、反思、學習小平的政治智慧，以及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亦希望以已之力促進社會共識的達成。
應觀察者網之邀，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特此撰文，主要探討了“毛澤東為鄧小平改革開放開啓戰略機遇窗口”和“為什麼是鄧小平決定了對外開放”兩個問題。】
1979年，美國《時代週刊》第一期將鄧小平列為年度封面人物，並評價到：“中國曆來固步自封。鄧小平讓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在極短的時間內來一個180度大轉彎，這是人類歷史上氣勢恢宏、絕無僅有的一個壯舉。試想，自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有哪一位豪傑能率領佔世界人口1/5的10億民眾迅速撥亂反正，從教條主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從而融入20世紀末的世界大舞台？在因本能的‘外部恐怖症’而閉關自守多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在1978年開始向外部世界邁出一大步，開始了新的長征。”[1]
中國工農紅軍的萬里長征，實際只用了約兩年的時間；[2]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如同新的“萬里長征”，已經走過了三十六年，並且至今尚未完結。
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
從1978年到2013年，中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10位躍升至世界第2位，貨物進出口總額從世界第29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外匯儲備從世界第38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3]中國在世界的地位、經濟實力、綜合國力以及影響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説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那麼可以説，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強大的中國。
今年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改革開放也已進入到全面深化重要階段。我們一道回顧改革開放從哪裏起步？又經歷了怎樣的道路選擇？實施了什麼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完成了哪些重要的制度構建？從而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認識鄧小平時代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更好地發掘和利用鄧小平留給當代的寶貴財富，堅定不移地沿着鄧小平所指引的“中國之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繼續前進，實現“兩個一百年”偉大目標。
鄧小平登上1979年1月1日《時代週刊》封面，成為該刊的年度人物
一、毛澤東為鄧小平對外開放開啓戰略機遇窗口
鄧小平所領導的1978年以來的對外開放，事實上藉助了毛澤東所打開的對外開放戰略機遇窗口。
自1949年成立開始，中國受美國主導的西方長期封鎖和中蘇關係惡化影響，與世界經濟、世界市場基本隔絕。到1973年，中國出口額佔世界總量比重達到歷史最低點，只有0.65%，低於1950年的1.69%。[4]中國在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不是提高了，而是明顯下降。但是，這些數據並未為中國領導人所知曉，江青更是“孤陋寡聞”，更加盲目排外，大批“洋奴哲學”。到20世紀70年代經濟全球化時代，不斷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閉型經濟和自給自足型社會。
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美國由於深受其侵越戰爭的拖累，內外交困，不得不有所收縮；前蘇聯則趁機增強軍力，加緊向外擴張，不但成為對我國安全的主要威脅，而且極力同美爭霸，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態勢。在此變化下，美國的戰略傾向開始變得有利於中國。1969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決定表態，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議上説，當前蘇聯對美國來説更為危險，如果在中蘇戰爭中中國一敗塗地，那將有損美國的利益。根據這一政策，基辛格發出一道指示：若蘇中發生衝突，美國將持中立態度，但在此範圍內應儘可能向中國傾斜。[5]毛澤東根據陳毅元帥等的建議，[6]從國家利益出發審時度勢，超越意識形態，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打美國牌”，採取了對美新戰略。[7]
毛澤東為鄧小平對外開放開啓戰略機遇窗口，圖為1972年尼克松訪華
在雙方積極態度的基礎上，在試探性接觸之後，毛澤東抓住時機，走出了“乒乓外交”的妙棋。[8]1971年4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結束已存在20年的對華貿易禁運，放寬對中國的貨幣和航運管制，向中國方面進一步釋放積極信號。最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同年7月秘密訪華，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2年2月訪華，結束了中美之間長達22年的嚴重對峙僵局，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9]
毛澤東推動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建立，平衡並制約國際戰略力量，使國際緊張局勢趨向緩和，進一步開拓了我國外交新局面，[10]為中國在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恢復一切合法權利、重新成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為中國與西歐多國、日本建立或升級外交關係營造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大環境，為中國引入西方國家先進技術、實現與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的接軌提供了重要機遇。
20世紀70年代，中國對美日貿易迅速發展。1971年中美貿易額僅為490萬美元，到1974年增至9.3億美元，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1972年中日貿易額達到11億美元，到1975年已達到37.8億美元，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外交格局也發生重大變化，1969年底與新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有44個，而到1972年底已有88個，3年內翻了一番。[11]
20世紀70年代初毛澤東打開中美關係的戰略舉措，為70年代末鄧小平的對外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前提條件，打開了戰略機遇窗口。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又邁出了決定性的一大步，即中國向西方對外開放。
二、為什麼是鄧小平決定了對外開放
鄧小平與毛澤東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在西方生活和學習過，他更加了解西方，也比毛澤東更曉得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發展差距，因而更加認同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向西方開放。鄧小平曾在年僅十六歲時就前往法國勤工儉學5年，並在此期間開始從事革命事業，後又於1926年前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年，既瞭解了西方，也瞭解了東方。鄧小平在回憶1974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與江青等關於“風慶輪事件”的爭論時説：“閉關自守不行。我跟‘四人幫’（主要指江青）吵過架，才1萬噸的船，吹什麼牛，1920年我到法國留學時，[12]坐的就是5萬噸的外國郵船。”[13]鄧小平正是因為有這一切身經歷，才成為中國的“對外開放之父”。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主要是後期），鄧小平是唯一出訪過美國和西歐的中國領導人。1974年4月他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回國時途經巴黎，會見了法國總理，他比其他領導人對西方的現代化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1979年1月31日，美國總統卡特與鄧小平簽署了科技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
1978年5月30日，鄧小平問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交通部部長葉飛等人：“為什麼台灣、香港、南朝鮮、新加坡這些地區和國家可以做到的（指對外貿易增長那麼快，貿易量那麼大），（為什麼）我們（指中國大陸）做不到？我們這樣大的國家，只有這麼一點點貿易量，不行，必須趕上。”[14]同日，他還對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胡喬木等提出同樣的問題，談話中首次提及亞洲“四小龍”。[15]對此，我把它稱之為“鄧小平問題”。鄧小平力圖對這一問題做出正確的回答。
俗話説，“百聞不如一見”，坐在中國是回答不了這個問題的。為此，鄧小平親自出國訪問，到東亞國家調查研究。1978年，鄧小平先後4次出訪8個國家。[16]10月，他在日本訪問期間，日本的現代化成就使他感到十分震驚。他坦言：“我懂得了什麼是（真正的）現代化。”不久之後他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是“準現代化”，即經濟總量翻兩番和小康目標，實際上修正了毛澤東、周恩來所宣佈的到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11月，他在訪問新加坡期間十分感慨地説：“五十六年前我去法國時途經新加坡，在此停留了兩天。所有舊印象都沒有了，一下飛機就看到一個嶄新的新加坡，可以説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你們取得了可喜的發展。你們的道路是對的，發展是快的。”[17]新加坡之行更加堅定了鄧小平以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的決心。
1979年1月，鄧小平作為中國領導人首次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在與美國總統卡特會見時應邀解釋了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總統先生，您要我大致談談我們的戰略。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需要長時間的（國際）和平環境。這就是鄧小平提出的“大戰略”，為中國改革開放、經濟起飛創造了“天時”。
1979年2月3日，鄧小平在美國休斯敦參觀休斯工具公司的鑽頭
鄧小平訪美的另一個目的是瞭解美國人民，瞭解他們的生活，瞭解他們建設的經驗，學習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東西。[18]他先後到華盛頓、亞特蘭大、休斯頓和西雅圖等城市參觀了多家知名跨國公司、美國宇航博物館、林登·約翰遜宇航中心、福特公司汽車裝配線、波音公司747飛機裝配線等，這些發達的現代化成就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使他更加感到中國必須對外開放，沒有對外開放，中國要想迅速發展是不可想象的，要想追趕發達國家也是不可想象的。
這些獨特的個人經歷，使得鄧小平比同時代的中國領導人思想更解放、視野更開闊，也更能夠做出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他的世界眼光和對國內外形勢的準確判斷，使他推動制定了“正確的開放的對外政策”，[19]在正確的時刻選擇了正確的道路、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打破長期以來中國與世隔絕、閉關自守的格局。
中國的開放首先是領導人的思想開放。只有走出去看一看，才能曉得世界的巨大變化；只有進行比較，才能夠感受到國家間的激烈競爭。在鄧小平親自帶動下，領導人紛紛出訪。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先後訪問了3個東歐國家和4個西歐國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訪問了亞洲和非洲國家。到1980年1月，根據鄧小平介紹，我們的副總理差不多都出去過，副委員長好多都出去過。這3年，特別是1979年，我們外事出訪空前多，外國領導人員來訪也幾乎每月不斷。[20]據不完全統計，從1977年7月1日至1981年6月30日3年間，除中央領導同志出訪活動外，派出的部委辦代表團達360次、科技教育經濟貿易代表團達472次。幾乎所有的領導人正是因為走了出去，才親眼看到了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更重要的是，對鄧小平所提出的對外開放重大決策有了認同，進而形成了政治共識，開啓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
鄧小平時代不僅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時代，還是中國真正對外開放的時代。對外開放根本地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中國的領導人終於拋棄了“文化大革命”式的“自我封閉”，帶領中國這艘巨輪駛向世界大潮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21]
（此文完成於2014年8月5日，應觀察者網之邀為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而作，楊竺松協助整理。）
注：
[1]美國《時代週刊》1979年第1期發表的《一個嶄新中國的夢想者——鄧小平向世界打開“中央之國”大門》一文談到，“許多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對外界一無所知。在歷代封建王朝的更替過程中，中國人逐漸形成了一個觀念，認為全世界都是在天的大一統之下，而他們自己則是‘天朝中的天之驕子’。中國曆來故步自封。”見劉強倫、汪大理編著：《鄧小平卓越智慧》，49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
[2]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一方面軍主力開始長征。到1936年10月，紅二方面軍到達將台堡與先期抵達的紅一方面軍會師，長征結束。
[3]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4》，第178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4。
[4]Angus Maddison, 1995.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ECD。
[5]亨利·基辛格：《論中國》，中文版，210-212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6]當時最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一是中美、中蘇之間會不會發生大戰？二是蘇美兩國比較起來，誰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更大？三是對打開這種局面有什麼新的設想？為此，毛澤東提議由陳毅掛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提出了國際問題報告（《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1969年7月），《對當前局勢的看法》（1969年9月）），陳毅等認為在中、美、蘇“三大角”關係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在目前美、蘇兩國急於打“中國牌”的情況下，中國處於戰略主動地位。見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1624-162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7]胡繩等認為：“美國要儘快消除越南戰爭敗局造成的影響並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權地位的衰落，要對付蘇聯的挑戰，需要改善同中國的關係。而中蘇關係惡化的加劇又使這種設想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就中國方面來説，要着重對付蘇聯在北方邊境集結重兵對我國安全所構成的直接和嚴重的威脅，要解決台灣問題以實現民族統一大業，要恢復和擴大國際交往，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也需要實現同美國的和解。”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496-497頁，北京，中共黨校出版社，1991。
[8]1971年4月，美國乒乓球隊應毛澤東邀請訪華，實現了中美關係的重大突破。
[9]錢其琛：《毛澤東在開創新中國外交和國際戰略思想——1993年12月26日在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10]錢其琛：《毛澤東在開創新中國外交和國際戰略思想——1993年12月26日在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11]金衝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三卷，1072-1073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12]1920年10月19日鄧小平抵達法國港口馬賽，開始了五年零四個月的勤工儉學。當時鄧小平只有16歲。但是西方世界的現代化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歷史的記憶。
[13]鄧小平：《視察上海時的談話》（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文匯報》和《解放日報》,1974年10月12日發表文章批判“孔孟”賣國主義路線。鄧小平1977年12月曾回憶到，“20年代我出國就是坐的5萬噸郵輪。風慶輪1萬噸還沒有過關就吹起來了。江青責問我，我就和她辯論。江青搞形而上學，什麼都自己第一。”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24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31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5]鄧小平講：“現在東方有四個‘小老虎’：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台灣、一個是香港、一個是新加坡。它們的經濟發展很快，對外貿易增長很快。它們能都把經濟發展那麼快，我們難道就不能嗎？我們的腦子裏還都是些老東西，不會研究現在的問題，不從現在的實際出發來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32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6]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國改革開放20年史》，29頁，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427~42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48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9]鄧小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79年11月26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233-2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0]鄧小平：《目前的形式和任務》（1978年1月16日），見《鄧小平文選》，二版，第二卷，24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1]1983年9月，鄧小平給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