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汝倫談中國思想:中國水墨畫可表達全世界所有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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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張汝倫教授和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的丁耘、洪濤、吳新文三位研究員在上海書展的一項沙龍活動中就“中國人如何思考國家、歷史和世界”的主題展開對談。四位老師的談話雖是藉着張汝倫教授的《現代中國思想研究》一書增訂再版的機會,卻並非只是就書論書。

“中國人如何思考國家、歷史和世界”
“這次書展主角是文學,鋪天蓋地的宣傳都是關於文學的,我家預定了4、5份文學報紙,都是圍繞文學展開的,沒哲學什麼事。”張汝倫教授不滿於哲學思想在中國的邊緣地位,為了説明哲學的重要性,他舉了一個間接證據:“世界上一流大學一定有哲學系,世界上差的大學一般沒有哲學系,這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
在他看來,哲學代表了從整體上認識問題的高度。“比如人口問題,大家都知道,人活着要吃飯,人口多了就一定面臨吃飯的壓力,還有工作、就業等等。中國人口多怎麼辦?搞計劃生育,這是技術人員的思路,可如果要問一個哲學家,他會説,採取這樣人為的方式,對人是不是不尊重?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會不會有新問題,比如養老?在沒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當中長大的獨生子女如何與人相處?人與人的關係會不會遭到破壞?對於一個哲學家來説,他認為這些問題如果不考慮的話,現在快刀斬亂麻,當下問題解決了,日後怎麼辦?”
從整體上認識,就不能用單色的眼光看世界。張汝倫教授談到了中國水墨畫“墨分五色”(觀察者網注:指焦、濃、重、淡、清;或指濃、淡、幹、濕、黑;也有加“白”,合稱“六彩”):
“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説,中國的水墨畫,墨是什麼顏色?在座的各位説墨就是黑顏色。不是,墨有六種顏色,這是清人告訴我們的,中國的水墨畫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顏色都表達出來,區別在於哪裏?在於古人的知覺跟我們不一樣,人類所有的歷史就剩下一件事情,建立一個新的理性化制度,很多東西被淹沒化、簡單化,致使我們看到今天墨是片面的黑色。”
“我們對這個世界為什麼可以這樣感受,比如我讀《三十六畫品》的時候,不是36種對中國國畫的評價,而是36種感官世界的方式,那麼的典雅、細膩、深奧。我們現在還有這個嗎?”

墨分五色
“我們有一個不好的態度,在思想界貼標籤盛行”,張汝倫教授對此深感氣憤:“十幾年前我參加一個會議,一位古典系的教授發言,開講前首先説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們今天討論問題跟你是什麼有關係?該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太複雜,是全人類的問題,我們真的要好好思考。”
“比如韓國歲月號沉船事故後,韓國一個非常有名的作家寫了篇文章,説我們這代人是在朴正熙提出要把韓國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奮鬥,學校裏面講這個,馬路橫幅上面寫,現在好像也真的建立了,韓國有很多世界上拿得出來的品牌,問題出現後,韓國人才開始反思要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深入思考問題的民族是有前途的,不能説死了很多人,我們在制度上堵住漏洞,這樣的事情不再發生了。”
歲月號沉船事故喚起韓國人對現代性的反思,在場的吳新文教授在發言中也討論了張汝倫《現代中國思想研究》一書中對現代性的看法,並向張老師請教:
“這本書裏前面寫思潮,後面寫人物,第一版和余英時的討論,裏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問題,特別是圍繞中國和西方相遇後,中國所謂的現代化我們究竟如何看待?當下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沒有解決,仍然爭論得熱火朝天。我記得張老師的書裏面寫到,現代性有點像是羅馬神話裏面的門神,他是有兩面性的,即光明與黑暗。”
“有人認為中國當下的問題需要資本主義解決,西方發達國家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是也有人説,資本主義是行不通的,有很多災難性的問題現在都表現出來了,所以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做思想史研究的,在這樣一個簡單化的思潮面前,大家火氣很盛,義氣用事,都是貼標籤。我們如何對這兩個東西和當下的複雜關聯有一個更深的理解,然後暗示中國思想者的未來思考的一個方向,這是這個問題的第一面。”
“中西的問題,書裏講到**近現代西方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深深的融合在一起了,獨立的中國思想和中國文化都是不存在的,西方的東西已經成為了我們生命中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來思考中國當下的思想,究竟是抱着什麼樣的意識,説得更高一點就是用一種什麼樣的趣味來看待這樣的東西?**近代以來有一種説法叫做西化,甚至有人説要全盤西化,這個思潮影響很大,但是從40年代以後有人提到化西,所以在這樣一個面對中和西關係的時候,我們當下究竟如何能夠避免簡單化的選擇,又能對這樣的問題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性的思考,這是我要向張老師請教的問題。”
對此,張汝倫的回答是:
“我個人的理解是,現代性、現代化是一個概念,人類用這個概念特指一種文明形態,這個概念是可以突破的,可以修正的,也是可以質疑的。所以有時候討論問題,把現實生活的形態和概念本身牽扯起來,概念是幫助我們理解生活現實的工具,我們必須用它才能理解我們的生活。反之,對生活現狀不滿的時候,我們當然有權利批判、修正甚至顛覆這個概念,我們絕不能把現代性理解為人類的天命,就像人類要從人猿變成人一樣。”
“吳新文教授提到中西的問題,其實西也不是西,我們講的西就是18、19世紀200年間裏面的西,而且還是我們大打折扣的200年裏面的西。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拯救中國、打撈中國,如何找到一個真正的中國,能不能找到?比較難。”
“其實如何打撈中國不僅僅是打撈中國,而是如何在世界思想文化的圖景當中加入中國元素,這是擺在我們這代人面前的任務。”
丁耘、洪濤兩位教授也做了精彩的發言,限於篇幅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