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網：從大數據看各省如何簡政放權
【編者按：2014年兩會前夕，大公網推出大型策劃《省長這一年》，全面梳理黃奇帆等十位省長（市長、主席）一年的執政思路、運籌謀略。今日，2014行已過半，各地在落實深化改革、經濟換擋方面進展如何？各位省府班長如何調整執政謀略應對中央新一輪改革思路、主導本地發展軌跡？
基於此，大公網《中國省級政經週報》本期推出特刊：《省長這一年之2014上半年報告》，全面梳理以省長（市長、主席）為班長的省府，如何全面推行本省區域的深化改革戰略、如何順應簡政放權大勢、如何實現經濟轉型換擋等等系列重大話題，記錄中國深化改革頂層設計的省級路徑。】
努爾·白克力：好時代裏遇上大挑戰
大公網評論員 馬俊茂
他創下了常規政治生態下的晉升紀錄，他是為數不多的60後正部級官員之一，他是千萬維吾爾族中唯一的中央委員，他是學而優則仕的典範，他叫努爾·白克力，講着標準普通話的新疆自治區主席。
2014行進至此，努爾·白克力的治疆經歷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經濟治理上風生水起鶯歌燕舞，社會層面暴恐不絕愁雲滿城。
他趕上了一個極好的時代——絲綢之路經濟帶開啓了“西進戰略”的“國家戰役”，經濟新常態緩解了新疆生態脆弱的痼疾，19個援疆省市提供了不竭的後發動力。
好時代並未讓疆人治疆順風順水，頻繁的暴恐讓擁有維吾爾身份的努爾·白克力屢屢神色凝重，這個好時代裏的大挑戰考驗他爬坡過坎的能力，文人也需要鐵面。
努爾·白克力
疆局
由各級黨組織自上而下層層傳導是中共執政的秘鑰，當下更復如此，習近平統領全局，頂層設計下的執行力空前強化。作為距中南海最遙遠的省級行政單位，新疆局面亦完全在政治局常委會筆端下行事。
新疆各個面向的複雜程度或許是大多數人難以想象的，這種局面的由來混雜着歷史、現實和自然的各種成因。
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166萬平方公里的疆域約佔全國六分之一，足有四個日本大小，北西南三面5400多公里的陸地邊境線毗鄰八個主權國家，且部分長期處於動盪之中，內外敵對分子時有勾連。
2200萬人口中少數民族佔60%，共有47個族類，以伊斯蘭教為主導的多宗教長期並存，風俗習慣帶有明顯的差異性。新疆也是中國最大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區內又有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城市與兵團實行“師市合一”的獨特模式。
自然資源極其豐沛，石油、天然氣、煤炭皆佔全國總儲量的30%以上。
凡上種種，在內地31省市區中獨此一見，這種全面的複雜性導致了當下新疆的獨特存在，“一把手”高配和援疆模式造就了政治、經濟上的“雙重特區”。
也因為這種獨特性，習近平自十八大之後就對新疆的治理模式進行了調整，最明顯的當屬在5月底召開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在是次會議上，治理新疆的總目標被定義為“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而2010年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確定的總目標則為“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字面的變化真切地反映出了頂層設計的調整，由唯GDP馬首是瞻到社會的結構性穩定轉變。
這種對疆政策的調整不僅僅表現在字面上，習近平上半年的新疆之行以行動詮釋了這種變化。
四月底，習近平完成了25年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第五次新疆考察，隨行人員有俞正聲、王滬寧、範長龍、慄戰書，一政治局常委，三政治局委員，規格史無前例地被拔高。但真正的變化體現在習近平的行程上，沒有像以往的領導人視察北疆的能源類企業，而是直奔南疆喀什，被稱為中國最危險的地區，暴恐分子極其活躍，這種硬碰硬的視察路線背後是國家戰略層面的調整，亦即社會的穩定和諧權重超越跨越式發展，某種意義上，這種轉變也是被現實所倒逼。
經局
8月11日，蘭新高鐵最後一根500米長軌完成鋪設，全線實現接軌鋪通，在經過一系列的聯動調試之後，預計將於今年年底投入運營。蘭新高鐵全長1776公里，新疆段為710公里，通車後將此前蘭州到烏魯木齊的運行時間從16小時縮短至9小時，而從北京到烏魯木齊的時間從40小時跨越到20小時之內，新疆自此進入“高鐵時代”。
新疆一直肩負着陸橋國際通道的使命，但長期以來的運力緊張、時間及物流成本高居不下，這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中國的“西進戰略”，但這條設計時速為250公里的“鋼鐵絲綢之路”將會扭轉此前的不利局面。
高鐵對新疆經濟的轉型發展是不言而喻的，對於努爾•白克力來説，同樣也意義非凡。早在2009年一場在清華的演講中，努爾•白克力就曾以新疆未來發展潛力巨大，前景十分美好來介紹高鐵，以期吸引到在京的高端人才。
“鋼鐵絲綢之路”來得恰逢其時，2014年最火熱的一個政經熱詞叫“一路一帶”，這是習近平親力親為推動的一個國家級戰略，但將視野放的更長遠一些，新疆無疑是這條古老商貿走廊中最璀璨的明珠，起到了一個起承轉合的大支點作用，是絲綢之路中國段的終點，是世界部分的起點。
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大通道，集聚了30億人口，這樣一個龐大的集消費與生產為一體的商貿通道被完全打通，且都需要經過新疆的陸路口岸來實現貨物運轉，對新疆的產業轉型將是一劑及時到來的強心針。
努爾•白克力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發展可謂傾盡全力，舉凡有宣講的機會，便會一再提到，強調要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排頭兵，把新疆建設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以此來推進信息通道及交通樞紐的建設，改善民生，形成全方位的開放格局。在2014年新疆政府工作報告上，努爾•白克力着力最多的便是此，全文近十處提到了“絲綢之路經濟帶”。
新疆在推動絲路建設的實踐層面也屢有收穫，在剛剛過去的六月，經國務院批准，設立了由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管轄的霍爾果斯市。而在更早前，霍爾果斯特殊經濟開發區獲權掛牌，確立了“一區三園”模式，霍爾果斯是絲綢之路新疆段北道上的重要驛站，現成為與中亞國家經貿交流的國際大通道，與喀什經濟特區南北呼應，構成了帶動新疆經濟發展的一體兩翼和重要增長極。
在上半年的全國GDP排名中，新疆以10%的增速位列第六，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7.4%，在西部五省區中排名第三。但新疆的GDP構成一直是努爾•白克力所憂心的，他曾經在接受央視採訪時坦言，新疆“成也石油，敗也石油”，但同時又説寧願霸道，也要將高污染的企業給關了。新疆一直依賴石油化工和能源產業，第三產業的比重一直較低，低耗能的高新技術產業一直推進不力。但努爾•白克力趕上了一個好時代，這就是習近平所説的新常態，降低速度提高質量，不要以犧牲生態為代價的GDP，這為努爾•白克力調整新疆的產業結構帶來了時間機遇。
絲路建設的推進、高鐵開通、亞歐博覽會的聚熱以及特區和口岸經濟的發展，給了新疆經濟和努爾•白克力更多騰挪的空間。未來，配合頂層設計的新疆特色經濟發展將是其着力點。
恐局
3.1昆明暴恐案、4.30烏魯木齊火車南站暴恐案、5月22日烏魯木齊暴恐案、6月21日葉城暴恐案、7月28日莎車暴恐案、7.30刺殺大毛拉案，這是發生在2014年與新疆有關聯的暴恐案，這一系列案件的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生命的相繼消失，這裏沒有民族與老幼之分，只有屠刀與硝煙。
將暴恐分子囂張氣焰和赤裸野性推至頂峯的無疑是4.30案，彼時習近平腳步剛剛離開這片土地，完成為時四天的新疆行。習近平在得知消息後的第一時間作出指示，稱堅決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囂張氣焰打下去。而在事發一個小時之後，努爾•白克力便出現在醫院，看望受傷人員，並在其督導之下，案件於5月1日下午告破。
歷來都有“治疆難”的説法，這種悲情的局面便是屢打不絕的暴恐案一手造成的。對於現在新疆的執政者來説，這種局面多少讓他們有些委屈，尤其是作為“一把手”的外來者。但對努爾•白克力而言，可能意味着另外一種深層的含義，作為土生土長的本地官員，身體中還流淌着維吾爾族的血液，多少有些尷尬，每每暴恐案發生之後，他總是一臉的凝重。
然而，正義不分民族，沒有國界，每次暴恐案發生之後，素有“儒將”之稱的他也會展現出鐵腕的一面，第一時間發聲嚴厲譴責暴恐分子，親赴現場為一線警察提振士氣。
每當暴恐案件發生的時候，總能在新疆日報的頭版看到署名為努爾•白克力的文章，正色厲聲地指責暴恐分子得慘無人道，這也是搶佔輿論制高點的一招後手棋。揭蓋子、端窩子、挖根子、除惡務盡、斬草除根、天羅地網，這些都是出現在努爾•白克力文章中的關鍵詞，身為維吾爾族，他也有義務給同族的黨員幹部下令，經常強調少數民族幹部要主動發聲，敢於亮劍。
暴恐案件頻發的深層次原因決定了這並非能靠一人或一代人之力來扭轉，這是一個系統性的龐大工程。定點清除和事後的追捕註定了都是被動應付，在中央高層那裏也是看清了暴恐的本質，習近平上半年的新疆行充分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要治本就要從經濟、民生及教育等基礎層面做起，所以，各民族互嵌、南疆全面實行高中免費教育、着力發展南疆經濟等一系列治本之策應勢而出。
努爾•白克力説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但其身上天然的維吾爾族特徵在中共高級幹部中也獨特如一，這也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一是考驗反擊同類異端的決心，二是被廣大漢族幹部和民眾的認可度，目前觀察，他至少在兩個層面都不失分。
前路
努爾•白克力1961年出生於一個與哈薩克斯坦接壤的小鄉鎮，文革結束後的第二年，他以高一在讀生的身份參加高考，最終雖然沒能如願上北大，但還是被新疆大學搶先錄取。喜讀書、有組織天賦的他一直受到旁人和老師的青睞。大學畢業後留校任職，十年之後正式踏入仕途，在一段喀什經歷後回到烏魯木齊，一路拾級而上，37歲出任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行政主官，48歲任新疆自治區主席，被稱為60後政壇新星。
上段經歷中努爾•白克力順風順水，一路創紀錄升遷，也曾贏得烏魯木齊市民對其“環保市長”的美譽。但縱觀正在進行中的2014年，對其的挑戰和機遇並存，未來能走多長的路，取決於當下的執政成果。
經濟層面，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氣，將生產方式及產業結構徹底轉變，扭轉成也石油敗也石油的局面，以新常態為契機，打破傳統的GDP構成，提升第三產業的比例，發展生態產業、旅遊業。同時，要不惜代價，引進人才，留住本地的人才，想發展創新及高科技產業，人才的權重強過了硬件設備。同時要利用好19個對口援疆省市區的天然利好條件，引進來走出去並舉。最後，必然是抓住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機遇期，不失時機地推進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充當好國家“西進戰略”的橋頭堡角色。
在民生層面，積極推進基礎的保障制度，從教育、醫療、住房等基礎性的民生工程入手，做好統籌兼顧，不留死角，尤其是邊境及農牧地區更需要着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打通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最後一公里。
行政事務上，需積極配合中央簡政放權的改革政策，結合本土情況，將權力之手放置於陽光之下。反腐、整風、治吏多管齊下，完成由傳統官僚治理模式向現代法治治理模式的徹底轉變。
最棘手的一面，定是防控和根本上改變暴恐案件頻發的局面，從治標入手以治本為根，輿論與行動雙輪驅動，清除掉滋生暴恐之惡的土壤，佈置全局，着力南疆，以拉為抓手以打為輔助；同時積極配合國家甚至是國際層面的反恐部署，從根源上切斷，將暴恐滅化在萌芽之前。另外，作為維吾爾族的本土行政主官，努爾·白克力需要培養更多少數民族黨員幹部，只有他們擰成一股繩，以正義和公共利益為做事原則，暴恐分子的生存空間將會越來越狹窄。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外來者的理想如此，作為疆人治疆的努爾•白克力更應再進一步，不僅迎得春風，而且要在天山南北孕育出更加富饒和諧的青山綠水與人居環境。
李強的治浙雙戟
大公網評論員 方樂迪
雙戟是古代的一種兵器，其由鑌鐵打造。分量與殺傷力這兩個矛盾因素統合在了雙戟這個兵器上。該兵器非有力者不能用。但對能拿得起它的武將而言，雙戟則是一件殺敵破陣與建功立業的利器。
於浙江省長李強而言，他也有這樣一副“雙戟”——簡政放權與環境生態。一方面，這副“雙戟”足夠沉重，簡政放權與環境生態的塑造都會面臨一定阻力，能夠揮動“雙戟”沒有一定的力度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完成“四換三名（四換即騰籠換鳥、機器換人、空間換地、電商換市，三名即名企、名品、名家）”，促進浙江模式轉型升級，就需要依靠這副“雙戟”。故而，只有“揮得動”，才能“轉起來”。
浙江省在揮動“雙戟”上既有決心，也有力度。在今年浙江省的政府工作報告中，“2014年重點工作”的前兩項就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與“加快生態環境保護機制創新，促進生態環境全面好轉”。對於李強改革的力度，新華社有着這樣的描述：這樣一位在公眾眼中好脾氣的省長，在抓工作的時候卻雷厲風行，面對觸動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更是毫不含糊。
李強
簡政放權 為政務插上雲翅膀
簡政放權如同“割肉”，常常是“刀刀見血”。李強的改革也是由此發軔。自履新浙江省長之後，李強就一直把簡政放權作為其任內的主打牌。李強稱“我到省政府工作後，抓的一件大事、開的第一個大會就是審批制度改革。努力把浙江打造成為審批事項最少、辦事效率最高、投資環境最優的省份之一”。
作為此次“革命”的總設計者，浙江省省長李強指出，凡是市場能解決的問題就讓市場去解決，凡是社會或社會組織能辦的事就讓社會組織發揮應有的作用，凡是基層能處理的問題就依靠基層去處理。
李強推動的這項簡政放權工程被形象地稱為“三張清單一張網”。所謂“三張清單”，即企業項目投資負面清單、政府權力清單和政府部門專項資金管理清單；“一張網”，則指省市縣三級聯動，集行政審批與便民服務於一體的全省網上政務大廳。同時，它也是展現“三張清單”成果的平台。
浙江的簡政放權也獲得了中央媒體的點贊。4月份，浙江省獲得了《人民日報》連續兩日的重點關注。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24日的頭版——《浙江變速度領跑為質量領先》，作者為新華社浙江分社常務副總編輯沈錫權和《人民日報》浙江分社社長王慧敏。到了5月12日，《浙江——權力減法換活力加法》作為“全面深化改革進行時”系列報道的內容再次出現在了黨報頭版上。由此看，浙江的改革已經獲得了中央層面的注意和肯定，被視為某種意義上的典型省份。
李強將簡政放權作為其執政破局突破口也是一種治理文化的傳承。實際上，浙江在簡政放權層面，是具有首創精神的省份。1999年，全國首家行政服務中心在浙江上虞市成立，浙江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率先在全國破冰。
浙江的開明治理創造了浙江模式的繁榮。“浙江模式”在社會治理上具有明顯的“小政府、大市場”特徵，政府的“無為而治”產生了巨大的作為。不過，隨着經濟總量的擴張以及國內外宏觀形勢的變化，其原有優勢也出現了減弱甚至消失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官員不再滿足於“開明政府”，希望成為“高明政府”。簡政放權即是讓“高明”迴歸開明的過程。
年初，浙江省政府召開全體會議。李強講到，過去改革的重心是市場主體和市場體系的再造，今天深化改革是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的自我完善，要求深化新一輪政府自身改革。着力點是“三個大幅度減少”：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大幅度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和干預；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要素價格的干預。
在各種刺激觀層出不窮的今天，浙江政府主官李強亦有自己的刺激觀——深刺激。2014年7月23日，李強在全省政協主席讀書會上作專題報告。他表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種關乎現在、更關乎長遠的“深刺激”。在這次報告會上，李強系統性地闡述了深化改革的突破口、路線圖和下一步改革思路——“浙江省以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突破口，縱向撬動政府自身改革，橫向撬動經濟社會各領域改革”。“繁榮來自於活力，活力來自於制度。”這是諾貝爾獎得主埃德蒙·費爾普斯做的精闢論斷。
通過與阿里巴巴的合作，李強為浙江省的改革插上了“雲翅膀”——開通浙江政務服務網。浙江政務服務網為省市縣一體化構建，共享一個“雲平台”，開始建設至今累計花費資金2000萬元，甚至不及以往某個部門的信息化建設投入。
雖然構建浙江政務服務網是一個技術變革，但技術變革的背後實質是政府治理理念的變革。政府運用互聯網思維改革行政體制、推動職能轉變，由智慧政務入手，倒逼政府改革，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五水共治 “約束”才能發展
生態，則是李強執政的另一戟。具體落實到政策層面，就是“五水共治”等政策。所謂“五水共治”是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澇水、保供水、抓節水。具體佈局落子方面，“清三河”則作為了整項工程的“當頭炮”。所謂“清三河”即清理垃圾河、黑河、臭河。而“五水共治”是統攝在“兩美”建設之下的一個工程。“兩美”建設即“建設美麗浙江、創造美好生活”。
治水工程同樣屬具有傳統的政治工程。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間，多次對治水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一再強調要用科學發展的理念和方法來研究用水、治水、節水工作，認真抓好安全飲水、科學調水、有效節水、治理污水等“四水工程”建設。
治水只是李強打造生態浙江系統工程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今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報告中，“五水共治”被列為“加快生態環境保護機制創新，促進生態環境全面好轉”中的首條，且佔據有關內容的近二分之一。
有關治水方面，在去年兩會上還有一個有趣的段子。2013年3月7日上午，浙江代表團開放。審議結束、接受媒體採訪前，李強先介紹了浙江省情，提到“生態環境是浙江的優勢之一”。未料，他的話音剛落，第一個獲得提問的記者就此發問，“既然生態環境是區域優勢，那麼，為何浙江的多個城市，接連有民間人士‘邀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
對於這一提問，李強的回覆也十分坦誠，“環境治理速度還是不夠快，執法監督還是不到位，距離每條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
對於生態治理，李強的觀點是有“約束”才能更好發展。2013年1月28日，時任浙江省代省長的李強在參加湖州代表團審議時表示，從一定意義上講，良好生態，是動力源，同時也是約束棒。這裏説的“約束”，是對“低小散”的鉗制，是對落後產能的淘汰，目的是為了經濟更健康的發展。為了保持青山綠水，該約束時就必須約束。不加“約束”地發展，不是可持續發展，還會將發展成果毀於一旦。有“約束”才能更好地發展。正確地處理好了約束和發展的關係，經濟質量才會邁上一個新的台階。
張慶偉“壓力山大”：河北的“四大攻堅戰”
大公網評論員 宋代倫
在全面深化改革開局之年過半之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依舊是高層對於宏觀經濟發展的十二字總綱。雖然國內生產總值(GDP)在當下越來越顯示其判斷經濟面貌的侷限性，但至少在目前，GDP仍是反映一地區最重要、最直觀的經濟晴雨表。
就此來看，張慶偉省長和他主政的河北在2014上半年有些“壓力山大”：一季度和上半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是4.2%和5.8%，均排在倒數第二，後面墊背的也都是黑龍江。
而年初1月8日，張慶偉在河北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年度目標是8%。現實距離目標確實差距較大。不過，河北自己不這麼認為，省統計局發言人認為，上半年河北是“經濟運行穩中有升，結構調整穩中有進，質量效益穩中向好”，而且還特別提到節能降耗成效明顯。
張慶偉
河北的“四大攻堅戰”
早在2013年5月6日的河北省委八屆五次全委會上，省委書記周本順就指出，要認清河北存在的“五低一大”難題，摸準發展潛力脈搏，全力打好“四大攻堅戰”。
這是河北首次提出四大攻堅戰這個概念。在這之後，省內絕大多數政經活動均圍繞這一路線圖開展。對於拱衞京畿第一要地的行政主官，張慶偉在深改開局之年的作為，同樣也可以從這個路徑中窺視一二。
四大攻堅戰其中之一，便是“下大決心推動工業轉型升級和環境治理”。單從上半年河北GDP的增速來看，這一戰在上半年確實卓有成效。眾所周知，落後的工業產能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成為困擾河北發展的一個最大悖論。年初，霧霾再次席捲中國大地。不少省市主官紛紛立下治霾軍令狀。張慶偉也是其中之一。1月開兩會期間，張慶偉在多個場合強調，要下定過幾年緊日子的決心，並立下“軍令狀”，三年讓大氣質量有所好轉，五年有所改善。鋼鐵、水泥、玻璃不能再新增一噸產能，新增一噸，黨政同責，就地免職，必須執行。
在2014農曆新年過後主持的第一次省政府常務會議上，張慶偉就把議題對準化解產能嚴重過剩、推進產業優化升級，以達到建設生態河北、綠色河北的目標；全國兩會召開前的2月25日，他又與各設區市政府簽訂《綠色河北攻堅工程責任書》。
次日在北京召開的京津冀三地協同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打破京津冀“一畝三分地”思維，將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從這次座談會後開始，我們會發現，河北與張慶偉的工作重心也開始轉移到京津冀一體化上來。
戰術與戰略的齊步走
產業升級和環境治理之外，“全力打造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的增長極、大力培育環京津地區新的發展增長極、下大力量把縣域經濟和縣城搞大搞強”亦是四大攻堅戰的各條戰線。這三條戰線，最後其實和第一條可以匯聚成一條大戰線，就是全面推進京津冀一體化。從近期《人民日報》在頭版連續從不同維度對於京津冀一體化的報道可以看出，過去的京津冀“體連心離”的狀態，導致河北的資源被京津強大“虹吸效應”抽調，導致了環首都貧困帶的出現，導致河北沿海地區的發展掣肘，最後導致整個河北的產能、資源、生態問題的全面浮現。
不過從2014年，或者是從去年11月三中全會開始，這種情況開始了一個根本性的扭轉，這或是這個中國近現代史上飽經磨難的大省新時代的來臨。這個背景下，張慶偉在上半年的工作，便已從四大戰線中最棘手的環境治理和產業升級開始，逐漸在各種行動的交錯前進中形成一套相對穩定的邏輯。
6月16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記者對張慶偉的專訪，他説有兩件事使河北的轉型發展在思想上和路徑上真正發生了轉變，一個是習近平去年在民主生活會上指出，必須加快轉型升級、提質增效，並要我們卸下包袱，不為GDP排位糾結；第二個就是上文提到的習總親自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為國家戰略。“有了這樣的路徑，河北轉型發展就有了強大動力、強大信心、強大希望，就能在大的發展戰略上實現進退有序。”張慶偉如是説。
而就在前一天，張慶偉會見了交通部部長楊傳堂一行。8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用生動的例子告訴人們舊有的交通現狀下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困境。“交通先行先導”在這個背景下自然成為三地從幹部到百姓的廣泛共識。正如楊傳堂與張慶偉座談時説的，經過京津冀之間交通綜合立體網的建設，要使該地區“成為全面深化交通運輸改革的試驗區、區域交通一體化的示範區、交通運輸現代化的先行區”。
當然，最精彩的還當屬從6月底開始的一系列京津冀三地針對協同發展開展的密切行動，張慶偉自然也全程參與其中。這在大公網16、17期《中國省級政經生態週報》多個欄目中已有詳細內容。這裏不再展開。值得一提的是8月5日張慶偉主持召開的河北省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這是在國家部委透露國務院成立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後，由地方首次召開的相關專題會議。可見河北在其中的積極性。
在7月16日主持的省政府常務會議上，張慶偉總結了上半年的各項經濟工作，並指出下半年的壓力受制於“市場有效需求不足、投資增長後勁乏力、壓鋼減煤任務重等因素”。但正如上期政經生態週報“省域政經”欄目中結尾提到的，國家發改委明確表態下半年將“抓緊推進京津冀等重點區域規劃的編制”，京津冀一體化的頂層設計文件或將在10月左右出台。河北的綜合發展在下半年將有更大的機遇化解壓力，實現躍升。
以“四大攻堅戰”為戰術，以京津冀一體化為戰略，河北描繪出了未來該走什麼樣發展道路的基本輪廓。作為曾經長期主持航空航天工作的科研“少帥”，張慶偉在地方行政系統的履歷還尚淺。2014下半年也是其在河北履職第四個年頭的開始。面對河北省難得的戰略機遇期，這位“60後”未來能給河北老鄉帶來什麼，也頗值得人們期待。
謝伏瞻：從中樞智囊到中原操盤手
大公網特約評論員 馬浩亮
從2013年3月調任河南省長，謝伏瞻這位中原經濟的新“操盤手”已經度過了近一年半的時間。在經濟步入“新常態”的宏觀語境之下，今年上半年謝伏瞻的成績單仍稱得上可圈可點：GDP同比增長8.8%，比去年同期提高0.4個百分點；夏糧生產實現“十二連增”，總產量達667.76億斤，比上年增產20.72億斤；新增貸款2294.9億元，同比多增503.7億元；合同利用外資增長28%；進出口分別增長7.5%和5.2%。
河南是中國第一糧食大省、第一人口大省、GDP第五大省，地位舉足輕重。隨着糧食生產核心區、中原經濟區、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三大國家戰略規劃的批覆實施，河南在全國發展大局中的地位不斷提升。而除此之外，在習李提出的四大經濟戰略中，在東西方向，河南處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上；在南北方向，河南則是溝通京津冀一體化與長江經濟帶的重要連接部。中原，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兩獲孫冶方經濟學獎的謝伏瞻，是公認的經濟專家。從國研中心副主任到國家統計局局長，再到國務院研究室主任，成為直接為總理服務的中樞智囊班子的負責人，參與了諸多重大經濟決策的工作，這也為他主政地方，提供了非常開闊的宏觀視域。
謝伏瞻
三大產業支撐中原
“農業大省”曾是河南留給外界的第一印象。在謝伏瞻上任之後，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深入調研論證的基礎上，提出要“做強工業、做大服務業、做優農業”、“建設先進製造業大省、高成長服務業大省、現代農業大省”即“三個大省”的工作思路，以此來推進結構優化升級，全面提升產業競爭力。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服務業。河南省老省長、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多次強調，“把服務業打造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新引擎”。在河南，這已經邁出實質性步伐。7月10日，謝伏瞻出席河南省服務業發展大會。隨後，河南省政府又下發了《關於建設高成長服務業大省的若干意見》，謀劃3000個服務業重大項目，力爭完成投資6000億元，力爭到2020年基本建成高成長服務業大省。
按照河南雄心勃勃的計劃，在現代物流領域，力爭到2020年，全省物流業增加值達到4000億元，鄭州新鄭國際機場貨郵吞吐量達到150萬噸；信息服務領域，將鄭州國家級互聯網骨幹直聯點建成全國重要的區域性數據樞紐；金融領域，推動中原證券公司、萬達期貨公司等上市融資，完成省級銀行組建，在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內具備條件的金融機構適時開展綜合經營試點。
但農業大省、糧食大省，仍然是中央賦予河南的戰略性使命。今年5月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強調，“糧食生產，這個優勢、這張王牌任何時候都不能丟。”為把糧食生產主動權抓在手上，河南省從2012啓動高標準糧田建設工程，致力於打造“糧倉中的糧倉”。謝伏瞻2013年履任河南之後，對此項工作傾注極大精力。至目前，河南已建成高標準糧田2958萬畝，今年建成區小麥平均單產達1000斤以上，比非建成區高200斤左右，為糧食穩定增產奠定了堅實基礎。
而利用河南地處中原的地理區位優勢，河南還大力氣推進“鐵公機”配套的綜合交通體系建設，特別是推進以鄭州為中心的“米”字形快速鐵路網建設，目前鄭徐高鐵正在建設，鄭州至太原、萬州、合肥、濟南四條高鐵線路已列入國家規劃。高速公路通車裏程近6000公里，連續多年居全國首位。鄭州航空港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這無疑為未來河南與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的對接及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條件。
三大企業同台共舞
除了“工業、服務業、農業”這“三大產業”的齊頭並進，謝伏瞻還對民營企業、中央企業、外資企業這“三大企業”給予不同定位和扶持。近期，他更密集與各類企業進行溝通交流
。
8月7日，謝伏瞻出席河南省民營企業創新發展座談會時表示，政府將在人力資源、資金、土地等要素保障上對創新型民營企業給予重點支持，繼續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全面清理各部門不合理的中介服務與變相收費現象。第二天，他又在鄭州會見出席“2014年中央企業河南行”的央企負責人，承諾為央企在豫發展營造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透明高效的政務環境、公平正義的法制環境和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14日，他在會見IBM公司高層時表示，希望在電子信息、服務外包、雲計算和大數據等高科技領域加強合作，支持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建設，並得到IBM的積極回應。
可以説，謝伏瞻的這一連串活動，從一個側面顯現出其充分盤活各路資源的思路與能力，這為民企、央企、外企等不同類型的市場主體提供了舞台，也為開掘中原經濟活力提供了充沛源泉。
(翻頁為"簡政放權"數據報告)
2014上半年中國省級政府“簡政放權”報告
大公網特約合作機構“智谷趨勢”
“簡政放權”是新一屆政府使用最多的一個政策概念。2013年3月1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閉幕後的首次記者見面會就提出，1700多個行政審批事項，本屆政府要削減三分之一以上。截至今年年中，國務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已達到468項，達到本屆政府任務目標值的四分之三。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事項，將“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單列一章，要求在行政審批制度、投資體制等方面大刀闊斧地“簡政放權”，減少政府對經濟事務的微觀管理，賦予企業更多的自主權。同時，通過工商登記管理等制度改革，簡化創業手續，提振民間經濟活力。
進入今年上半年，“簡政放權”貫穿於整個國務院的工作之中。截至7月底，國務院召開23次常務會議，會議通稿中提及18次“簡政放權”，相對於金融、國資等其他領域的改革，政府改革推進的速度更快，力度也更猛。
國務院對“簡政放權”的定位是“當頭炮”、“先手棋”，展現出新一屆政府同以往歷屆政府在改革順序選擇上的差異，打破了過去從具體經濟體制入手的慣常做法，在大規模鋪開新一輪市場化改革（如金融、國企領域）之前，先進行政府改革的自我革命，先限制自身權力增強市場活力，然後再進行深度的經濟改革。
國務院的指向，也成為地方改革的重點。本報告對地方官員對於簡政放權的論述情況，以及出台的相關文件進行了全面梳理，從中可看出該項改革在地方的開展情況及各個省的表現。
各省“簡政放權”提及情況分析
各地官員在政府工作報告、重要會議、考察調研、媒體採訪等多個渠道提及簡政放權。從統計看，今年上半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政府首長至少125次談論同“簡政放權”有關的話題。這一數字明顯高於去年同期的90次和去年下半年的78次。
幾乎所有的省份，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載入了同“簡政放權”有關的內容。專題會議是提及“簡政放權”最多的活動，包括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電視電話會議、廉政工作會議等。在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主要圍繞去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的意見》在地方的落實情況，而廉政工作會議，則重點強調“簡政放權”，壓縮政府權力，減少行政審批，對於減少權力尋租的意義。
橫向比較，2014年上半年，有8個省的行政首長提及“簡政放權”的次數超過5次。分別是黑龍江省長陸昊、上海市長楊雄、西藏自治區主席洛桑江村、廣西自治區主席陳武、新疆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寧夏自治區主席劉慧、青海省長駱惠寧和廣東省長朱小丹。
黑龍江省省長陸昊是2014年上半年談及“簡政放權”最多的地方政府首長，提及相關話題的次數多達8次。上半年，黑龍江省經濟增速僅為4.8%，在全國各省份中墊底。這個傳統的工業大省、資源型大省，在本輪經濟下行中受到的衝擊最為明顯。民間經濟活力不足，民間投資疲軟，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等，已成為黑龍江省必須面對的關乎其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的全局性問題。陸昊具有經濟學背景，有企業管理和在發達地區任職的經驗，如何釋放民間活力，促進經濟健康和可持續的發展，是他深入思考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陸昊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出於北大，研究生專業相近（李克強是經濟學、陸昊是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都接受過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的指導，後來又先後擔任過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在知識結構和經歷背景上頗多相似。黑龍江在執行國務院簡政放權的改革理念方面執行得比較徹底。
上海、廣東兩個發達省份的負責人，提及“簡政放權”相關話題的含金量更高。楊雄和朱小丹都強調，要充分發揮兩地在改革開放中的引領作用，在“簡政放權”相關改革中發揮好先行先試作用。從理念上，兩地主官都強調，要從“事前審批”為主逐漸轉向以“事中事後監管”為主，通過政府權力清單、負面清單等更具有公開性特點的體制機制，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並受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從而避免政府“有形的手”對市場的過度干預。
相對而言，沿海省份對政府轉型更具整體設計。一些西部省份的負責人在提及“簡政放權”相關問題時，切入的深度不及滬、粵等省份，主要是在談及經濟發展的相關問題時，順帶提到“簡政放權”，或者是談具體的“簡政放權”項目推動。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八個省的負責人中，有5位都有經濟學專業背景（陸昊、楊雄、劉慧、朱小丹、駱惠寧），這可能也是影響這幾位省長執政思路的因素之一。
分析經濟總量最大的十個省份行政首長最近一年半發表“簡政放權”相關言論的次數，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有8個省的省長今年上半年提及“簡政放權”的次數比去年下半年多，其中有5個省創下最近一年半以來的最高值（另有三個省和去年上半年持平）。在這十個省份中，廣東提及“簡政放權”的次數最多，這也表明廣東在新一輪改革中的緊迫感。
各省“簡政放權”相關文件的總體情況
除了省長的公開活動以外，省政府和省級部門出台的文件，也是觀察地方在政府轉型和簡政放權上的動向的重要指標。
從縱向時間來看，關於簡政放權的文件數量，同省長提及“簡政放權”相關問題的走勢一致，呈明顯上升趨勢。2013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及其主要職能部門（發改委、經信委等）出台的關於簡政放權的文件總計14份，2013年下半年上升至44份，2014年上半年更增加到69份。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地方政府取消、下放和簡化的審批項目絕對數的趨勢走向有所起伏。
2013年上半年，全國省級政府共計取消、下放或簡化的審批項目總計285項，2013年下半年飆升至2804項，2014年上半年回落至1261項。
數量的減少，並非意味着簡政放權推動力度的減弱。根據對“簡政放權”相關文件的結構分析，我們可以看出2014年上半年出台的文件類型，和2013年已有明顯的不同，改革重點已經從削減“行政審批”的“量”，轉向推動政府轉型的“質”。
從領域來看，與簡政放權有關的文件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工商登記制度的調整（包括註冊資本登記制度）；第二，投資體制的改革（主要是投資核准項目的調整）；第三，審批流程、平台以及收費標準的規定；第四，擴大特殊區域（如特區、試驗區）的經濟管理權限；第五，事後監督的加強；第六，直接的關於審批權限的下放或取消；第七，其他（包括一些總體性的改革意見和行政審批新規則的出台）。
2013年全年，各地出台的和“簡政放權”有關的文件，有三分之二都是關於取消、下放和調整審批項目的，有四分之一關於機構設置和政府改革的頂層設計，以及控制新增審批項目的通知等。
進入2014年，各地出台的“簡政放權”文件，在類別上有了很大變化，涉及到取消、下放和調整行政審批的大幅減少，工商登記、投資核准的數量增加明顯。與投資體制改革相關的文件，佔到全部文件總數的接近七分之一，相關文件都直接指向鼓勵民間投資，這不僅是完善經濟體制的要求，也有在經濟下行條件下促投資、穩增長的短期考慮。
“簡政放權”相關文件的地區差異
全國多數省份今年上半年出台的與“簡政放權”有關的文件，都較此前更多。有5個省份今年上半年出台了4份以上的涉“簡政放權”的文件，分別是安徽、浙江、甘肅、廣西和海南。
也有部分省份出台的文件數量比去年下半年有所減少，其中北京、天津、山東等發達省份，屬於在“簡政放權”改革中步子邁得相對比較快的，所以去年下半年出台文件相對較多，今年出現了減少。而中西部省份在推進“簡政放權”過程中，相對於東部發達地區有梯次推進的特點，有相對滯後的效應，因此去年出的文件較少，今年上半年步伐加快。
就出台文件的類型來看，內陸省份出台的文件和沿海省份有較為顯著的差別。內陸省份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出台的文件主要集中在取消、下放審批權限方面，新疆、河南、山西更是所有文件都是關於審批權限取消和下放的。而沿海發達地區則不再單單聚焦於減少審批，而是突出對整個市場管理體系的整體調整，包括工商登記制度的簡化，從“先證後照”向“先照後證”的改變，從事前審批管理轉向事中事後監管的改革。投資體制的改革，主要是鼓勵民間投資，簡化投資審批、核准和報備程序，以更好發揮企業作為投資主體的作用。廣東、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出台的文件大多與這些制度調整有關。
（本報告為安邦諮詢工資制合夥人、高級研究員唐黎明博士專供大公網。“安邦諮詢”成立於1993年，是國內現存最早、最為著名的從事宏觀經濟與戰略決策研究的民間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