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滌：財富風水輪流轉？
皮克迪他的在《新資本論》裏提出了一些解決之道，其主要的建言，是以“全球”的公權力來對市場分配的結果進行再平衡——對頂級富人家庭課以重税。方案之一，是對美國年收入超過五十萬美金的人啓徵邊際税率高達80%的所得税。歷史上施行過的累進所得税率，在歐美發達國家（直到1970年代）曾經超過90%，而美國針對富人的最高税率甚至達到過96%。然而扼殺性的高税率效果並不如預期，遏制了有效投資、風險承擔、創新發明，最終妨礙了生產力的提高，而經濟增長受阻，結果窮人的生計並不能得到實質性改善。這個嚴酷的歷史教訓，可以説是里根、撒切爾代表的保守經濟政政策之能勃興、弗裏德曼代表的自由市場無誤思潮所以崛起的最大動力。
《21世紀資本論》托馬斯·皮克迪
上述解決方案，要求各國聯手稽徵高昂的財富累進税，政治上可操作性尤其低。在信息技術時代資本國際間的流動暢行無阻，任何經濟體想實施不利於資本的税率、利率、匯率、及管制政策，無異為淵驅魚。過往三十年供應鏈的全球化整合，無不以資本為引擎，引領着產能、技術、就業、市場的綜合能力平衡和再平衡。我國肇始於經濟特區的開放，成果非凡，關鍵也在於給資本税率和監管鬆了綁。跨國公司讓鉅額贏利趴在分支機構的賬面上而不挪回總部，原因也在鑽税率差異的孔子。因此，要“全世界的資產者聯合起來”可以説連門都沒有。
皮克迪的母國法蘭西實際情況正是如此，這裏舉兩個微觀層面的例子。社會黨人二十餘年後重新執政，奧蘭特總統把富人的累積税率提高到75%，影視明星大鼻子迪帕蒂立即遷冊比利時，隨後入籍俄羅斯。這和他自己聲稱的“俄羅斯是他精神上的祖國，因為他父親是個老社會主義活動家，”其實沒什麼關係，只因為俄羅斯的最高税率是13%，遠低於任何歐美發達國家。葡萄牙的地產商人拜奧蘭特為里斯本最大的財神，他把法國的錢趕到了那裏投資置產。目前法國人成了葡萄牙海濱高級住宅的最大買家，緊隨其後的有巴西人（同樣説葡語）、中國人和英國人。中國人何苦遠到葡萄牙買房子？你不妨留心一下。
皮克迪的政策建議既然無法落實，看來也就無從被證偽，但是這種弔詭的安全性被一項長程歷史的實證研究給顛覆了。有數的經濟史學家G.克拉克的新著“The Sons Also Rise”（似可譯作《子孫照樣發達》）對“皮克迪療法”來了個釜底抽薪。書名很有趣，是海明威的小説《太陽照樣升起》的翻版，在英語裏太陽和兒子的發音完全相同。克拉克教授辯解説這書名是編輯給取的，他的前一部名著“A Farewell to Alms”（《永別了，施捨》）也套用了海明威的名作《永別了，武器》，alms(施捨品)和arms（武器）的發音很相近。看了這樣的書名，不用猜測你就不難想見書的意圖：社會上成功人士的後代也將成功，（而不成功人士的後代同樣不太可能成功）。
克拉克的分析調用了大量歷史舊檔和徵集了長程歷史的實證數據，揭示出跨（多）代的社會粘滯性（social persistence）是異乎尋常的高,上層人士以及下層的人要“迴歸到”社會的平均水準相當艱難，常是綿恆數代、十數代而不可得，不論在怎樣的社會氛圍、文化條件、和體制安排下，都是如此。他試圖證明或業已證明的結論，可説是“驚世駭俗”，豈止是“政治上不正確”，對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一些信條也將有顛覆性的影響。
你也許對各種“學”沒有興趣，但你對於自家的兒孫能否“發達”是很難不感興趣的。在個體層面，克拉克的建議是，若想自己的子女繼續發達，或者變得發達，你最重要的事是同好的伴侶結合，給孩子一個好的生父（或生母），其餘則順其自然可也。出生後的額外補課、小灶家教均無關宏旨，甚或徒勞。
相信許多人（曾包括筆者）聽了會很不自在，甚至深感侮辱，拍案而起怒斥他是“種族歧視、帝國主義、唯精英論者、優生論者、天良喪盡……”不一而足。克拉克教授深知他的探索有離經叛道的味道，為避免各種罪名起見，他做了許多細緻詳盡的實證數據分析；提出結論時也很委婉，往往以提問的方式，比如問，“要不是基因遺傳，那麼又是什麼因素造成了歷史上可觀察到如此高度一致的現象呢？”
克拉克教授用的方法相當簡單，追蹤數百年來姓氏在社會的綜合地位的起落，特別是那些顯赫而稀少的姓氏，所佔據的地位高於社會平均水準有多大程度，能持久多少代。書中集中考察了多個社會，包括英國、日本、印度、韓國、中國，和美國、瑞典、智利、丹麥等國家，以及猶太人、吉普賽人等羣體的長期演化，實證數據的跨度幾世紀，英國的數據更長達九百餘年。克拉克發現非但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下的英國，社會流動率與工業革命之前的英國是同樣的遲緩；而美國的社會流動性也不比推崇社會主義平權的瑞典、丹麥的高，甚至和印度、日本等差不離。
教授把這種人類社會的高粘滯現象稱之為“社會執着度”（social persistence）,計算出代際傳承率為0.75左右，並認為是一個“普世常數”（universal constant），與文化、制度安排等等無關。如此，孫輩和祖父輩的相關性是它的平方，即56.25%，第四代受祖輩的影響則為42.19% （0.75的立方）…… 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續的影響仍有可觀的7.5%。這對人們素所“樂意”相信的高流動性的信念——社會越開放流動性越高，而在理想的社會每代人都應當“重新洗牌”，每個新生兒都將“生而平等”地面對着平等機會，構成了強烈的衝擊。克拉克考察和分析的結論，是風水即便輪流轉，速率是很低緩的，遠不是人們所期待的那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在兩代人之間；而得要十代人——“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據他的計算，一個家庭要在一代裏從社會綜合地位的中間水平翻到社會頂層的0.5%，機會只有五億分之一。在英國這幾乎沒有發生過，無論是封建時代還是現代英格蘭；至於要通過一代的時間從社會的底層（0.5%）翻到社會頂層（99.5%）的概率等於零，克拉克相信，在人類歷史上還未曾有過。（我不是太有把握，朱元璋算不算是個例外？）
究竟哪個更有道理？
克拉克指出，人們高估社會流動性的印象，部分來自誤算。他們以物質收入的代際影響替代了社會流動性。其實，競爭社會地位、獲取資源的能力是綜合性的，除了財富，還有教育（掌控信息和知識的）、職業（擁有高尚崗位）、社會聯繫（抱團的緊密網絡）、健康狀況及長壽，等等，都是構成“社會成功”的元素。譬如説，蓋茨和巴菲特的子女，收入準會比父輩差得遠，他們不惟不再孜孜為錢打拼，其主要的職業甚至是在散財（公益基金會之類），然而他們的綜合社會地位，大半由祖上遺傳得來的綜合社會能力（underlying social competence），並不會很快衰減。若是根據巴菲特的子女收入大不如其父，就以為他們迅速回歸到社會平均，從而得出美國比其他社會流動性更高，更 “公平”，是很不可靠的表面現象。
至於為什麼人們對社會流動性速率的印象與此大不相同，克拉克的解釋，是人們意識的重心是短期的，他們關注的焦點在代際變化，只是兩代人之間發生的變動，這時隨機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噪音”——各種運氣（好的或壞的）掩蓋了真實的訊號。噪音的影響在長程中會抵消、在羣體裏會折衝掉，需要大致跨四代人的時間，大約為75年。他提出的實據，是英國工業革命之前的傳統社會和之後的現代社會的比較。測算的結果表明，傳統英國的代際粘滯係數在0.80-0.85，現代英國的代際粘滯係數則在0.73-0.84左右。以此來計算，第四代英國人受其曾祖父影響的仍分別為 28.4%-40.96%（傳統）和40.96%-52.20% （現代），相關度在五分之二左右，雖説有改進，都依然很顯著。而素有“機會平等大熔爐”的美國，社會粘滯度比起英國也實在不遑多讓。
在提出“若想孩子成功，替你自己找個好配偶”的建議時，克拉克請大家注意，1、配偶的“好”，不僅他（她）是否有錢或生於有錢的家庭，也不在其面貌是否姣好，而是其生父母的財富、教育、職崗、社會網絡、健康長壽等因素的綜合考量； 2、更主要的，是要考察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更上代人是否也成功。從長計議，才能確實把握他們的成功乃有堅實的根基，而非“噪音”所致的假象。
那麼，克拉克的發現和皮克迪的研究又有什麼關聯呢？《新資本論》揭露出財富的社會分配嚴重不均，且在擴大之中，這也許是個事實。皮克迪着力剖析的困境不止是發達經濟體特有的，與我們的國情也有着相當的關聯。例如，國際間常被引用的一個數據，稱美國參眾兩院最富的前50位議員的財富加總起來不到11億美元，而中國的人大委員會里最富有的前50位代表的財富總值達到了980億美元。要是把沒露白的財富也計算在內的話，兩者的差別可能還要令人瞠目結舌。可是，如前文所述，皮克迪提出的在全球合作對財富徵收高的累積税率的解決思路，很少具有可操作性。克拉克的發現則（間接地）對皮克迪的核心理念發難：非但以公權力為槓桿的社會再分配成效短暫甚至是徒勞的，其初衷都是疑問。克拉克認為以發揮人類本身的規律來運作，市場帶來的結果其實更“公正”（fairness）,更深刻也更為持久。
我們主要關心的，自然是中國人的社會流動現狀。《子孫照樣發達》裏闢有專章，就中國近代的案例展開討論，這個案例是以克拉克教授和他的博士弟子郝煜的合作研究——“中國三個政體下的社會流動性——姓氏研究（1645-2012）”為基礎的。他們彙集和分析了清朝、民國、以及1949年後大陸和台灣的數據，得出的結論是，三種體制下中國社會的流動性都和世界各國的相仿，比一直以來認為的要低得多，儘管這十幾代期間，尤其是十九世紀末頁直到現今，我們發生過翻天覆地的劇烈變革。作者沿用了姓氏的變遷的分析方法——通過比較該姓氏佔總人口的比例和它在上層成功人士的佔比，來説明該姓氏是處於社會的頂層及上層、中層、還是下層及底層。這裏所謂“成功的社會綜合地位”，衡量的要素除了“富”，主要是“貴”，包括科舉裏考中“舉人”、“進士”數量。成功獲取功名在清朝是地位晉升最主要的社會階梯，民國以後，“貴”的評測改換了內涵，科舉的功名被替換成現代的上層職崗：名校的教授、學者院士，名醫生名律師，高級行政官員，以及企業的董事長，等等。
作者追蹤前清的“精英十三姓氏”（主要集中於長江下游地區）三百多年來的變遷，證實前朝的精英在現代社會上層的佔比仍然超過社會平均（overrepresentation）。如果把社會平均水平設為1——姓氏佔總人口的比例和該姓氏在上層成功人士所佔比例是同等的話，那麼“精英十三姓氏”同“全國三大姓”（張、王、李，佔全國人口約22%）以及“地區三大姓”（顧、沈、錢，總數在兩千萬人以上）相比，其影響遠遠超過1，也就是説，他們的“代表比率”遠超過社會的平均值 （overrepresented）。
具體的計算，根據1820年至1905年（之後科舉被廢除）的科考數據，在鄉試（“中舉”）和會試（“中進士”）裏成功的比率，“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8.6倍（張王李三姓人口眾多，足以代表全國平均水平，故比率為1），是“地區三大姓”的4.7倍。
廢除帝制進入近代共和以來，差別依然巨大。從民國政府的高官名錄（1912-1949）來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4.85倍、“地區三大姓”的2.28倍；從著名大學的教授名錄（1912）來看，“精英十三姓氏”為“全國三大姓”的3.82倍、“地區三大姓”的1.88倍；從企業的董事長名錄（2006）來看，“精英十三姓氏”是“全國三大姓”的4.51倍、“地區三大姓”的1.62倍；從中央政府的負責官員的名錄（大陸，2010）來看，“精英十三姓氏”則為“全國三大姓”的2.75倍、“地區三大姓”的1.46倍。
事實上，“地區三大姓”（主要分佈在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在全國範圍內也是“精英姓氏集團”。它也明顯超出了“全國三大姓”所代表的全國平均水平。上述的五個測評數據，顧、沈、錢三姓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83、2.13、2.03、2.78和1.88倍。
民揚兒在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撰寫經濟博士論文，他曾是克拉克教授的助研，幫助整理了部分資料，我們父子對克拉克的數據、分析方法和結論詮釋也曾有過討論。中國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姓氏卻是相當集中的：大陸的三百個上下的姓氏覆蓋了95%左右的人口，而台灣的三十個姓氏幾乎覆蓋了人口的全部（98%）。不比英國，姓氏多達27000個，所以克拉克的模型更適合西方的社會，追索小（成功）姓氏樣本的長程變遷更容易。克拉克顯然注意到了這類差別，他在中國的姓氏上再加上地域的限定，調查了比如象“寧波範氏”、“海寧查氏”、“常熟翁氏”等精英家族的變遷。結論仍舊不變，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從長計議，數百年來依然粘滯，並沒有因為社會體制、文化價值的劇烈變動而發生結構性的改變，要變也是“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的長程演變，在他的“普世常數”的社會流動性規律的範圍之內。證據之一是，1949年後大陸和台灣分野，社會體制及其政治干預迥異，但是翻天覆地的折騰之後，社會流動性在兩者之間，相差卻甚小（台灣的甚至略高一點）。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直接參閲原書。
《子孫照樣發達》一書今年三月正式出版，引起了社會關注和各界熱評。瀏覽各家包括不少著名經濟學家的評議，很少能對書的數據模型、方法詮釋提出質疑的，儘管如此，書中提出的結論還是令人難以“下嚥”。正如著名名的哈佛經濟學教授（B. Friedman）所説，筆者亦有同感，“我們只能希望，克拉克揭示的規律不是事實。”
在公共政策設計之上，這涉及到了一個更根本性問題。在爭議社會分配是否平均時，人們常是把“公正”、“正義”、“公平”、“平均”攪和在一塊，難道它們是一個概念嗎？如果確有區別的話，我們又應當在哪個層面加以區分？
比如，你可以追尋自己周邊的人，同鄉、同學、同事等等，“發達”或“不發達”的經歷，以及他們前代的經歷。開放三十餘年以來，各方面的鬆綁的結果，社會資源的分配確實有了更多的差異，然而這樣的進展，難道是更偏離“公正”了嗎？
我倒是傾向於相信，怎樣使得競爭的場地更為平坦才更符合人類的生存條件（human conditions），才能讓競賽博弈一輪又一輪地健康擴展，廣泛激發出全社會的創造能力。克拉克的研究有其建設性的貢獻，將為社會分配及再分配長久公義的基地提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