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凌：按勞分配與早期改革開放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解改革的一個關鍵詞是“按勞分配”。
在當時，“按勞分配”不單純只是一個經濟制度，以求激發人們的勞動積極性。理解作為改革歷史開端的“按勞分配”，有助於更全面地認識我們仍然身處其中的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當然一直實行着“按勞分配”，但在激進革命的歷史背景中，“按勞分配”因其內含資產階級法權，並不具備完全的正當性。雖然我認為，為什麼在理論上要批判“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以至於導致較大規模的激進實踐，現在的人們還未必能認真看待。但總的來説，改革開放早期的“按勞分配”就是要從激進革命中把自己救贖出來，確立和闡述自身的合法性。
“按勞分配”的關鍵就在於，不會帶來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
在這個意義上，“按勞分配”的關鍵就在於，不會帶來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按勞分配”導致的差別是有益的“富裕程度的差別”，而不是貧富差距。這句話絕不是玩弄修辭。社會主義“按勞分配”不存在剝削，因為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貨幣轉化為資本和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的資本主義剝削，以至於一部分社會成員無償侵佔另一部分社會成員的勞動，這種情況不會發生。“按勞分配”一方面能通過可控的不平等提高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另一方面又不會走向資本主義，從而針對激進革命的話語闡明瞭自身的正當性。
鄧小平在1978年3月談到堅持按勞分配原則時就説，“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篇文章我看了，寫得好，説明了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
如果資本主義也有按勞分配，那麼這種在資本主義商品交換中所體現的平等權利，是虛假的。這意味着什麼呢？在政治上，“按勞分配”能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能區分敵我；在經濟上，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因真實的平等更能激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在法理上，“按勞分配”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相輔相成，要求一種自我限制，因而不存在絕對的私有產權，對於財產權的理解更接近於一種“作為法權的財產”，不是現代主體的自然權利，而是一種客觀權利，每一個被分配給適合於他的東西；最後，“按勞分配”很容易借用傳統中國的文化資源（農耕與小生產者的理想），建立起自身具體的勞動形態的美學，克服異化勞動的同時也建立起一種生活方式的想象。
總而言之，在改革早期，“按勞分配”的設想是一種整體性政治構想，它當然是考慮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不妨説是一種“倫理性經濟”的思維方式。這一理念不僅要在經濟上展現出優越性，還要考慮到政治、社會、倫理、法等方方面面，最後還要落實到塑造一種良好的生活形式。換句話説，在改革初期，激進革命結束了，但社會主義式的思考問題的方式遺留了下來。鄧小平對於激進革命説的無非是，你那套不是社會主義，我現在搞的才是社會主義。
在關於80年代的慣常的歷史敍述中，我們習慣於將84年左右開始的城市改革，直至87年左右展開的市場化、商品化，説成是中國改革開放在農村取得勝利後，改革在城市的延續。但是我們會發現，其實城市改革並不在時間上滯後於農村改革，如果説在農村是聯產責任承包制，那麼在城市則是“計件工資制”以及其它獎金制度再次確立了正當性。但在當時，卻逐漸出現了“多勞未必多得”，“多勞少得”的情況，甚至這一度被認為是經濟困境的原因：“……危險，主要不是能不能增長百分之四或五的問題，而是可能不注視經濟效益的問題。盲目追求產值增長的結果，勢必造成大量物資積壓……這樣下去，不僅使比例失調加劇，而且，必然會重複過去那種工業報喜，商業報憂，倉庫積壓，財政虛收的現象。”
這意味着，從84年開始的城市改革，與其説是改革邏輯的一種延續，不如説是早期改革邏輯的一次轉折。這時發生的，是從“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不是為了賺錢”，轉為了“利潤是社會主義企業生產的直接目的”；從更關注產品的使用價值，轉到了“生產商品不是為自己的直接消費，而是為了交換”；從計劃、產品經濟轉變為市場、商品經濟；從“勞動者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人，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聯合起來的勞動者個人的需要”，轉變為形成了一門冰冷而技術化的經濟科學，研究貨幣、金融、消費和抽象化了的勞動力；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轉變為西方現代經濟學。更激進地來説，“按勞分配”只能提高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卻無法提高資本的積極性。隨着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隨着中國更積極地融入世界市場，隨着按資分配、按其它生產要素分配的逐漸實行，最初圍繞着“按勞分配”來建立的政治構想逐漸就失去了效力。
這裏最重要的區別是，在歷史的前一頁，我們仍然有對政治總體性的追求。意思是政治的統一性會滲透在具體的經濟、社會、倫理、生產方式甚至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在歷史嶄新的一頁中，取而代之的似乎是經濟從政治中、或者説從整體的意義世界中脱嵌出來。
大概就是這個原因，一般來説，84年以前的改革是比較容易取得共識的。但是，早期改革以“按勞分配”為原則，並不意味着此後中國走上另一條歷史道路就沒有了正當性，也絕不意味着我們能退回到那個“温和”的歷史時刻。現在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此後的高速增長是一種帶血的、野蠻的增長，好像和改革早期很相似，都在關心經濟之外的東西，公正、環境、人本身等等。但“按勞分配”的成立需要的是諸多的自我限制，而這些經濟學家則在理論上相信，只要維持一個自由市場，最終也能達到那些效果。隨着中國大規模工業化，市場化改革，融入世界市場，從金融業的興起，驚人的城市化速度，到基建、軍事、高科技等領域的大量資金投入，任何高速的、莽撞的、躍進式的行為，都成了中國之後幾十年貧富差距過大，人們生活充滿不平等和不幸福感的罪魁禍首。特別是，強勢政府的投資和市場干預。因此，他們以為只要回到“按勞分配”的時代，只要滿足某種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想，放慢步伐，發展個體經濟，藏富於民，慢慢積累，限制政府，減少投資，人們的生活就能更公正、更幸福、更有德性。
在批評中國現狀的時候，這些經濟學家既誤解了“按勞分配”，也誤解了後來的改革。他們沒有在這個改革的轉變裏看到中國緊迫的、真實的政治。中國要走一條怎樣的發展道路，要不要高速增長，要不要融入世界經濟秩序，要不要強軍強國，要不要強勢政府，能不能做小國寡民的夢，這是由中國的現實政治決定的，而不是出於任何人的理論、主觀意志或者幻想。他們也沒有意識到，在承認和接受這一現實的基礎上，普遍的小生產者的勞動形態不再可能，難以避免產生出的地域差異、資源差異和勞動差異正需要國家的規劃、介入和干預。這才能理解中國為什麼要搞雙軌制，才能理解為什麼在90年代以後，鄧小平一方面更全面地展開市場化改革，一方面在政治上堅決不搞全盤西化，中國也就此開始特別強調國家能力的建設。
今天，無論左右翼，都存在一種簡單化中國改革過程的傾向，彷彿中國是一路通向了全球化、市場經濟、私有化，最後政治體制也終將改革。這其中多少是忽視了中國改革過程中變化的劇烈及其複雜性，從而也低估了中國政治面對危機時的自我調整能力，以及自我糾錯的機制。當我們放慢鏡頭觀察歷史，在如此短時間內經歷重大的起伏和轉折，又能維持政治共同體的統一性，怎麼解釋這個政治體制的韌性，恐怕還有相當多的工作要做。當然，我們同樣不能忘記的，是中國政治家面對複雜局面時所展現出的經驗、冷靜、決斷和歷史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