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鄧小平時代的歷史意義
今年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對於改革正在進入深水區的中國來説，今天紀念鄧小平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
從鄧小平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啓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在2020年以前超越美國已經沒有懸念。但中國的改革已經經歷時三十多年——在時間上已經超過了改革前的三十年，改革前後的兩個三十年已經構成了兩個相對完整的歷史階段。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看，今日中國取得的所有成就跟改革前後的兩個三十年緊密相關，而今日中國存在的問題，既有改革前遺留下來的舊問題，也有改革期間出現的新問題。
正是由於這兩個歷史階段的問題交叉存在，而對這些問題又有不同理解和評價，中國社會才形成了“自由派”和“新左派”的長期爭論。而最近左翼自由主義的出現也跟對這兩個歷史階段的不同理解和評價有關。當前中國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意味着改革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需要對建國六十多年來積累的問題進行改革，這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的真實含義。
在這麼一個歷史的關鍵時期紀念鄧小平有着特別的意義，由於這個原因，中央電視台播出了《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的電視連續劇。此劇雖未對鄧小平一生進行全面評價，但卻強力表現了鄧小平的歷史意義。鄧小平在歷史的轉折關頭撥亂反正，上承毛澤東時代前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啓以民族復興為目標的中國夢，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今天紀念鄧小平誕辰，最根本的就是要深刻理解鄧小平時代的歷史意義。
中國的當代歷史已經形成了兩個時代：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中國面臨着深刻的社會危機和生死存亡的抉擇。當時文革雖已結束，但堅持文革意識形態的人仍然掌握着相當部分的國家權力樞紐，徹底告別文革實非易事。鄧小平的歷史貢獻在於，在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頭撥亂反正，徹底地否定了文革，把市場經濟引入社會主義社會，從而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關於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執政黨的基本共識是文革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極大的災難。文革結束時的中共領導人華國鋒、李先念，恢復職位後的鄧小平，以及二十一世紀初執政的胡錦濤都用過“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或“一度瀕於崩潰邊緣”的説法來形容文革時期的經濟。近年來，隨着對建國前三十年經濟發展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學界對文革時期經濟具體發展狀況的判斷出現了一些爭議。文革是否把國民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十年文革期間的經濟發展是否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表現？是否應當具體分析文革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狀況？客觀地説，目前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對文革時期的經濟發展做的分析和研究還很不夠，進一步地深入研究實為必要。但是，在上個時期七十年代末，當鄧小平和他的同事們徹底否定文革，開啓改革開放之路時，依據的並不是學界的統計數據，而是順應當時社會的民心和歷史的趨勢。
1976年的中國，由於物資匱乏，生活水平低下，社會鬱積的不滿已經相當強烈。當時的普通中國人感覺到，中國與外部世界，特別是與西方國家的差異實在太大。中國在1971年以“乒乓外交”的方式打開了跟西方國家交往的大門，普通民眾通過新聞紀錄片和參考消息等媒介對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和港台社會的生活水平逐漸有所瞭解。中國當時的生活水平大幅度落後於外部世界的嚴酷現實，這強烈地刺激了普通中國人的神經。在文革中，很多中國人都曾經有過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各國人民的雄心，但這個光榮的夢想在現實面前破滅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反省，作為擁有先進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生活水平為何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甚至落後於同為華人社會的香港和台灣？中國人沿着文革道路真的能走向繁榮富強嗎？
如果説當時的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相比感到了自己的落後，那麼與過去相比則產生了“今不如昔”的感覺。普通中國人並不瞭解十年文革國民經濟發展的具體數據，但人們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是，文革十年，全民所有制的職工工資只調整過一次，而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是在下降；十年間全國各個城市幾乎沒有新建住宅，隨着人口的增長，人均住房面積急劇下降，三代人同居一室的現象越來越多，陳舊住宅樓的走道幾乎成為了各家各户的廚房；在文革前夕，中國城鎮的票證配給尚侷限在糧食、布匹和食糖、食用油等範圍，而到文革期間，按照票證配給的商品已達幾十種，食品和日用品的匱乏直接動搖着人們對文革的信念。在農村，有2.5億人口（超過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沒有解決温飽問題，這個數量佔到當時全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説，當時的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沒有解決温飽。文革後期普通中國人“今不如昔”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對文革的反感和牴觸情緒也越來越強烈。
對於文革時期中國經濟的落後以及與外部世界的差距，鄧小平在1979年講得很清楚：“中國六十年代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這十一二年，我們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這個差距就是中國改革的現實起點。正是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物質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導致了文革的神聖光環在普通中國人心中逐漸褪去，對文革的反思和否定逐漸形成一種歷史潮流。1976年四月天安門廣場運動的爆發並非偶然，這場運動實際上是中國民間社會與文革決裂的開端。所以，中國共產黨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徹底否定文革、撥亂反正是順應了民心，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
但是，中國在否定了文革之後究竟應當向何處去？是回到文革前的道路，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創一條新的社會主義道路？儘管當時中共領導層中人才濟濟，但惟有鄧小平慧眼獨具，最早看到了市場經濟對於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意義。
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看到了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的意義。他在會見美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談話中明確指出：“説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在鄧小平的這個講話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基本上循序漸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雖然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官方文件還以計劃經濟為主要框架，把市場經濟作為補充。但中國經濟改革總的趨勢是計劃體制不斷退縮，而市場機制不斷擴大。
到了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時明確提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之後，中國經濟開始了迅速市場化的進程，經濟開始起飛，在短短的二十二年年間，中國一躍為世界工廠，全球最大貿易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捍衞社會主義制度
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最大風險在於改革的初期很容易發生顏色革命，最終導致改革功虧一簣。而中國能夠在非常困難的經濟條件下堅決地否定實行了十年之久的政治路線，並對建國三十年來的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同時又能夠保持原有的根本制度不崩潰，這是一個奇蹟。而這個奇蹟跟鄧小平個人的智慧和魄力密切相關。
一般説來，社會主義國家的顏色革命通常都發生在改革初期。無論每個國家改革的具體契機有何不同，但都有一個相同的社會背景，這就是社會大眾由於生活資料的匱乏而對既有的社會制度懷有強烈不滿，對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生活方式極為嚮往。在蘇聯和東歐，改革的根源都在於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導致了生活資料的極度匱乏，社會生活水平跟西方國家的差距日益拉大。由於普通民眾遭受的痛苦主要來自既有的體制，人們很容易被人誤導到徹底否定原有的根本制度、全盤移植發達國家制度的路徑上。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如果國家領導人缺乏政治眼光和魄力，很難防止顏色革命的爆發。
1992年，鄧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園賞花
中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也不例外。由於文革導致的社會災難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社會上對文革的否定很容易跟對中國根本制度的否定混合在一起。在當時的“西單民主牆”，從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澤東，再到否定整個中國根本制度的聲音並不小，而這種思潮在黨內也有相當的市場。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確實面臨着巨大的挑戰。文革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災難就在眼前，而文革之所以得以產生又跟毛澤東個人的想法和行為有很大關係，跟中國在五十年代建立起來的基本制度有很大關係。中國共產黨如果徹底否定文革，會不會形成否定毛澤東，否定共產黨，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所以，當時中國政治領導人既需要政治勇氣，也需要政治智慧。中國共產黨如何在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繼續維護毛澤東對現代建國的奠基地位？如何在大刀闊斧改革現有體制的同時，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實事求是地説，中共領導人當時擁有的客觀條件遠遠不如蘇聯和東歐國家，面臨的困難和風險也要大得多。但中國的幸運在於，鄧小平這一代有豐富政治經驗的領導人還掌握着國家權力的核心樞紐。
作為一個政治家，鄧小平在歷史轉折關頭的一個重大貢獻是，在否定文革的同時維護了毛澤東對現代中國的奠基意義；在改革傳統現有體制的同時，堅持了共產黨在中國的核心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大膽改革既有傳統制度的人並不少見，比如戈爾巴喬夫，但他的改革只是葬送了蘇聯；堅持既有的根本制度，嚴防顏色革命的也不乏其人，比如北朝鮮的金氏家族，但這種堅持只是僵化的同義語。能夠一手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一手堅持基本原則的，只有鄧小平做得最好。鄧小平用實事求是來解釋自己的兩手抓：“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説，我是實事求是派”。
從歷史的角度看，鄧小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帶領中國渡過了最容易爆發“顏色革命”的危險時期。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後，中國的物質財富已經相當豐富，社會矛盾已經相當多元，而廣大民眾對社會複雜矛盾的認識也日益成熟。今天中國社會很難會一邊倒地否定自身的一切，狂熱地擁抱西方發達國家的基本制度，這是東歐的“橙色革命”、“天鵝絨革命”、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無法在中國引起連鎖反應的根本原因。念及中國今日之穩定，感慨中國能夠成功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還得感謝鄧小平在上個世紀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
改革正在進入新時代
如果把鄧小平放在中國歷史的座標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鄧小平主政中國的時間雖不到二十年，但卻開創了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並沒有隨着鄧小平的去世而結束。在鄧小平去世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經濟起飛，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這一切成就都可視為鄧小平時代的成就。時至今日，中國的當代歷史已經形成了兩個時代，一個是毛澤東時代，一個是鄧小平時代。這兩個時代既密不可分，又有明顯區別，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説的不能分開的兩個三十年。今天紀念鄧小平誕辰，主要是要防止非歷史主義的觀點主義把鄧小平與共和國的歷史割裂開來。
一些極端的自由派把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解讀為對改革前三十年的徹底否定。一些人以為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三七開只是表面現象，鄧小平事實上已經徹底否定了毛澤東。儘管中共十八大後新的執政核心反覆強調改革前後的兩個三十年不可分，尤其不能相互否定。但在知識界和輿論界，極端自由派的非歷史主義觀點仍有相當的影響。也有一些極端自由派承認鄧小平對毛澤東的繼承關係，但卻把這種繼承視為鄧小平的侷限。這些人認為，按照鄧小平改革邏輯，否定徹底毛澤東，否定改革前的三十年，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是是理所當然的，鄧小平沒有做到這一點，只是鄧小平個人的侷限。
一些對文革抱有浪漫主義情懷的激進左派也同樣用非歷史主義的觀點把改革前後的兩個三十年對立起來，把鄧小平與毛澤東對立起來。一些激進的左翼人士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對毛澤東時代的背叛，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這種揚毛貶鄧的邏輯非常簡單和粗暴。他們認為，當今中國社會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毛澤東時代奠定的，而所有的社會弊端與矛盾都是鄧小平在改革中的錯誤帶來的。所以，儘管極端左派在表面上似乎與極端自由派勢同水火，但在從無視中國發展的現實，否定中國當下的社會制度卻相當一致。
凡有人羣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存在着左和右的分歧本屬正常。如果説，右派從自由的角度來批評社會的弊端，而左派從平等的角度來批評社會的弊端，那麼這種批評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社會的改革總是在批評的壓力下前進。但是，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有積極意義的社會思潮都應當在現實的土壤落地生根，都應當遵循自己國家的歷史發展邏輯。
顯而易見，極端自由派割裂鄧小平與改革前三十年曆史的依據並非中國的歷史邏輯，而是西方國家的政治邏輯。他們的推論很簡單，鄧小平否定文革，理應否定毛澤東；鄧小平主導的改革引進市場機制，理應否定中國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在這個簡單推論中，中國歷史自身發展的邏輯完全消失了。這種思潮最大的錯誤在於，以為只要中國徹底否定了毛澤東，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就能順利完成改革而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他們天真相信，中國的未來在於走出過去六十多年的“歧路”而融入西方國家主導的普世世界。
同樣，激進左派否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看似在強調中國特色，但他們所依據的其實也不是中國的歷史邏輯。他們的推論也很簡單。今日之中國有太多的社會矛盾和問題，而這些問題和矛盾在改革前都不存在或不嚴重，所以，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從根本上是錯誤的。這些人對中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社會現實缺乏基本瞭解，對當時的民心和歷史發展趨勢缺乏基本瞭解。這種思潮最大的錯誤在於對文革浪漫想象。他們天真地相信，如果沒有鄧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徹底否定文革和開啓改革開放的道路，中國仍會取得今日的巨大成就，而且可能會發展得更好。
顯而易見，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激進主義，只要割斷了歷史就無法理解鄧小平時代的意義。鄧小平開創了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上承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啓追求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非常關鍵意義。沒有這個時代，中國今天的成就和未來的發展就無從談起。但是，中國在經歷了改革前後兩個三十年的發展階段後，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綜合發展歷史階段，這個階段需要對前兩個歷史階段進行綜合。用辯證法來看，中國過去的兩個三十年既有後者對前者的反思和批判，更有揚棄和繼承，而未來的三十年則是對過去兩個三十年的綜合，這三個三十年將構成一個完整歷史階段的“正-反-合”辯證過程。
從歷史的邏輯看，從建國到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是辯證發展的“正題”。在這個“正題”階段，首先要解決的是共和國的生存問題。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奠定了共和國最基本的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大國，已經初具規模而屹立在世界上，併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所以，這第一個三十年，是中國當代歷史辯證發展的“正題”。中國後來的所有發展，從根本上説都是建立在這個歷史“正題”的基礎之上，這也是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意義。
但是，前三十年並非鐵板一塊，並非只有成就而沒有弊端。前三十年作為中國當代歷史的“正題”階段，是在對鴉片戰爭以來國家破碎、社會潰敗、集體意識喪失的矯枉過正中完成的。矯枉過正不可避免地帶來許多激進冒進的片面性，其中包括長期以“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意識形態至上”，而“文化大革命”則是這個時代犯下的最大一個錯誤。肯定前三十年的成就並不意味着要肯定文革，這是歷史主義的底線。正是由於文革暴露出來的諸多弊端，才催生了由鄧小平主導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
以撥亂反正為起點的改革開放階段作為辯證發展的“反題”，並不是對前三十年的簡單否定。也就是説，第二個三十年對第一個三十年並不是從根本上否定，而是辯證法上的“揚棄”。用普通常識的語言説，就是有改革、有摒棄，但更重要的是繼承。但是，儘管在以改革開放為標誌的第二個三十年的成就舉世矚目，但也有自身的弊端，這些弊端正在威脅着中國社會的改革與發展。
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為了擺脱文革時期意識形態至上的弊端，把在特殊歷史階段的“不爭論”當做了一個長期政策，不自覺地走上了“去意識形態化”的誤區，自廢在思想文化領域裏的武功；中國在走出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又把市場原則拓展到許多不應當市場化的公共領域，教育、住房和醫療的過度市場化直接影響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改革初期，為了打破“大鍋飯”和平均主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結果先富起來的社會羣體跟弱勢羣體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共同富裕的目標遠未達到；此外，政府官僚化和腐敗氾濫，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社會道德滑坡，中央政府政令不彰，民粹主義氾濫等等。這些嚴重弊端和社會矛盾表明，共和國第二個三十年取得的成就儘管舉世矚目，但出現的問題卻也不少，這些問題不解決，改革的聲譽與合法性將會受到質疑。所以，中國社會必須要進入一個新的整合階段，即辯證法上的“合題”階段，對過去的兩個三十年間形成弊端進行改革。從現在到未來三十年，將是對過去“正題”階段和“反題”階段兩個三十年的綜合。
綜上所述，在今天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最重要的是界定鄧小平時代的歷史意義。作為一代偉人，鄧小平開創了整整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以否定文革、撥亂反正為起點，開始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同時也堅持了毛澤東時代奠定的社會主義制度。朝未來看，在經過了歷史辯證發展的“正題”、“反題”兩個三十年後，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改革的新時代。未來三十年的中國仍將是一個改革時代，但這個改革並不僅僅是對建國前三十年弊端的改革，也包括對改革中形成的新弊端進行改革。所以，未來三十年也是一個整合的時代，是對改革前後兩個三十年的整合，這個整合過程將會持續到中共建黨和建政的兩個一百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