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鄧小平側記——回憶鄧小平1985年的一次談話
（一）
我是一九八三年八月末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譯室報到的。當時翻譯室主任叫過家鼎，五十開外，個子不高，面容清瘦，大家都管他叫“老過”。他是一個視翻譯質量為生命的人，也是外交部裏為數不多的性情中人。他見到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看過女排比賽嗎？”當時中國女排在國際大賽中連連獲勝，舉國上下為之歡騰。“女排是排球的國家隊，我們這裏就是翻譯的國家隊”，帶着一種挑戰的眼神，老過對我説了這番話。“我們服務的對象主要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老過説，“總書記啊、總理、副總理啊，還有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我對官銜不甚敏感，但聽了這番介紹，還是振作了一下。老過呷了一口茶，“當然，還有鄧”。話似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但我感到了這是老過的壓軸詞。沉默了片刻，他提高了聲音：“要下苦功，努力提高政治和業務水平，拓寬知識面，好好幹。”
當時的外交部鬧房荒，許多工作了十幾年的外交官還分不到房子，司長、副司長還都住在北京的筒子樓裏，像我這樣新來的年輕人哪有房子可分。“如果暫時沒地方住，我看住在辦公室也可以”，老過如是説。至此，我大致認識到自己已踏上了一條特殊的翻譯道路，並因此而獲得了一段特殊的人生經歷。第二天，我就把鋪蓋搬到了五樓的辦公室，嚴格講是辦公室的打字間，安營紮寨，一連幾年都以此為家，甚至有不滅的燈光，工作還算投入。
當時的翻譯室每週都有一兩次業務學習和政治學習。業務學習主要是練習口譯，常用領導人見外賓的談話作為材料，練習漢英口譯。政治學習一般都是先讀一篇中央文件，長的大家輪流念。翻譯室上海人不少，吳語口音的普通話，“積極開展”念成了“唧唧開展”，這還過得去。有時候音走得太遠了，北方字正腔圓的大嗓門出來糾正一下，引來眾笑。唸完之後就是討論。討論很快演變成海闊天空的調侃，時有密集的信息交流和精彩的思想火化。正值思想解放的年月，翻譯室的空氣是少有的民主，再加上大家接觸的人，都是有頭有臉的，同事間什麼都談。許許多多新鮮事之外，鄧小平也經常成為一箇中心話題。當時正值中英香港談判的關鍵時期，有時扯遠了，老過會突然大聲説，“到此為止，打住，千萬不要到外面去説，否則明天香港股票又要跌了。”
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羅伯特·穆加貝（圖片為作者本人提供）
我第一次直接給鄧小平做英文口譯，是我進翻譯室工作兩年之後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羅伯特·穆加貝。20多年過去了，回憶這段往事，至今還歷歷在目。
穆加貝是1985年8月26日清晨6點20分乘坐中國民航普通班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的。中方的陪同團團長是輕工業部部長楊波。這次除了穆加貝本人外，還來了包括外長在內的六位部長，都下榻在釣魚台國賓館的8號樓。白天中方沒有安排活動，讓客人休息。
晚上7點，趙紫陽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為穆加貝舉行歡迎宴會。過去宴會的方式是先由賓主分別致辭，然後通過口譯進行現場翻譯。後經過中國禮賓制度的改革，外交部直接把賓主雙方的稿子都事先譯成對方的語言，書面打印出來，放在餐桌上。這就省去了宴會上翻譯佔用的時間。在穆加貝站起來致辭的時候，趙紫陽把翻譯稿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然後對我説，待他英文唸到“今年我國農業可望獲得大豐收”和“津中友誼萬古長青”這兩個地方時，“你就帶頭鼓掌”。我便仔細聆聽，待穆加貝用英文唸到這兩句話時，我便帶頭鼓掌，一時間包括共和國總理在內數百人的掌聲在大會堂宴會廳裏響了起來。穆加貝微微點頭向大家致謝。這一瞬間，我真有一種引領世界潮流的超現實主義感覺，以致後來，每聽到《掌聲響起來》這首歌曲，自己竟會聯想起這段其實毫不相干的插曲。
（二）
穆加貝1924年2月出生於一個羅馬天主教的農民家庭。念過六年小學和兩年師範，然後就在國內以及贊比亞、加納等國的中、小學任教，前後約20年，其間又在南非念過一段時間的大學。在加納教書期間，他深受加納開國元勳恩克魯瑪的泛非主義思想的影響，投身於民族解放運動。從1964年到1974年，穆加貝曾被白人統治者投入監獄達十年之久。他重視武裝鬥爭，相信毛澤東的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他所領導的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解放軍是與羅得西亞白人政權鬥爭的主要力量。在後來解決津巴布韋問題的歷次國際談判中，他是態度最強硬的政治人物。
今天的西方媒體已把穆加貝描繪成一個如洪水猛獸的獨裁者。從2001年開始，由於津政府加速推行比較激進的土地改革觸動了英方利益，英津關係惡化。2002年津大選後，英國指責穆加貝的民盟政府舞弊，加大對津制裁力度，目前仍未解除。2002年，英國主導下的英聯邦決定中止津成員國資格，津政府則宣佈退出英聯邦。2005年1月，美國國務卿賴斯在上任聽證會上將津巴布韋列為全球6個“暴政前哨國家”之一，津政府拒絕這種指控。
據我觀察，穆加貝這個人相當複雜。他1985年和1987年兩次訪華，與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國領導人會面，都是我擔任翻譯。在另外一些國際場合我也曾經近距離觀察過他。穆加貝首先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憎恨殖民主義。他性格剛強、作風率直，但思想左傾。在長年的武裝鬥爭中，他曾向他的游擊隊員承諾勝利後要進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獨立之後的幾年，他的政策還相對温和，後來越來越激進。我2002年夏天有幸去南非約翰內斯堡參加世界可持續發展問題大會，穆加貝和他的仇敵英國首相布萊爾都參加了會議，坐在一個大廳，被安排在同一個上午發言。我在現場親眼目睹了穆加貝和布萊爾“正面衝突”的戲劇性一幕。穆加貝上台發言的時候，突然脱稿，用右手食指指着坐在前排的布萊爾首相，以憤怒激昂的語調，講了下面這段話：
“當今這個世界太不公平了。一些西方國家開口閉口什麼人權民主，實際上是推行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我們過去就是從他們那裏爭取人權、爭取民主，今天他們倒反過來教訓我們了，真是毫無道理。我太瞭解這些人了。要實現可持續發展，農民首先要有土地，我們是按照法律形式，允許這些英國後裔保留一個農場，但他們要幾十個。我不是誇張，這是實實在在的數字，他們要繼續擁有幾十個農場！我們在捍衞我們的主權和獨立，我們沒有威脅任何人。我們是津巴布韋人，我們是非洲人，我們不是歐洲人，不是美國人。我們不在乎英國的制裁。布萊爾先生，請你保留你的英格蘭，但也讓我保留我的津巴布韋。我們不要你的一寸土地，但請你也不要奪去我們的土地。當然，我們願意和外界友好，願意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關係，但我們不會去祈求別人的施捨。現在關鍵是世界的發展模式要轉變，從一切為了公司的利益轉向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
話音未落，下面一片掌聲，主要是非洲國家的代表和坐在後排的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歡呼和掌聲。不管穆加貝所説是否準確，任何一個對第三世界當今面臨的艱難處境富有同情心的人，聽完這番話是很少能不動容的。整個會議中最具有戲劇性的恐怕也就是這一幕了。他一講完，我看到在場記者們的攝像機鏡頭幾乎同時轉向了坐在後面幾排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布萊爾倒是神情依舊。他隨後上台講話，沒有正面回應穆加貝的指控，而只談會議的主題“可持續發展”問題。
津巴布韋的困境，乃至不少擺脱殖民統治非洲國家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都來自這麼一個問題：一方面，非洲人民對西方長期奉行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義憤填膺；但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又大都控制在白人手中，這些白人已經是幾代人生活在這裏，也把自己看成是當地人了。我後來兩次去過津巴布韋，一次是1986年陪李鵬訪問非洲四國時路過哈拉雷，另一次是1995年參加一次國際會議。總的感覺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形勢每況愈下。而到了2007年，竟出現了上百萬人生活在飢餓之中。到了2009年，通貨膨脹已經失控，政府不得不發行世界上面額最大的紙幣100萬億津元，貶到最低的時候，100萬億津元也只能買半個麪包，後來津巴布韋乾脆放棄了貨幣主權，轉而採用美元、南非蘭特等貨幣。
津巴布韋的土地改革和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大不一樣。津巴布韋土地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白人農場主只佔津巴布韋人口的1%，但卻控制了津巴布韋70%最肥沃的土地，但他們從事的是現代農業，掌握了現代技術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銷售渠道。穆加貝把白人農場主趕走了，他的老游擊隊員出了一口氣，過這也趕走了哪些掌握了現代農業技術和銷售渠道的人。津巴布韋現在經濟凋敝，民生艱難。這當中固然有自然災害的原因，也有英國的刁難以及西方國家對它的制裁等原因，但穆加貝過激的政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坦桑尼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的大使魯恩邦加先生曾是我的學生，對我説過這樣一件事：90年代中期，穆加貝邀請過坦桑尼亞經濟專家訪問津巴布韋，研究該國的土地改革問題。魯恩邦加代表專家組當面向穆加貝彙報過他們的看法：白人農場主在津巴布韋已經形成了產業配套和規模經營，從良種培育，到飼料加工，到市場銷售都形成了一整套產業鏈。專家組建議穆加貝土改時考慮這些因素。但當時穆加貝就斬釘截鐵地回答：“我注意到了你們的意見，但我們最終還是要按津巴布韋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
在我和穆加貝私下的接觸中，他給人一種文質彬彬的感覺。1963年他創立了津巴布韋民族聯盟，任總書記，並從70年代開始打響了反對白人政權的武裝鬥爭的槍聲。他也參加了關於津巴布韋獨立問題的國際談判。可以説是一位在監獄、戰場和談判桌上都和白人，特別是和英國人打過長期交道的政治人物。一次從北京釣魚台去機場的路上，他對我説：“我在白人的監獄裏自學過倫敦大學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函授課程，後來與英國人打交道時，這些知識都派上了用場”，但他又告訴我“所有這一切，都不如我後來與英國人直接打交道的過程中所學到的東西多”。“我對英國人是太瞭解了”成了穆加貝的口頭禪。
（三）
1985年8月28日，天氣炎熱。我隨禮賓司副司長吳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員於上午9點10分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福建廳是一個歷史沉澱頗深的地方。1971年9月12日，周恩來總理曾在這裏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指揮處理林彪叛逃這一突發事件。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會見外賓幾乎都在這個大廳裏進行。福建廳的正面牆上掛着《武夷之春》日光巖巨畫，一派濃濃的八閩風情，賓主沙發中間的茶几上，放着綻開的鬱金香，像是畫龍點睛，使得偌大的會議廳獲得了一種靈氣。
鄧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鄧小平剛度過了八十一歲生日之後不久。上午9點40分，鄧小平穿着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走進了福建廳。鄧剛從北戴河避暑回來不久，避暑期間他天天下海游泳，所以臉曬得黝黑。鄧走路平穩，身板筆直，看上去像六十開外，而不是八十一歲高壽。他小小的個子，卻一下子吸引了大廳內所有人的目光。
鄧先與吳學謙外長握手，然後與在場的中方人員一一握手。與我握手時，吳外長介紹：“這是英文翻譯小張”。我覺得鄧的手很軟。我和鄧的目光也有一個短暫的交集，鄧的目光相當平和。他問我，“哪裏人？”，我説，“上海”。鄧停駐了一下，好像“上海”這兩個字給他帶來某些特殊的記憶。“知道霞飛路嗎？”鄧問我，目光中似乎帶着一點對往事回憶。我略微停頓了一下，然後説，“是淮海路吧”。鄧微笑點頭。
霞飛路是上海淮海路在法租界時的路名，也是整個法租界乃至整個上海最有名的商業街。我小時候家裏住的地方離淮海路不遠，經常聽到街坊的老人提及霞飛路。鄧二十四、五歲的時候，曾在上海做共產黨的地下工作，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可謂出生入死。當時中共領導人之間都是單線聯繫，而作為秘書長，他則要把所有中央機關領導人的地址和電話都記在腦子裏。據他本人後來回憶，他一生中兩次最大的歷險都在上海。一次是“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後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羅亦農被捕。我出門後看見前門特科，一個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鐘的時間。”還有一次，巡捕得知周恩來、鄧小平在一起的住處，要來搜查， “在家裏的同志得到情報趕緊搬家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不曉得。裏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裏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故。”
鄧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在上海，妻子張錫瑗是他過去在莫斯科學習時的同學，也是地下黨的戰友。但不幸的是，張錫瑗因難產在上海去世。鄧當時正在上海向中央彙報他在廣西百色領導起義的工作，竟來不及親手掩埋妻子的屍體，就匆匆趕回廣西了。 直到1949年解放，鄧小平進城後找到了張錫瑗的墓地，把她的遺骨重新裝入小棺，遷入龍華公墓。鄧小平也和常人一樣，對自己年輕時呆過的地方留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恐怕晚年的鄧喜歡到上海過春節也和這段特殊的人生經歷有關。
我也多次去過鄧小平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逗留過的地方，如巴黎的意大利廣場、里昂的索恩河西岸。我想，鄧小平之所以能領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一定與他早年在巴黎、里昂、上海這些大都市闖蕩過有關。一個從16歲到26歲的年輕人，在自己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裏，闖蕩在國際大都市。當時的鄧可謂一貧如洗，大城市的浮華勢利一定給他帶來過許多不愉快的經歷和回憶，但城市畢竟體現了一種不同形態的文明。我覺得鄧小平是那一代的中共領導人中“城市情懷”比較強的人，我甚至認為他年輕時闖蕩世界大城市的經歷，使他獲得了成為中國現代化事業領導人的一些特別素質。
鄧在沙發上坐下後，對我説了一句話。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耳對我説，“我聽力不好。翻譯的時候，聲音能不能大一點？”他商量的口吻顯示了對一個普通工作人員的尊重，也顯示他為人的涵養。鄧是個有尊嚴、有氣度，但沒有架子的長者。我輕輕地向他點點頭，同時把面前的話筒調到一個合適的角度。
鄧的目光環顧了一下四周，發現有不少外交部的年輕人，“這麼多年輕人，好”，鄧一口抑揚頓挫的四川話對吳外長説。鄧講話聲音底氣很足，聲音很響，好像不用話筒都可以傳很遠，這説明他身體尚好。但也可能與他耳背有關。聽力不好的人，講話聲音往往都比較響。
大會堂的女服務員給每人都遞上一塊熱毛巾。鄧小平用雙手把熱毛巾打開，擦了一下臉，然後再把毛巾對摺，擦了一下額頭，再放回碟子。他從茶几上拿起火柴，劃了兩下，點燃了他的特製熊貓牌香煙。鄧輕輕地吐了一口煙，淡淡的一縷白煙徐徐上升，繞過他整齊烏黑的頭髮，從我眼前慢慢晃過，又轉了幾圈，消失在福建廳偌大的空間裏，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親歷的另外一段插曲。
這一年5月，我參與接待了訪華的丹麥前首相保羅·哈特林。吳學謙外長在釣魚台宴請他。話題不知怎的轉到了鄧小平吸煙上。哈特林説：1974年10月，他以首相的身份訪華，見了鄧小平。鄧一坐下就拿着自己的熊貓煙，問他是否抽煙，他説不抽。但哈特林夫人此時主動插話：“我丈夫雖然不抽煙，但他喝酒”，鄧聽了大笑，説，“我是兩個都做，煙也抽，酒也喝，但身體好像還可以”。哈特林很認真地對吳外長説：“我今天還記得鄧小平講這番話時那種得意洋洋的表情”。
（四）
吳外長和周覺部長助理開始給鄧彙報。我是第一次見到部長給鄧小平彙報，吳和周兩人在鄧面前沒有拘束，雙方有問有答，非常自然。因為鄧聽力不好，他們有些話得講兩遍。鄧問吳外長，穆加貝是不結盟運動主席嗎？吳説，不是，現在還是印度。鄧説：“對，對，我搞錯了”。鄧是個人，不是神，他聽別人的介紹，簡要地談一點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搞錯了，就説“我搞錯了”。鄧對吳外長説，“外交部送來的材料我已經看了”。鄧當時每天工作兩小時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給鄧的材料是濃縮了的大字本。鄧問吳外長：“我上次見他是1981年？”吳説：“對”。鄧説：“那次見面，他有點牢騷”。1981年那次訪問時，性格倔強的穆加貝當着鄧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國對毛澤東採取的態度，對文革遭到否定也頗有微詞。鄧對他做了詳盡的解釋，中國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實際上，為了準備這次接待，我連着幾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譯室也讓我閲讀鄧見其他一些外國領導人的談話紀錄，熟悉鄧的講話風格和遣詞用句的習慣。我特別仔細地閲讀了鄧小平1981年會見穆加貝的談話紀錄。
1987年1月，鄧小平會見穆加貝（圖片為作者本人提供）
這是穆加貝第五次訪華，津巴布韋獨立前來過兩次，爭取中國對反對羅得西亞白人少數人政權的支持。獨立後，第一次訪華是1980年訪問北朝鮮時過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訪問。鄧問吳學謙，“他和趙紫陽總理談的怎麼樣 ? ”吳説，“很好，但主要是談雙邊關係和非洲形勢，還有一些國際問題”。鄧問“我們給津巴布韋的援助用的怎麼樣？”這個問題也展現了鄧務實的一面，過去中國提供給非洲許多援助，不少援助給腐敗官員貪污了，效果欠佳。
鄧顯然關心非洲的發展道路問題。鄧問周覺，“白人離開了多少？”鄧抓住了一個關鍵問題，這就是非洲在民族獨立之後如何在國家建設中處理好與白人的關係這個問題。吳學謙和周覺一一作了回答。鄧從1981年和穆加貝的接觸中，瞭解了穆加貝的激進，所以在1981年的談話中就已經提醒他注意中國自己因左傾激進而蒙受的巨大挫折。鄧聽完彙報，説了一句話：“看來他頭腦有點發熱。我就談談我們自己的教訓吧”。鄧又點燃了一支煙，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大廳的另一端，顯得凝重，鄧在思考。這個形象至今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
因為是第一次給鄧小平做翻譯，老過提前一天給住在釣魚台8號樓的我打來了電話，提了三點要求：第一，不要怯場。第二，要翻得準。第三，聲音要響。我的心理素質還算可以，很少怯場，反倒是有一點兒微微的興奮，畢竟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直接接觸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憑自己兩年來替其他領導人做翻譯的經驗，我知道這種臨場感覺和狀態是對的，這種感覺有利於口譯的正常發揮。做過口譯的人都知道，口譯既是技能，也是藝術，臨場狀態往往是決定水平發揮的最重要因素。
（五）
10點缺3分的時候，穆加貝一行抵達大會堂東門，吳明廉司長接到了客人抵達的電話，走到鄧面前輕聲地説：“客人來了”。鄧把手中的煙在煙缸裏壓滅，站起身正要走，細心的警衞秘書張寶忠發現鄧小平的一縷頭髮滑了下來，趕上前，從自己中山裝上衣口袋裏敏捷地拿出一把小梳子，替鄧把頭髮往後梳了一下，再用手掌在鄧的頭頂上輕輕地壓了一下，把頭髮壓住。鄧笑了，説：“你心很細喔”。然後就走向福建廳門口，站在屏風旁邊等候穆加貝的到來。
穆加貝一抵達，鄧小平與他熱情握手擁抱，鄧説：“歡迎你，很高興再次見面”。穆加貝説：“您看上去還和四年前我們見面時一樣健康”。鄧擺擺右手，“馬馬虎虎吧”。穆加貝説：“您看上去不像八十開外的人”。鄧笑着説：“我已經八十一歲了。身體總的説，還可以，但一些零件不靈了”。鄧用右手食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這個零件不靈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這個稍好一點，所以我見客人都是這樣坐的”。鄧意思是國內一般領導人見外賓，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側，而鄧因為左耳聽力好於右耳，見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側。
鄧接着説，“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還正常運轉”。穆加貝大笑。把身體各個器官比作機器零件，據説是紅軍時期開始使用的話語，透視出紅軍將士置生死於不顧的一種灑脱。作戰受了傷，如果大難不死，就互相開玩笑地問：“你丟了哪個零件？”後來看了電視連續劇《亮劍》，其中主要人物受傷之後的對話也用這個比方，大概印證了這個典故的出處。鄧的輕鬆調侃也使人感到他心態的年輕和對生活的灑脱態度。
鄧和穆加貝親切寒暄後，就把話題轉到正題。鄧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情況開始一直講到今天的改革開放。現在回想起來，鄧的這個談話包含了他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考，對今天瞭解鄧小平的思想，瞭解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乃至判斷今後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都有一定的意義。
談話一開始，鄧就用很肯定的口氣對穆加貝説，從1949年到1956年這段時間，中國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鄧一口氣用了三個“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搞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鄧講話有一種氣勢，喜歡用排比句，三個“搞了”就體現出老人講話的這種氣勢。當我翻譯出“土改”一詞，穆加貝微微點了一下頭，也許這正是他最關心的問題。他的眾多追隨者當年就是衝着他“分田分地”的口號，參加他領導的武裝鬥爭的。
鄧小平對中國的土改一直是積極評價的。他在另外一個場合曾這樣説過：“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生產力解放出來了”。土改從1950年開始到1952年底完成，與朝鮮戰爭幾乎同時進行。這場翻天覆地的運動使佔中國人口四分之三的三億農民分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這個過程不無暴力，但從中國歷史進程的大視角，這場疾風暴雨般的變革實現了中國農民千百年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使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直到十年文革之後人們重新評價毛澤東時，鄧小平還是堅持説：如果不能恰如其分地評價毛澤東的這項功勞，“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
鄧讚揚了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這個計劃雖然是蘇聯模式影響下的產物，但主持制定這一計劃的是比較務實的周恩來和陳雲這樣的領導人。50年代初，中國的落後程度是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倒是毛澤東主席曾做過一個準確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麼？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麪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而“一五”計劃無疑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計劃中完成最好的一個，其重點是發展重工業，蘇聯提供了相當的援助，包括幫助興建156個大型項目。可以説中國是從“一五”才開始了鄧小平所説的“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並很快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整個中國後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問題更復雜一些。我後來查了一些材料，剛分到土地不久的農民就被要求加入合作社，至1956年底，參加高級合作社的農户佔全國農户總數的87.8%，在農業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的推動下，公私合營也洶湧澎湃地進行。我曾和一位1949年前當過老闆的上海鄰居聊過，他坦率地説：“那個時候，白天在外面敲鑼打鼓，晚上回到家抱頭痛哭”。但是與斯大林在蘇聯推行的全部沒收私有財產相比，與後來文革時期推行的“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相比，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顯得相當温和。當時政府對資本家實行了“贖買”政策，資本家可以拿自己資產5%的紅利，從1956年開始定息，七年不變。我這位鄰居，到了60年代還天天喝咖啡，家中還有一輛摩托車，他念高中的孩子天天騎，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這輛摩托車給紅衞兵砸了。
中國“從1957年開始，有一點問題了”。鄧提高了一點聲音對穆加貝説。後來我注意到鄧在談1949年以後的發展經驗教訓時，總是把好壞的這條分界線劃在1957年。在鄧看來，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對比較順利。在此之後，中國出現了大問題。這段歷史，鄧本人是最高的當事人和見證人之一。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曾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作了一個頗有新意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鄧小平專門提到了中共已經是執政黨，容易產生脱離羣眾，脱離實際的危險，需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個人崇拜。中共八大還確定了今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鄧對這個提法也一貫贊成。但從1957年開始的一系列發展，使中國這輛快速行駛的列車改變了自己的方向。
鄧小平首先提到了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鄧是這樣説的：“我們的問題出在一個‘左’字上。反對資產階級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過分了。” 鄧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説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 鄧接着説，“左的思想發展導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鄧坦率地説，這些事情“使我們受到了懲罰”。在大躍進最瘋狂的1958年，全國掀起了大鍊鋼鐵的羣眾運動。由各級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動員了數千萬人上山下鄉，挖樹找煤，找礦鍊鐵，建起了百萬個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土法鍊鐵鍊鋼。全國農村，一哄而起，把原來一二百户組成的合作社，變成了數千户，甚至上萬户組成的人民公社，廢除農民的自留地，吃免費的公共食堂，採取大兵團作戰的辦法來進行農業生產，最終對中國的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造成了一場災難。
鄧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談過他自己對這些事情的責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拿我來説，能夠四六開，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麼好，就夠滿意了，大部分好嘛。”鄧接着對穆加貝説，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工農業減產，市場上商品很少，人民羣眾吃不飽飯，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穆加貝聽到這段話時，一直皺着眉頭，似乎有一種不完全相信的感覺。鄧則繼續自己的敍述。穆加貝聽得很認真。穆加貝詢問鄧，中國是如何克服這種危機的。鄧説，“那時，我們黨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這是長期鬥爭歷史形成的威望。我們把困難如實地告訴了人民，‘大躍進’的口號不再喊了”，穆加貝頻頻點頭，他對毛澤東主席是非常尊重的。
鄧接着説，我們採取了一些“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步驟和方法”。鄧用詞精闢，六個字：政策，步驟，方法，反映了老人治國的一貫思路，治一個國家，除了戰略要正確，還要有與之配套的政策，輕重緩急的步驟以及切實可行的方法。“通過這樣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們就開始從困難的情況中恢復，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況比較好”，説到這，鄧停頓了一下，吸了一口煙，補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導思想並沒有根除”。
鄧接着和穆加貝談起了文化大革命。鄧説，“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後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極端，極左思潮氾濫。”鄧講“極端”和“氾濫”這兩個詞時的語氣很重，還用右手食指在空中點一下，以示強調。我後來注意到這是鄧的一個習慣性手勢，要強調一個論點的時候，他總是用食指這樣重重地點一下。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時擲地有聲地説：“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用的也是這個手勢。
説完這段話，鄧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譯。他也可能在思考着下面的談話。鄧接着説：“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從一九六五年就開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佈。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鄧把“整整十年”四個字拖得很長，給人一種痛心之感。鄧後來又多次説過歷史給中國的機會不多，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極左，中國被耽誤的時間太多了，鄧心疼。鄧還説，“黨內的骨幹，差不多都被打倒了，這場革命的對象，就是這些老幹部”。文革對鄧小平也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鄧這時緩和了一下語氣，對穆加貝説，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糾正這些極左思潮”。
（六）
鄧小平把餘下的煙在煙缸裏掐滅，帶着一點自嘲，對穆加貝説：“吸煙這個習慣不好，但我這個本性難改”。這也使談話的氣氛輕鬆了一下。 穆加貝微微一笑，聳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鄧小平繼續吸煙。鄧接着就開始談另一個話題：防右的問題。這無疑也是鄧小平治國理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鄧對穆加貝説，我們在反左的同時，也提出了“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主動地提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和穆加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會見，説：“我們一九八一年見面時談過四個堅持，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雖然鄧小平已經八十一歲，但講這四項原則時，他是一氣呵成的。這首先説明他的記憶力仍很強。一九八七年我再次為他見穆加貝做翻譯時，他也講了這四項原則，但那次他是説一項，等我翻譯完，再説下一項，而且中間還有不少“這個，這個”。穆加貝後來還問我，中文中“這個，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同時也感到這四項原則不是他在正統思想支配下隨便説説而已的東西，而是老人反覆琢磨過的東西。鄧認為，在中國的國情下，其任何一項的動搖都會給中國帶來動亂。回頭看，鄧小平的治國理念也許可以歸結為保持一種基本態勢：既反左，也反右，走一條理性穩健的中間路線，確保中國不再走極端，不再走任何激進的路線，從而使中國能夠在一個理性、穩定、有序的政治環境中，實現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鄧接着説，“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説了這番話，鄧又點燃了一支煙，會場有幾秒鐘的停頓。
鄧顯然是用執政黨的話語在解釋一個現代政治學上的極其富有挑戰性的課題：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政治體制的性質和作用。西方主流的觀點是：只有採用以一人一票普選為基礎的多黨制，政權才有合法性，才能實現現代化。而鄧小平則認為，這條路對已經發展起來的西方國家也許合適，但對非西方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型的發展中國家，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一走就會天下大亂，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可能會在頃刻之間四分五裂，分崩離析。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強勢政府，一個從革命性的政黨轉化成一個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己任的政黨，並用這樣一個政黨保持穩定，領導和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
鄧在另外一個場合曾這樣解釋：在中國，沒有這四條原則，就會形成親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垮”。鄧説：堅持四項原則只是為了“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沒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那就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鄧是強勢立論，在涉及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他認定的理，寸步不讓。
但在我的記憶中，一直到80年代，鄧的這種觀點在中國知識界和輿論界都不是主流。經歷過數十年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帶來的創傷，許多知識界人士真誠盼望大規模的政治改革。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高舉“新思維”和政治改革壓倒一切的大旗，一時引來多少羨慕和讚揚。1989年春天，充滿愛國熱情的北京學生打着“老戈你好！”、“民主——我們共同的理想”、“蘇聯的今天、我們的明天”等巨大橫幅，湧往天安門廣場，像歡迎凱旋的英雄一般，熱烈地歡迎戈爾巴喬夫訪華。這對鄧來説，不能不是一件略為尷尬的事情。在外交部工作的人當時都清楚，正是通過鄧小平的頑強堅持和中方的不懈努力，戈爾巴喬夫最終答應了鄧小平關於改善中蘇關係的三個先決條件，即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從中蘇邊界和蒙古撤軍，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併為此而採取了一系列實質性的行動。在此之後，才有今天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學生們此時的滿腔政治激情、聲勢浩大的遊行，對戈爾巴喬夫英雄般的歡迎，實際上也把傳統共產黨國家轉型過程中對兩種不同道路的選擇，放在了國人眼前。當時中國許多人和整個西方都看好戈爾巴喬夫，不看好鄧小平。
但歷史的發展往往就是這樣弔詭：戈爾巴喬夫的激進政治改革沒有產生他所預想的結果，而是導致了國家迅速解體和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儲蓄隨着發瘋似的通貨膨脹化為烏有，人均壽命降到了60歲以下。儘管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參選俄羅斯總統競選，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至於鄧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談，而實際上卻包含了重要的道理。就在會見穆加貝之前的一個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點，鄧小平會見了坦桑尼亞的尼雷爾總統。鄧當時對尼雷爾説了這麼一段話：“我們總的原則是四個堅持。問題是怎麼堅持。是堅持那種不能擺脱貧困落後狀態的政策？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選擇好的政策，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比較快的發展？”實際上，鄧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談過這個問題，展現了他的政治擔當和定力，但他講的四項原則絕不是僵化的東西，而是充滿活力的東西。他講堅持黨的領導，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黨的領導。他講堅持馬列主義，但反覆強調馬列主義的本質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研究和解決問題。至於社會主義，鄧小平則賦予這個概念以全新的內容。可以説鄧小平用執政黨的話語，為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預留了巨大的創新空間。
（七）
談話還在進行着。
鄧在談反左不能糾正馬克思主義，不能糾正社會主義的時候，我注意到穆加貝頻頻點頭，但他在點頭中似乎也期待着鄧作進一步的解釋。可鄧接下來的一段話好像又使穆加貝感到驚訝。鄧是這樣説的：“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搞清楚，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實際上，早在1981年會見武俠小説大家金庸先生時，鄧小平就問他：“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總有100多種吧”。並意味深長地説：“沒有定規麼，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
鄧接着對穆加貝強調了另外一個命題：社會發展不能超越階段。鄧説：“共產主義是什麼？共產主義是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共產主義社會，產品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沒有極大豐富的物質條件，是不可能的”。接着鄧又説：“要實現共產主義，就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階段的任務。而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體現出優於資本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資基礎。”鄧講這番話也是一氣呵成的，説明他對馬克思意識形態話語的熟悉。我可以想象當年毛澤東派他去莫斯科舌戰蘇共理論權威蘇斯洛夫時，一定也是欣賞鄧的思辯能力。對於鄧小平，社會主義意味着富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鄧接着以遺憾的口氣説：可是在一個相當長時期裏，“我們忽視了發展，發展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從一九五七年起，我們生產力的發展，非常緩慢。拿農村來説，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間，農民的收入沒有增長多少。雖然有一些地區，農民的生活比較寬裕，但是多數地區的農民，還處在貧困狀態。文化大革命時期，情況更加困難。”鄧講“沒有增長多少”的時候，還搖了搖右手，以示強調。
隨後鄧又轉到了他最常談的話題：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他特別提到了農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展開。“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鄧説。“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已經見效了，農村面貌發生明顯變化。有了農村改革的經驗，現在我們轉到城市經濟改革”。鄧描述的這種改革方法後來在國際上又被稱為“漸進改革”，與西方在前蘇聯推行的“休克療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後來曾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過文章，談鄧小平的改革之道：確立輕重緩急、先易後難的清晰格局：“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發展，後內地發展；先經濟改革為主，再政治改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經驗為第二階段的改革創造了條件”。
穆加貝在這次訪問中，曾在不同的場合表示過擔心：中國的改革開放可能會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現在當着鄧小平的面，他還是秉承自己一貫的坦率性格，對鄧小平説：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國繼續保持社會主義。在穆加貝用英文説這段話的時候，鄧劃了一下火柴，又點燃了一支煙，於是空氣中又飄起一絲淡淡的煙味。等我譯完這句話， 鄧口氣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國的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是堅持社會主義的”。鄧還有板有眼地説：“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的現代化，還有這個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但在這四個現代化的前面，有四個字，這四個字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説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 講完這番話，鄧的目光環視了一下整個會見大廳，好像在看大家是否聽清楚了他的話。
鄧小平的這段名言後來曾被一些人曲解。他們認為每推動一項新的改革措施，甚至購買一台設備，都要先問姓“社”還是姓“資”。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是一個整體概念，鄧的基本思路就是，通過各種辦法，包括利用那些在資本主義社會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斷地增強和壯大中國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使人民普遍富裕起來，使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發展起來，這就是社會主義。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經過上海視察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時，曾指着一台從國外進口的設備，開玩笑地問陪同人員：你説這台設備姓“資”還是姓“社”？並自己回答：這台設備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現在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
鄧小平然後又説了一段話：“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穆加貝頻頻點頭。但鄧馬上接着説：“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這兩種所有制佔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我們也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我們也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鄧強調：“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鄧用的還是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術語，這也是當時主流經濟學家的術語，但實際上鄧已經大大拓寬了公有制的定義。他已經把中國正在進行的公有制改革都包括在公有制的定義之內。
對於穆加貝不甚理解的三資企業，鄧小平也為他做了一個相當獨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加貝算了一筆帳：“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歸社會主義所有”。好像為了説服穆加貝，鄧還補充道：“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注意到鄧在談向外國學習時，他關心的從來都不只是“硬件”，他也關心“軟件”，特別是如何把管理經驗學過來。另外，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種對三資企業的解釋：他把三資企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一項一項地剝離出來，這的確是高明的算法，大概和鄧公打橋牌時喜歡精確叫牌法有共通之處。這種算法也為後來中國所有制的改革打開了思路。鄧的公有制概念已經包括了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三資企業中有利於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綜合國力的成分。鄧的思路無疑是超前的。
鄧接着説：“這樣做不會，也不可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倒是覺得現在外國投資太少，還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隨後鄧談到了中國會不會出現兩極分化的問題。這也是現在國內爭論頗為激烈的問題。鄧當時是這樣説的：“至於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看到穆加貝目光中還有疑慮的眼光，鄧又自問自答地説道：“中國會不會產生資產階級？我看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今天不少人引用鄧這段話，説既然今天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這是一種頗為偏激的看法。回顧30多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兩極分化的趨勢明顯，改革政策也有不少失誤，但是鄧小平的總體改革戰略已經基本實現，中國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雖然一個富裕階層已經出現，但同時中國絕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與改革開放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我看了哈佛大學學者幾年前在北京做的一個民調，雖然大部分人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拉大了，腐敗增加了，但同時絕大多數人也認為：在中國，通過自己誠實的努力，是可以改善自己命運的。也就是説盡管中國經歷瞭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有些還非常嚴重，但中國社會還能使絕大多數人感到這種最基本的公正。從世界的角度看，這是很不容易的，這也是中國的希望所在。中國的另外一個巨大進步就是國家的綜合實力與日俱增，特別是財税收入的大幅增加，為建立一個更為富裕公平的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後來多次為鄧小平做過翻譯，發現他有兩條是不變的，他講過很多次：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沒有完全搞清楚，我們還在探索，但他同時又説有兩條一定要堅持，一是黨的領導不能動搖，二是公有制佔主體不能動搖。現在回頭來看，這就是鄧小平的底線思維。社會主義的探索過程可能會出現許多問題，但只要守住這兩條，即使出現了問題，我們也可以較快地糾正過來：比如地區差別大了，我們就推出了西部大開發計劃，這些年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都比沿海地區快；醫療改革市場化走得太遠了，我們可以重起爐灶，啓動新的醫改；養老保險從無到有，到現在的全覆蓋。總之，有了這兩條，即使發展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也可以得到糾正。中國模式糾正問題的能力總體上比西方模式強得多。
儘管鄧小平對穆加貝做了耐心的解釋，但執著的穆加貝似乎還是有點不放心，他又對鄧小平説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將會給世界進步力量帶來巨大損失。此時，我察覺到鄧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麼一絲不耐煩，這也是我多次給鄧小平翻譯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煩。鄧把自己的煙蒂在煙缸裏掐滅，又一次習慣性地用食指點着前方，用濃濃的四川口音説了的這麼一句話：“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説得很響，很清楚。然後又説：“一旦發生偏離這個、這個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的這個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鄧接着説：“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腐朽的東西。但是，我們的這個政策、社會主義的政策、我們的國家機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夠去克服這些東西的。所以呀，事情並不那麼可怕”。鄧以這樣的口氣，這樣的措辭，談這麼一個敏感的問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縱觀人類歷史，沒有一個大政治家是迴避暴力的，鄧不宣揚暴力，但他的切身經歷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瞭解中國的歷史上出現過的多少混亂和動盪。在我的感覺中，鄧的腦海裏總是有一幅國家震盪、兵荒馬亂、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的意象。我後來做過一個粗粗的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9年的改革開放的140年間，中國持續的太平年景最長沒有超過八、九年，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總是一次一次被打亂。農民起義、外敵入侵、軍閥割據、內戰連綿、政治運動，結果國無寧日，百姓遭殃。最後，正是鄧小平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下了決心，把追求中國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放在最優先的地位，結束給國人帶來無數災難的政治動盪，使中國走上現代化建設的快車道，整個國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
回頭看來，為了制止中國再次陷入混亂，鄧是作了最壞打算的。我後來替鄧公做翻譯，幾乎每次他都談到“中國不能亂”這個主題。不管如何評論這些年中國政治的風風雨雨，不管中國的體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國今後變革還會經歷多少迂迴曲折，但鄧小平“中國不能亂”的觀點似乎已成為當今中國多數人的共識，這是彌足珍貴的。 鄧1992年南巡講話時曾深有感觸地説過，歷史留給中國的發展機會不多，國家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 “亂了十幾年都恢復不過來”。這是鄧的肺腑之言。過去的20多年裏，就我自己走訪過的國家中，由和平轉入劇烈動盪乃至戰亂的國家就有二十多個。最令我刻骨銘心的是南斯拉夫的解體，我1986年訪問過南斯拉夫，當時的南斯拉夫是一個遠比中國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但該國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均被淺薄的西方話語忽悠，結果就是內鬥四起，衝突和戰爭就像多米諾骨牌，一場接一場發生，最終是國家解體，20多萬人喪生，無數致殘，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創下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塞爾維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的大使沃克維奇先生是我的學生，為我寫過一篇比較鐵托和鄧小平的論文，他是這樣結尾的：“鐵托死後，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煙消雲散了，而鄧小平死後，他的國家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八）
鄧關於社會主義的話題還在繼續。
“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沒有完全搞清楚”。換言之，鄧不僅認為中國過去沒有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蘇聯等國家也沒有搞清楚。鄧接着説：“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在上世紀20年代採取的一些比較靈活的促進經濟發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給農民，吸引外國資金和技術，開展對外貿易等。我後來查了一下，鄧是1926年抵達莫斯科學習的，在蘇聯整整呆了一年。雖然列寧已經去世，但1926年還屬於新經濟政策的後期，鄧在蘇聯期間可能親生體驗到了新經濟政策務實的一面，體會到了社會主義可以利用資本主義中的有益東西來發展自己。這樣做，有風險，但總體上利大於弊，中國也可以承受這種風險。
回頭看，鄧這段時間內在蘇聯學到的馬克思主義，似乎也更接近馬克思的本意，不像後來從莫斯科留學回來的、言必稱斯大林的王明。鄧小平關於蘇聯新經濟政策的話，也不是隨便説説的。我後來至少兩次聽他對外賓講過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顯示了他對蘇聯整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這段歷史情有獨鍾，反映了鄧本人的基本價值取向。鄧多次説過，這以後，“蘇聯的模式僵化了”，指的就是後來取新經濟政策而代之的斯大林計劃經濟模式。
鄧接着非常誠懇地對穆加貝説：“穆加貝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我們的經驗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有用。但請你們特別注意我們左的錯誤。”鄧提醒穆加貝注意中國走過的彎路。鄧説，“我們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但這往往使我們不能冷靜地分析主觀客觀方面的情況，容易違反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中國過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錯誤。我們特別希望你們注意中國不成功的經驗”。 好像怕對方沒有聽清楚。他又重複了一下：“我還是這句話，希望你們多注意中國那些不成功的經驗”。這時，鄧略微停頓了一下，等我翻完這段話，他又補充了一句：“外國的經驗可以借鑑，但是絕對不能照搬”。
時間飛逝，很快一個小時就過去了，雙方都有言猶未盡的感覺。鄧説，“我們的同志編輯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裏面是我的一些講話，有十二大的開幕詞，不知你讀過沒有？”穆加貝坦率地搖搖頭。並説，非常想看看這本書。這時，我看到吳明廉已經走了出去，大概去佈置工作人員趕快去找這本小冊子的英文版。據説禮賓司的一位小夥子馬上要了車，趕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書店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英文本，但卻被告知書店無貨。 後來吳告訴我，外交部禮賓司的一位同事正好買了一本，準備和中文版對照學英文的，還算新。禮賓司就把這本書要來，作為鄧的“禮品”送給穆加貝了。
鄧一生寫的東西不多，但發表的談話很多，他對自己談話整理出來的書面文稿看得很重。我多次聽他對外賓説，我的那個集子裏對這個問題有非常準確的表述。但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喜歡鄧的原話，那些帶有鄧個性的東西，那些隨意的發揮，那些土話，那些不怎麼規範，也不面面俱到的東西，甚至帶有“這個，這個”的原汁原味。它們能更好的反映鄧作為一個人的樸素本色。鄧小平和他講的道理實在都是很樸素的。穆加貝最後對鄧説，“和鄧主任的談話使我堅信中國仍然在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談話結束後，兩人站起來握手話別。穆加貝説：“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迴歸”。鄧詼諧地説，“還要看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場的人都笑了。鄧又補充了一句：“可能還要和馬克思談判談判”，大家笑得更厲害了。大概是一講到香港迴歸，鄧自然聯想到了中英之間為期一年多的談判，聯想到了和馬克思也要談判談判。鄧小平的樸實、詼諧和幽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午1點15分，穆加貝離開釣魚台國賓館去首都機場，坐北朝鮮的專機去平壤。坐車裏只有他和我，還有司機。陪同部長楊波先去了機場等候。穆加貝拉開一點兒車上的紗窗，對我説，一個大國的領導人能夠説自己過去受到了懲罰，“這個詞很重啊”，他這是指鄧談大躍進時所用的詞。他還問了我一個問題：你這個年紀的人對文化大革命有印象嗎？我説，有一些印象，我看過海外歸來的科學家掃廁所。穆加貝此時頗為感嘆，看着北京大街上秩序井然的行人和車輛，説了一句給我印象很深的話：“中國真是個奇妙的國家。我文革的時候也來過中國，表面上一切都是那麼安寧和平靜，看不出任何問題”。我隱隱地感覺到鄧小平的談話沒有完全説服他。
回顧這些往事，感觸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貝能夠記取鄧小平當年給他的忠告，也許津巴布韋今天就不至於陷入如此困難的局面。當然，津巴布韋乃至整個非洲面臨的挑戰非常複雜，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成功之道，他們還在探索中，也許還要摸索很長的時間。今年六月，我們復旦大學中國模式中心與牛津大學中國中心聯合舉行了一次“中國模式與非洲發展”的高端研討會，我們強烈地感受到：非洲朋友渴望瞭解中國的成功之道，渴望能在非洲複製中國奇蹟，甚至可以説這正在成為一種新的“非洲夢”。當然，這絕非易事，但我們還是要為非洲國家祈福，也願意與非洲朋友分享中國的經驗和教訓。
還是回到鄧小平吧。我曾在不同的場合總結過自己對鄧小平的印象，主要是四點，一是眼光：鄧小平是一個大戰略家和軍事家，具有超長的戰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談的是“一百天內，要怎樣怎樣”，鄧小平是“一百年內，要怎樣怎樣”，今天世界上很少有眼光如此長遠的戰略型政治家。中國這麼一個大國，長遠的戰略定下了，近期的問題就比較好解決。他提出的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他堅持黨的領導和公有制佔主體，公有制可以有各種形式，只要公有制佔主體，即使一時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最終也有辦法在發展中逐步解決，這些都屬於跨長度的大戰略。
二是思路：鄧小平是一個思想者。他在我腦海中浮現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靜靜地抽着煙思考問題，目光注視着前方。他喜歡和別人談一些“自己腦子裏正在轉的東西”，他的許多新思路經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對華國鋒的評價就是華沒有多少自己的東西。他1992年南巡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話就是：“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經濟手段”。一下子把糾纏了中國改革開放很多年的問題説清楚了。
三是清醒：鄧小平是一個頭腦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實踐出真知，他堅持一切外國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經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再確定是否在中國推廣，絕不能盲從。他反覆講：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實踐。這種高度務實的理性態度使中國避免了民主浪漫主義（即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浪漫主義（即市場原教旨主義），避免了西方話語的忽悠，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四是大氣：作為一個人，他大氣，他樂觀豁達。他一生中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多次大上大下。一個杯子裏只有半杯水的時候，他總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出現危機的時候，他總看到危機背後的機會。畢竟是指揮過千軍萬馬的領導人，他講話也非常大氣。一次我給他做翻譯，講到打仗，當時外賓問他，你們和越南打自衞反擊戰，沒有擔心蘇聯介入嗎？當時的蘇聯是個超級大國，軍事比中國強大很多。鄧小平是這樣回答的：蘇聯是個超級大國，但是一個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來，怎麼敢打中國呢？這也是一種底線思維，做決定的時候，把事情推倒最壞的結局，然後看能不能應對，能應對他就出牌了。
從1983年起，我以各種身份，斷斷續續走訪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距離觀察過的中外政治領袖人物近百人，鄧小平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鄧公確實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一個改變了中國，並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世界的人。我有幸在自己生命最寶貴的年華中與這個偉大的生命有所交織，感受了他作為一個領袖的睿智和勇氣以及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情趣，隨後又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範圍內，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和智慧給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所帶來的深刻變化和深遠影響。在鄧公誕辰110週年之際，謹作此文以緬懷這位難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