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四）
鄧小平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最重要的歷史貢獻，就在於選擇和開拓了“中國之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包括三大基本因素：一是不斷增加現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擴大生產、創造財富，最大限度利用現代生產要素和知識、科技、教育、信息、文化、制度等要素；二是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三是不斷增加中國文化因素，對構建中國特色的理想社會有重大創新，如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學習型社會、安居樂業社會。這就是鄧小平心目中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主題。[1]
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正是由於鄧小平的睿智與決斷，中國在1976—1978年的兩年間徘徊之後，從繼續走“文革”時代的“老路”，根本轉向走上改革開放的新路。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中國在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過程中，成功抵制滑向西方資本主義的“邪路”，始終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路”。對此鄧小平等人在重大歷史關頭做出了正確的政治抉擇，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也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與美國超級大國相比，中國正在加速全面趕超美國，成為一個新型的超級大國。這一切都源於毛澤東、鄧小平。
毛澤東之後：是老路還是新路
1976年10月，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1977年8月，華國鋒在黨的十一大報告中正式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2]由此中國結束了自1957年以來長達20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教條主義時代，進入 “天下大治”時代，但是直到1978年底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才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3]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1976－1978年期間中國正處在重要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到底向何處去？中國的前途及選擇是什麼？佔世界總人口1/5的中國到底要走什麼道路？這是當時中國領導人必須予以回答的重大問題。
由於歷史的慣性，從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期間是一個政治徘徊的時期。擁有9億多人口的中國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面臨着“老路”、“邪路”和“新路”的選擇。鄧小平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在1976-1978年階段的道路之爭主要是“老路”與“新路”之爭，鄧小平的重點是反“左”，即避免繼續走毛澤東晚年的封閉僵化社會主義道路，確立新的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道路。
所謂老路，就是“照過去方針辦”，[4]即堅持毛澤東晚年錯誤路線的“兩個凡是”，繼續走傳統的教條式的社會主義的老路，其代表人物是毛澤東親自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和毛澤東的幕後人汪東興。以華國鋒為代表的路線與鄧小平為代表的路線之間的鬥爭，其實質是堅持毛澤東晚年的封閉僵化社會主義路線（老路），還是開闢改革開放的新社會主義路線（新路）。它既是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徘徊期，也是為改革作政治準備期。實際上當華國鋒宣佈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這本身就意味着“老路”的徹底失敗，也為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拓新路提供政治前提條件。
正是鄧小平重新確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轉敗（指“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為勝（指改革的勝利），且節節取勝。在1978年11－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陳雲等黨內主流力量開始清算和改變了華國鋒極少數所堅持的“老路”，第一次以制度化的規則和和平的方式實現了正確路線領導人替代了錯誤路線領導人，也實現了中國從政治徘徊期向改革開放時代歷史轉折。
鄧小平時代的“正路”與“邪路”的較量
在中國啓動改革開放的同時，在西方主導下進入第三次民主化、自由化浪潮階段。[5]這既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產物，還是西方政治霸權、文化霸權的“胡蘿蔔”，對非西方國家的精英們有極大的誘惑力和吸引力，前者不斷尋找西方民主“代理人”，後者也不自覺地依附於西方理論和思潮，構成了“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
在中國，到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1982年黨的十二大之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開始在當黨內外抬頭，對中國少數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向心力，對中國社會公眾具有極大的欺騙性、模仿性。這一時期，中國改革開放面臨的道路之爭就突出表現為 “正路”與“邪路”的較量。
所謂“邪路”，就是否定社會主義道路，轉向走“西方道路”。其依據和論調包括：由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受到嚴重挫折，主張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轉而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由於中國共產黨執政發生多次重大失誤而得不到及時糾正，主張放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原則，轉而實行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制度，如聯邦制、兩黨制、多黨制、議會制等；由於毛澤東晚年全局性、長時間的錯誤，主張放棄毛澤東思想，轉而實行西方式的自由主義；由於“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不下去了，轉而主張走西方全面徹底私有化的資本主義道路。誠如鄧小平所指出，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6]只有極少數知識精英持有這一主張，既得到個別領導人、極少數黨內人士同情，自封為“改革派”，也得到歐美等國媒體的公開支持，被視為所謂中國的“民主派”、“自由派”。
對此，鄧小平十分鮮明地公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十分清醒地意識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實質，指出這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杜勒斯（美國國務卿）提出，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自由主義化政策，使這些國家通過“和平演變”回到所謂的“自由世界”，並把這作為他們的一項基本國策。[7]憑藉他豐富的政治閲歷和政治經驗，鄧小平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他指出，“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8]他公開拒絕了極少數人走資本主義“邪路”的主張，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採取了強硬態度和舉措，保證了中國的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
1986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時，針對黨內自由化傾向，鄧小平專門講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9]不久就爆發了“八六學潮”。
1986年12月30日，他在與胡耀邦等談話時談到：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看來也沒有起什麼作用，聽説沒有傳達。他認為，中國要搬西方那一套，非亂不可。他明確提出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10]
1992年2月鄧小平南巡講話談到，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託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他承認，我們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指胡耀邦、趙紫陽）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了跟頭。鑑於“八九風波”事件，也鑑於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他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後果極其嚴重。跨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跨起來容易，建設就難了。他説，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11]可以説這既是鄧小平的政治交代，又是防止犯下顛覆性政治錯誤的底線。
應當説，鄧小平是有先見之明的，他總會在中國最關鍵的時候，一針見血、一語中的，保證中國不入歧途，成功避免了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社會主義國家“大崩潰”、“大解體”、“大衰落”的悲慘結局。
與先後出現的“老路”、“邪路”選項相對，鄧小平獨闢蹊徑開創並始終不渝堅持的“中國之路”是一條“新路”、“正路”，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首次公開提出“中國之路”的命題。他説，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12]“中國之路”選擇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方向下，以漸進方式改革傳統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主動對外全面開放。它既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總結，也是後來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指導思想。它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13]它既不是按照他國已經成功或表面成功的發展模式（不管是蘇聯計劃經濟模式，還是美國政治民主模式）照搬照抄，而是探索自己的發展模式，如同“摸着石頭過河”，邊實踐、邊學習、邊探索、邊調整、邊創新。[14]
對擁有十億人口的中國而言，鄧小平所選擇的“中國之路”是最適宜的，也是最穩妥的。[15]歷史也證明，這一歷史選擇是正確的，也是至關重要的。
那麼，鄧小平是在什麼基礎上開拓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呢？又是怎樣怎樣開拓這條獨特的道路呢？
鄧小平重建執政黨和現代國家制度與政治體制改革
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內政治生活民主化、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民主化。這些重大的制度安排主要反映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黨和國家的正式制度以及具體實踐上。它們成為治黨、治國的根本大法，也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大綱。
鄧小平實施了以執政黨和現代國家制度重建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的制度重建具有互補性，也具有“路徑依賴”特徵。更多地繼承50年代的黨章和憲法的歷史經驗，而不是採用西方政黨和國家政治體制模式；更多針對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弊端進行“修正”，而不是“推倒重來”；更多基於內部政治共識，而不是人為地擴大政治分歧。它具有國情的適應性、實踐的可行性、調整的靈活性，避免了政治體制陷入“歷史真空”之中。它們不一定是最好的模式，但卻是最適宜的模式，他們不是激進主義而是漸進主義式的改革，既大大推動了中國政治變革，也保證了中國政治穩定。
毛澤東留下的歷史遺產
從歷史角度看，毛澤東是“中國之路”的奠基者。一是毛澤東的制度創新。他早就提出要剷除舊中國的地基（指舊制度），建立新中國的地基（指新制度）的設想。這包括1954年的《共同綱領》、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6年《中國共產黨章程》等一整套執政黨和現代國家制度體系，成為後來鄧小平等人所繼承的制度財富，在此基礎上務實地針對體制弊端進行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二是毛澤東留下了最寶貴的人力資本。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指中共八屆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會成員和書記處成員）[16]，在經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清洗和黨內鬥爭淘汰、自然死亡之後，僅存鄧小平、陳雲、葉劍英、李先念四人，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外還有彭真、聶榮臻、徐向前、劉伯承、薄一波、羅瑞卿、譚震林、烏蘭夫、楊尚昆、胡喬木等政治領導人的復出。這是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最重要的資產——人力資產。他們相繼重新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包括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軍委），構成以鄧小平為首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如果沒有他們的話，中國的改革也可能會被拖延下來，即使已經開始或發動，也可能會中斷或夭折，還可能步入歧途或邪路。[17]他們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的確不負人民重望，不負歷史使命，與鄧小平一起共同發動了中國改革，共同決定了中國對外開放，發揮了重大的歷史作用。[18]
當蘇聯解體時，1991年12月25日，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發表電視講話説：“四十多年來，美國領導西方同共產主義及其對我們最珍貴的價值觀的威脅進行了鬥爭。”“這種對抗現在已經結束”，“這是民主和自由的勝利。這是我們（美國）的價值觀念道義力量的勝利。”[19]一言以蔽之，蘇聯的解體就是美國的勝利，東方的失敗就是西方的勝利。當時西方有些人認為，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南斯拉夫解體，下一個就是中國了，但是他們還是錯誤估計了國際形勢，錯誤估計了中國走向。
中國就是一個例外。我們既要感謝鄧小平，還要感謝毛澤東。
這就是為什麼在20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在整個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的大背景下，中國依然是“我自巋然不動”，仍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如同鄧小平所言：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20]
20多年後，連老布什也沒有想到，世界已經在加速終結“一超獨霸”的美國時代，中國會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全面趕超美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超級大國，不過她是一個新型的超級大國。[21]如果要追溯歷史的話，還是要從毛澤東、鄧小平説起，這是由於他們中國之路的奠基者、開拓者，奠定的制度基礎，開拓的嶄新道路。後來者就會一棒接着一棒地傳遞下來，沿着中國之路走下來，從量變到部分質變，從部分質變再到質變。我們正在驗證他們的預言。
（此文寫於2014年8月22日，應觀察者網之邀為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而作，楊竺松協助整理。）
注：
[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人民日報》社論稱，華主席領導全黨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剷除了亂黨、亂軍、亂國的禍根，從根本上創造了由大亂走向大治的條件。這樣，歷時十一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見《人民日報》，1977年8月22日。
[3]1981年黨中央決議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8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1976年4月30日，毛澤東在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之後，給華國鋒親筆寫了三條指示：“慢慢來，不要招（着）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毛澤東：《同華國鋒談話時寫的幾句話》（197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53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5]亨廷頓認為，世界上大致歷經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次民主化長波：1828年－1926年（起源於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年－1962年（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三波民主化：1974－（始於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著：《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這一波民主化在80年代到拉丁美洲及東亞，又在1989年時達到高潮。東歐的民主抗爭，間接促成了蘇聯的瓦解。
[6]鄧小平：《搞資本主義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85年5月、6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23-1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鄧力羣：《鄧力羣自述-十二個春秋》，435-436頁，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6。
[8]鄧小平：《搞資本主義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85年5月、6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23-1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86年9月28日，《鄧小平文選》，第181-1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194-19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379-3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82年9月1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列寧説：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3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鄧小平講，我們現在所幹的事業是一項新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幹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只能在幹中學，在實踐中摸索。鄧小平：《十三大的兩個特點》（1987年11月16日），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龔育之、楊春貴、石仲泉、周小文：《重讀鄧小平》，56-57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4。
[16]1956年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候補委員：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譚政、黃克誠、李雪峯；候補書記：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共計31人。後來相繼增選李井泉、譚震林、徐向前、葉劍英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陸定一、羅瑞卿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7]鄒至莊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的領導能力。中國的事情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幾個人（指領導人）的影響。鄒至莊著：《中國經濟轉型》，中文版，60~6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Gregory C. Chow, 2002,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usiness & Economics.
[18]1982年7月，胡耀邦在中央黨校的省市區培訓班講，現在我們中央起主導、核心作用的，掌舵的，不是胡耀邦，你們不要有錯覺。掌舵的是小平同志、葉帥、陳雲同志、先念同志這些老革命家，特別是小平同志。沒有他們的健在，沒有他們考慮大政方針，我們國家的事情難辦。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457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19]新華社華盛頓1991年12月25日電。
[2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Hu Angang. China in 2020: A New Type of Superpow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pril 25,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