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韜光養晦”為什麼會成為長期國策？
紀念鄧小平誕辰，不能不提到“韜光養晦”這一重要國策。
原話出自鄧小平在1989年的多次講話，其中包括了“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沉着應付”、“決不當頭”、“善於守拙”、“做好自己的事情”等一系列為了因應那個特殊時期而提出的對策，日後被歸納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八個字戰略方針。
若僅着眼於中國在1989年前後面對的國內外形勢，這些對策當然是權宜之計。正是因為當時有人頭腦發熱、自亂陣腳，才有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沉着應付之告誡，也正是因為當時有人力主中國扛起社會主義陣營大旗，才有決不出頭之警示。
但形勢很快發生了巨大變化。自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國按韜光養晦的方針收斂鋒芒，埋頭實幹，不僅在動盪的時局中站穩了腳跟，而且開始大踏步趕超。在鄧公去世十週年前後，中國的GDP接連超過了英法德，沒過幾年，又超過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一波持續三十幾年的高速發展，讓中國成了名符其實的世界大國，不僅改變了中國自身，而且衝擊了整個世界。
自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國按韜光養晦的方針收斂鋒芒，埋頭實幹，不僅在動盪的時局中站穩了腳跟，而且開始大踏步趕超。
按説，“韜光養晦”之策早可以放棄了，因為已經失去了大部分原意。無論是暫避風頭挺過難關，還是積攢實力徐圖大業，到了中國無論做什麼都會影響到其他國家、連內政都被解讀為外交的時候，這些內在含義就都時過境遷了。
然而現實是，“韜光養晦”這一國策始終沒有被結束掉，直到今天，國際關係學界很多人都堅持説，這一戰略仍然有效。
這就意味着，決策者們發現，這項根據短期時局變化提出來的權宜之計，在長期的歷史趨勢和更宏大的世界格局中，同樣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可以作為中國一個長期有效的外交戰略。
為什麼會如此？這就需要對整個世界格局做一考察。
世界外交格局的演變
外交Diplomacy，在特定的語境中，特指一種凡事只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不考慮道義和原則，靠權謀和算計取勝的國家行為。基辛格博士寫過一本《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的書，副標題是Towards a Diplomacy for the 21th Century，其含義就是：美國是個講道義和原則的大國，要不要像老歐洲那樣搞權謀、玩均勢，經營21世紀的 Diplomacy，這是個需要回答的問題。
典型的利益外交、權謀外交，盛行於17-19世紀的歐洲，在黎塞留時期的法國，梅特涅時期的奧地利，坎寧時期的英國等，都有不少外交傑作。1740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突襲並佔領了奧地利控制的西里西亞，當時普奧兩國關係表面上尚屬良好，而且還維繫着尊重領土完整的義務，但腓特烈卻基於典型的外交算計採取了這個軍事行動。他的理由是：“我軍……顯著優於鄰國之勢，令吾國於此突發之緊急狀況中，享有高於歐洲他國之無盡優勢。英、法相互為敵。若法國插手奧國之事，英國必不能坐視，因此朕必得與其一結盟。英國不致嫉妒朕之獲取西里西亞，此舉對其無損且彼亟需盟友。荷蘭亦無顧慮，尤其阿姆斯特丹商界於西里西亞貸出之款項均獲保證。倘與英荷結盟不成，仍可與法國聯手，彼無從破壞吾國之計劃，亦樂見奧國之衰微。如此僅餘俄羅斯值得顧慮。如女皇在位，我等可賄賂其大臣；若其辭世，俄人將內鬥不已，無暇顧及外務。”
拉幫結夥，挑撥加賄賂，一切手段都被視為正當，因為國家利益這個目的至高無上。此時距黎塞留時代已有一百多年，距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整一百年，歷史上那種只講道義不計利益的宗教狂熱和聖戰激情早已蕩然無存，人人都蜕變成了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如果沒有美國的崛起，老歐洲很可能就這樣一直墮落下去了。權謀必定戰勝道義，虛幻的原則和信仰一定輸給赤裸裸的利益，幾百年時間裏形成的現實主義傳統，已經強大到無法抗拒。20世紀30年代的丘吉爾曾如此直截了當地回應對他的反德指責：“如果情況相反，我們一樣可能親德而反法。”這就意味着，關於反法西斯和捍衞自由的各種正當名義，至少在英國那裏，其實都是胡扯。
鄧小平在白宮的歡迎儀式上。 1979年中國農曆大年初一，鄧小平選擇了這一天開始對美國進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訪問。
但美國扭轉了這個傳統，這個自認為具有“天定命運”的新生國家，從一開始就站到了舊世界的對立面，無意與歐洲體制和價值觀同流合污，拒絕參與充滿了爾虞我詐的均勢戰略。
進入20世紀，儘管也有老羅斯福這種試圖將美國利益與國際均勢結合起來的總統，但最終還是威爾遜強烈的理想主義主導了美國的思潮，並持續到今天。“從未有其他國家是為了別國的利益而想領導世界。其他國家所在意的都是本國利益是否能與他國利益相配合。但自威爾遜以來到喬治·布什，美國曆任總統均以美國的大公無私為美國領導世界的主要號召。包括威爾遜及他後世的徒子徒孫，一直到現在，誰也不願意面對一個事實，即對道德意識沒那麼重的外國領袖而言，美國的利他主義精神令人感到有些難以捉摸，因為國家利益可以計算，但利他主義的內涵就全看執行者如何定義了。”基辛格博士在其《大外交》一書中如是説。
表面上看，歷史完成了一個輪迴，那個被馬基雅維利-黎塞留傳統所顛覆的世界精神，又在美國式大公無私精神感召之下獲得了新生。利益算計不再是赤裸裸的，道義和原則重新獲得了皇冠，在堅信美國負有特殊使命的美國民眾熱忱參與之下，美國成了現代的全球十字軍。
十字軍不屑於計算均勢、投機取巧，只專注於善惡判斷，正如威爾遜高調宣稱的：有關人道之事，沒有一件“對我們而言是外國事務或無關緊要的”。當共產主義被視為惡魔，美國發起東西方冷戰；當恐怖主義威脅到人道，美國號召進行全球反恐。
中國長期的韜光養晦姿態
西方歷史上這一輪道義和利益的大輪迴，綿延四百年。但若與中國歷史對照，其實並不新鮮，正是持續了兩千五百年至今未有結果的“義利之辨”。而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這種“春秋無義戰”的戰國形勢，套用到西方近現代歷史上，竟也很是符合。
然而，諷刺的是，中國進入到近現代世界歷史的大局當中，卻不是老師和過來人的身份，反倒被迫當了西方列強的學生。五四時期，中國人一邊打倒本國的道義宗師孔夫子，一邊擁抱西方的道義領袖威爾遜，猶如初次沐浴到偉大的道德之光，全然忘了老祖宗當年如何靠“仁義”二字就贏了半個天下。
當然也是無奈。如果不是出了這個公開號召“民族自決”而被老歐洲咒罵為“偉大的傻瓜”的威爾遜，如果西方各國都是腓特烈或俾斯麥式人物當道，只講帝國主義，不講世界和平，那麼中國恐怕是逃得過十九世紀也躲不過二十世紀，難免淪為奧斯曼土耳其第二。
回顧地看，即使中國先是建成了中華民國，後又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相當長時間內，也只是逐漸解除了亡國之危，並沒有就此躋身於列強，成為世界戰略棋局中的主要博弈者。尤其是在經營均勢戰略、參與利益拼搶這個典型的帝國主義遊戲中，中國從來不是主角，像腓特烈那種一盤棋式的外交謀劃，中國從來沒有過。
毛澤東時代曾有過短暫的“輸出革命”，扛過“世界革命”的大旗，但隨着文革的結束，也很快放棄了。如果將這段時期的行為視為一時狂熱，那麼，總體來説，中國也並沒有成為過道義信仰這一舞台上的主角，與美國持續長達一個世紀的威爾遜主義相比就更是如此。
所以，若從西方的角度看，既沒有在均勢的棋局中積極地縱橫捭闔，也沒有在道義的高地上執着地搖旗吶喊，與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種外交方式都若即若離，都是又都不是，考慮到中國的大國身份，這種消極姿態本身差不多就是韜光養晦了。
也就是説，無論中國提不提韜光養晦，實際的作為就像是一直都在韜光養晦。
西方將中國這種戰略定位叫做實用主義，既不是歐洲式的現實主義，也不是美國式的理想主義。
實用主義也專注於本國的利益計算，但不大會像歐洲列強那樣津津於通過對外干涉製造有利於本國的均勢。實用主義也會堅持原則、懷抱理想，但不大會像美國那樣熱衷於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
近年來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通過推行基於中華“仁義”傳統的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共處原則，在世界外交格局中加入了中國方式。這可算是從韜光養晦向“有所作為”的一個合乎邏輯的跨越。
謹以此文紀念鄧小平110週年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