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超越歷史的鄧小平

中華民族之所以偉大、中華文明之所以輝煌，就在於五千年英才輩出，偉人羣星閃耀。這些巨人不僅順應時代帶領中華民族開創偉業，也為人類文明做出巨大貢獻。在這些偉人中，以“小個子”著稱的鄧小平堪稱最耀眼的一個。

今年是鄧小平誕辰一百一十週年。正在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物質財富和國家再度強盛所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的國人們，自然對鄧公份外感念——當然也包括思索他的偉大之處。

開創了改革開放時代是世人對鄧小平慣常的評價。然而，這一句話顯然並不能涵蓋他的偉大。從中國歷史上看，不乏起義和革命，但改革卻極難成功，改革者功成而退的更是幾乎沒有。從某種意義上講，戰國時代的商鞅算是唯一一個成功者：因為即使他被車裂，但他的政策卻得以留存。明朝時的張居正雖然在世時改革成效顯著，但最終結局卻是人亡政息。1840年以後，光緒皇帝的變法，清末慈禧主導的新政都以失敗而告終。可以説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難度最高、風險最大的就是改革。或許這也是孫中山選擇（更容易的）革命而不是改革的一個因素。

鄧小平成為中華五千年曆史的第一人：不僅在世時力推改革成功，離世後更打破人亡政息的傳統，它開創的事業繼續引領中國走向復興。

然而，鄧小平卻成為中華五千年曆史的第一人：不僅在世時力推改革成功，離世後更打破人亡政息的傳統，它開創的事業繼續引領中國走向復興。所以要理解鄧小平的偉大，這是必不可少的、大歷史的角度。

鄧小平之所以成為五千年改革第一人，自然也和他特殊的時代和經歷密不可分。早年留法看世界、長期殘酷的革命經驗、建國初期的成功與失敗、文革前後的起伏。這可以解釋此前光緒（康有為）、慈禧、孫中山、袁世凱等人的失敗。他們要麼是體制內的強勢人物，如慈禧、袁世凱——懂規則，有威望，但難以突破傳統和體制的侷限，要麼是體制外的理想者，如康有為、孫中山——有理想，有眼界，但缺乏對國情的瞭解，更不懂的體制的運作。但是鄧小平的特殊經歷使得他兼具兩者的優勢：他既是體制內的一分子——瞭解體制的運作，而且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人脈，又由於文革被打倒而脱離體制，成為一個獨立的思考者。這就是常人所講：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含義。

其次，鄧小平復出時面臨的時代背景是前所未有的。所有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蘇東社會主義陣營以及資本主義的印度都陷入了停滯。而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從來沒有一個成功的案例。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也缺乏這方面的研究。甚至西方的政治學理論武斷的認為，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其結局只能是整個體制的崩潰，然後國家再進行休克式的轉換。客觀而言，西方這種理論並非全錯，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命運都對此加以驗證，其後果和代價也同樣是觸目驚心。然而，打破這個魔咒的，只有鄧小平治下的中國——而且是在人口最多、計劃經濟國家中發展水平最低的前提下取得的。更令人讚歎的是，在如此之多的轉型國家中，中國是迄今為止表現最為優異的。金磚國家集團被視為發展中國家成功者的代表，但這個概念的發明人尼爾卻認為，到今天為之，只有中國才是名符其實的。

談到鄧小平，就不得不談到毛澤東。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改變了中國自1840年以來屈辱的命運，重新恢復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一名世紀巨人，其貢獻難有人超越。然而，除去毛澤東晚期的錯誤不談，毛澤東治理國家有一個極其明顯的侷限：不是依靠制度而是依靠個人意志。從一個國家現代化的角度講，這是違背歷史潮流的。但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僅作對了事，把國家引向正確發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所有成功的探索都加以制度化。這裏面最重要的是就是政治體制的變革：中國從過去一人決策、終身制到今天的集體決策、任期制，鄧小平居功至偉。毛澤東是偉大的，但他沒有做到的國家制度建設，鄧小平卻做到了。要理解鄧小平的偉大，這個角度同樣不可或缺。

世人在談論鄧小平一生的貢獻時，會説到他建國有功以及推動改革開放。但實際上，1978年鄧小平復出後三次挽救了中國。一是把中國從極左的道路和氛圍中解脱出來，抓住全球化和西方對外技術轉移的歷史機遇，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二是1989年果斷粉碎了來自右的、試圖把中國導向蘇聯和東歐垮台的模式上的嘗試。三是1992年面對左派重新崛起試圖把中國帶回老路的嚴峻形勢下，通過南巡，徹底擊潰了左派的回潮，重啓改革。至此，中國徹底擺脱保守左派和激進右派對改革開放的阻撓和干擾，改革開放也由此進入坦途，二十餘年來再無此前左右對峙時的曲折和波動。

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一段歷史時，才會覺的鄧小平的遠見和政治勇氣。我們説鄧小平超越歷史，實是指他在這幾個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關口，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特別是1989年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東歐集團崩潰。整個西方都在鼓吹歷史終結，認為中國的命運正在以分秒來計。然而，鄧小平以看穿歷史的目光，給出了西方做夢都沒有想到的答案。

今天，在世人目睹中國的崛起、西方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阿拉伯之春演變的悲劇和慘劇以及台灣民主的鬧劇之後，質疑和批評民主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在二十多年前，鄧小平可謂當時的“世界最後一人”，看清了未來的歷史。並由此以政治人物前所未有的擔擋，不計個人譭譽，為了民族前途而直面矛盾。現在，我們也終於可以自信的説，中國正以它的成功，終結西方“歷史的終結”，人類的歷史和發展不會停滯。在這裏，不僅中國人要感謝他，世界人民也應該感謝他。

最後一個理解鄧小平偉大之處的角度是中國崛起前所未有的性質。中國五千年曆史幾乎可以看作朝代興衰的循環。每一次的崛起基本上都是上一次的重複，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性質都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都仍然還是一個農業社會。這就是為什麼黑格爾認為中國本質上沒有（向前演進的）歷史，只不過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但以改革為標誌的中國崛起，卻把中國改造為一個工業社會、城市社會、信息社會，而且成為全球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也終於從農業文明演變為工業文明。工業化帶來的不僅是財富的增加和技術的進步，而是整個社會的全面轉型：政治體制、思想理念、社會分工、社會流動、熟人社會的終結、法治和規則意識的主導。可以説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對中國的改造可謂脱胎換骨。

此外，中國歷史的循環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和人口的矛盾。歷經戰亂後的朝代初興，人少地多，社會矛盾平緩。隨着和平時代的到來，人口迅速增長。到朝代末期人口規模超過土地的承載力，社會矛盾激化，於是戰亂再度朝代輪替。二是中國封閉的地理環境和閉關鎖國的政策。這造成中國無法藉助外部資源解決內部土地資源有限的矛盾。但全球化時代以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為方向的改革開放，徹底打破了上述兩個歷史侷限。中國也徹底告別朝代更替、歷史循環的發展模式，這才是五千年未有之變局。

談完了宏觀敍事，還需要提一下鄧小平的政治智慧。他在推動改革時，能夠非常好地平衡各方力量，把阻力降到最低。在遇到爭論時，他總是講：可以試，不行就收。反對者看到最後一句話，就安然。但實際上只有鄧小平真正明白，一旦嘗試，就不可能完全回頭。比如允許私人辦企業、創立股票市場、經濟特區諸如此類，怎麼收回？私營企業解決的就業和創造的財富有什麼力量可以取代？鄧小平正是依靠制度化和通過政治智慧把改革深化到不可逆轉的程度，才取得了成功。

中國前外交部長李肇星2004年曾邂逅戈爾巴喬夫，問了他這樣一個問題：“多年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國朋友一直特別想知道，為什麼那麼大的蘇聯，那麼強的社會主義大國，在短短的幾年內就解體了？主要原因是什麼？”。戈爾巴喬夫猶豫片刻後回答道：“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告訴你的是，在各國領導人當中，我最敬佩的是鄧小平先生。而我們那裏沒有個鄧小平。”。顯然，這是一個前社會主義大國失敗領袖對另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成功者最好的敬仰和肯定，當然，可能還有一絲絲自愧不如以及對自己國家的內疚。

雖然歷史越久遠，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越客觀和公允，但我們相信，鄧公及其歷史地位將會隨着中國崛起所不斷達到的高度而不斷提升。他在各個時期所做出的（主動也好、迫不得以也好）選擇也將會被後人所全部理解和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