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金融改革思想中藴含的方法論啓示-高長武
【學習鄧小平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以及他們對新中國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的深刻思考;可以重温新中國一些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增強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可以更清楚地瞭解黨的一些重要理論和重要實踐是如何演進和發展的。
本文節選自《觀領袖 品黨史》一書,是《黨的文獻》編輯部八位青年編輯的文章之一。本書授權觀察者網首發。】

《觀領袖 品黨史》運用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文獻,來解讀黨史上的一些重大決策。
金融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於金融改革,鄧小平有過許多精闢、深刻的論述。這些論述不僅是鄧小平關於金融改革的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鄧小平從國民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大局的高度,為我國金融改革給出的方法指導。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刻地影響到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背景下,對比與我國同樣處在社會主義改革進程中的越南在2008年發生的金融動盪,認真學習和研究鄧小平關於金融改革的思想,可以得到一些方法論啓示。
利用外資是一柄“雙刃劍”。在利用外資問題上,要堅持既積極又適度的原則,既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發展,又不斷提高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避免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資。
處於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轉型之初往往面臨建設資金不足的難題。而積極吸引和利用外資,是解決這個難題的重要途徑。那麼,怎樣利用呢?對此,鄧小平有過多次論述。

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提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
一方面,鄧小平強調要積極利用外資。在改革之初,鄧小平就提出了利用外資的問題。1979年10月4日,他在中共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指出:“利用外資是一個很大的政策”,“應該堅持”。“外資是兩種,一種叫自由外匯,一種叫設備貸款。不管哪一種,我們都要利用,因為這個機會太難得了,這個條件不用太可惜了。”
同年11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時,又進一步指出:“應該充分利用世界的先進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資金,來加速四個現代化的建設。”此後,鄧小平還多次強調要大量吸收外國資金和技術來加速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另一方面,鄧小平也特別強調,利用外資要合理、適度,不能過分依賴外資,主要還是靠自力更生。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談到當時的任務和形勢時指出:“我們要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也要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為主。”對外借債是利用外資的一種重要形式,鄧小平在多個場合對此作出過分析。
1983年1月12日,鄧小平會見墨西哥統一社會黨代表團,在談到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時,他説:建設量力而行,這是我們的方針。寧肯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欠太多的債,借債必須放在有能力償還的基礎上。
1985年9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日中經濟協會訪華團時又以拉丁美洲國家為例,説明舉債過多的路“我們是不可以走的”。
1986年12月19日,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鄧小平再次強調:“對借外債要作具體分析。有些國家借了很多外債,不能説都是失敗的,有得有失。”“我們要借鑑兩條,一是學習他們勇於借外債的精神,二是借外債要適度,不要借得太多。”
鄧小平這三段分析所表達的核心意思,就是舉債要適度,而衡量適度的標準是借債規模是否與償還能力和經濟實際相適應。
上述兩個方面是鄧小平關於利用外資的思想的兩個基本點,二者不可偏廢,互相聯繫,忽視了哪一點,都不利於經濟發展。面對本國資金困難的局面卻不敢大膽、有效利用外資,對於本國經濟發展無疑是個損失;而盲目地不加限制地引進外資,則容易導致本國經濟對外資的過度依賴,削弱經濟自主度。
對於尋求改革和開放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果説改革和開放之前或乍一開始的時候,容易犯排斥外資的錯誤的話,那麼,當改革到了一定階段,就往往容易陷入過分依賴外資的誤區。2008年越南的金融動盪之所以發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越南經濟過分依賴外資。
為了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越南於1987年實施了《外國投資法》,對一些建設項目特別是大項目、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以及高科技項目的引資採取了極為寬鬆和優惠的政策。同時,越南還提供了更多優惠的外部融資條件,比如,允許外國金融機構進入,提高其對境內金融機構的參股比例等,來降低外國企業投資中所產生的交易成本。政府政策的引導使越南吸引外資的數量呈快速增長態勢。
據統計,1991年,越南利用外資的總規模僅為10億美元左右,而截至2007年,越南累計批准9500多個外商直接投資(FDI)項目,合同金額約達980億美元。僅2007年一年,FDI總額就達到178.56億美元,為2006年76.66億元的232.9%,約佔整個越南GDP的1/4。2008年前5個月,更多的FDI流入越南,達到147億美元,佔到2008年預計GDP的1/6強。這些投資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股市和房地產等容易產生波動的資本市場。據統計,越南股市大約一半的交易量來自外國投資者,2008年5月份這一數字高達77%。外資在越南股市的投資總額約佔越南股市總市值的25%。在2007年3月最高點1170點時,外資在越南股市的投資總額,按照當時市值計算,竟然達到了越南GDP的40%。
另一方面,為了儘快縮小與東亞其他國家的經濟差距,越南政府持續高投資,大量舉借外債。根據世界銀行早先的預測,2008年越南的外債規模將達到240億美元(佔GDP的30.2%),且有不少將在2008年到期。截至2007年3月份,越南的外匯儲備總額為185.33億美元,即便以30%的高增長率估計,2008年越南的外匯儲備也就是接近240億美元,與外債規模大致持平。
分析上面的數據可以得見,越南經濟的增長對外資的依存度很高,而內部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相對較低。從表面上看,大量外資流入似乎緩解了越南的財政資金緊張問題,但是,一旦越南經濟形勢出現波動,曾經熱情高漲的外資就會選擇迅速逃離。而且,有些外資實質上是國際熱錢在“投資”的外衣下進入越南的,其目的無非是通過投機攫取暴利,它們來得快,跑得更快。這大大增加了越南經濟的不穩定性,嚴重降低了越南經濟抗禦風險的能力,外資大量撤離給越南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由此可想而知。
而事實上,從2008年5月開始,越南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越南官方公佈的數據顯示,2008年年初以來,越南CPI相比2007年繼續上漲,上漲幅度到6月份超過26%,刷新了10年來的最高紀錄;6月11日,越南股市跌至370點,與2007年3月12日的最高指數1170點相比,縮水68%;越南兩大主要城市胡志明市和河內的房地產價格已較最高點下跌15%-20%,一些黃金地段樓價下跌甚至超過50%;越南盾也在連續下跌2個月後,6月11日再跌2%,1美元兑換16623.50盾,創下1998年8月11日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越南金融業一時處於飄搖動盪之中,越南經濟也受到很大影響。
從上述越南的情況來看,利用外資問題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關於積極而又合理利用外資的思想,無疑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導。
金融改革沒有現成的方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結合我國實際,堅持“既大膽又慎重”和漸進、可控的原則,排除新自由主義金融觀的干擾,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金融改革之路。
改革有沒有現成的方案?改革的速度如何把握?這是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予以解答的問題。鄧小平適時地給出了答案。他認為,改革“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來進行”“每走一步都要總結經驗”,穩步前進。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改革當然也要堅持這種立足我國實際、穩步推進的方針。事實上,對金融改革,鄧小平也確實是分步驟、分階段提出具體要求,循序漸進地將其推向深化的。從銀行改革到物價改革,再到股票、債券市場的建立,莫不如此。其後我國的金融改革和開放,也都是在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經過不斷探索、總結、再探索的過程而穩步推進的。

利用外資是一柄“雙刃劍”。
關於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問題,鄧小平一直都特別強調。他認為,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果脱離了社會主義方向,我們的改革就是失敗的。他還十分注意拉丁美洲國家的改革,明確指出我們不能走他們的路子。鄧小平如此強調改革的方向問題,除了我國改革本身的性質之外,還和改革所處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雖然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題,但是兩種社會制度的鬥爭還會持續下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沒有變,他們還會通過一切手段特別是借社會主義國家改革之機,向社會主義國家輸入西方價值觀,來影響、破壞甚至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往往是以新自由主義金融觀為先導)就是西方國家向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重點推介的“改革良藥”。
然而,這真的是一劑良藥嗎?許多國家的遭遇,早已證明這實際上不過是一副毒藥。不幸的是,這次越南以沉痛的代價再次給出了證明。1986年,越共六大決策實行“革新開放”。由此開始,越南在認真學習和吸收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本國實際,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把改革穩定地推向前進,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在成績面前,越南政府有些頭腦發熱,為實現在不長的時間內“超印趕中”的目標,過度地追求經濟高增長。此時,一些西方經濟學家趁機向越南政府提供政策諮詢(主要是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其進行“春風化雨”般的勸導,再加上部分受過西方教育、頗受新自由主義政策薰陶的越南本國經濟學家從旁鼓勁,越南政府受到了很大影響,武斷地認為革新開放的步子不夠大,思想還不夠解放。於是,越南政府脱離實際地加快了改革步伐,把改革引向了誤區。
這集中體現在金融改革方面。為迎合國際金融機構和西方社會的讚許,越南加大了金融市場開放程度,加快了資本自由化進程。2000年,越南才在胡志明市成立了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但是為了加快吸引資本特別是外資,2005年又在河內開了一家;2006年3月,越南總理潘文凱簽署文件,稱越南將全面開放本國金融市場,外資銀行可從事金融、開放、投資方面所有的業務;同年11月越南加入世貿組織後,越南過快地開放了本國資本賬户,外資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迅速放寬到49%;2007年12月,越南放寬匯率管理,將越南盾對美元的匯率浮動區間由0.5提高到0.75,2008年3月提高到1%,5月又提高至2%。
如此快的金融開放過程,吸引了大量外資特別是國際熱錢的流入,造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為國際投機商施展“提款機戰術”,套取鉅額利潤提供了便利,越南金融風險陡增。然而,越南政府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種風險。2008年1月在紀念越南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一週年的論壇上,越南副總理范家謙興奮地説:“實際上,我們所開放的市場比對世貿組織所承諾的更快更寬,而這一切首先是為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下一步,越南要繼續加快國內經濟革新的進程”。可是,兩個多月後,越南就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動盪。
越南的教訓表明,金融改革不能急於求成,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觀也不適合發展中國家,把握好改革的節奏和次序,循序漸進地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具有本國特色的金融改革之路才是上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將鄧小平關於金融改革的思想運用到金融改革的實踐中,保證了我國金融改革沒有發生大的問題,特別是成功抵禦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實現了金融改革的平穩推進,為社會經濟全局的發展和進步提供了可靠保障。同時,應該看到,我國金融業也還存在不少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重視。這次的越南金融動盪表明,金融改革之路並不平坦,稍有不慎就會引發嚴重後果。在我國今後的金融改革過程中,肯定還會遇到許多新問題,有些問題或許會比較尖鋭和棘手。繼續深入學習和研究鄧小平關於金融改革的思想,特別是仔細體會和認真借鑑其中藴含的方法論啓示,對於我們解決好這些問題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