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盛頓共識到埃博拉爆發-萊·菲利普
【本文原載於《Jacobin》雜誌，原題“埃博拉的政治經濟學”，觀察者網徐書婷、馮雪、祁東烜譯，岑少宇校。】
埃博拉是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它無利可圖。
一如既往，《洋葱報》“報道”了記錄在案的最糟糕的埃博拉疫情。第一次疫情爆發在西非，1779人被感染，961人死亡。7月31號的簡報頭條無恥地打出：“專家震驚：埃博拉疫苗竟至50白人喪命！”
換句話説，如果被感染者是白人，那問題早就解決了。但報道並未提及，在醫藥公司拒絕投資相關研究，和新自由主義政治導致疫情蔓延這兩方面，市場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種族主義絕對是原因之一。 傑瑞米·法勒是一名傳染病專家、並且是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負責人，後者是世界上最大的藥物研究慈善組織。他對《多倫多星報》説：“設想一下如果你在加拿大、美國、歐洲的某個地區，有450人死於病毒性出血熱，那絕對是不可接受的，在西非也是如此。”
他指出，2009年德國研究者在實驗中遇到意外，一種加拿大人開發的實驗性埃博拉疫苗曾經被用來解決這一緊急狀況。“我們極盡所能去幫助一名德國實驗技術人員。為什麼對西非就區別對待了？”
掩埋埃博拉患者遺體
然而，埃博拉之所以是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是因為解決這一問題無利可圖。這是種沒有利潤的疾病。
自1976年埃博拉被發現至今，已經有2400人因此喪命。主要的醫藥公司看到研究治療方法的巨大成本，就明白這一市場並不樂觀。從純粹定量的基礎來説，一些公司可能（甚至頗為正常地）反對向這種傷亡人數遠少於瘧疾或是肺結核的疾病投入過多。自埃博拉發現以來，瘧疾可是導致了30萬人死亡，而肺結核奪取了60萬人的生命。
出於經濟考慮，治療埃博拉的研究進展十分遲緩，這也解釋了醫藥公司對於其他許多疾病研究的態度。
近十年對抵禦和治療埃博拉的研究確實取得了很大進步，這通常由公共部門或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推動。後者一般有大量公用資金支持，掌握多套治療方案，如核酸產品、抗體療法，以及大量候選疫苗——包括五個已經在非人類個體上試驗成功的埃博拉疫苗。
安東尼·福西是國家過敏及傳染病研究所的負責人，在過去的兩週裏，他對每一個願意聽他講話的新聞出版界人士説，要不是那些無良商家，埃博拉疫苗早就研製出來了。
“我們已經研製出了自己的埃博拉疫苗，但絕對找不到藥品公司買家。”他對《今日美國》説。
在另一個場合他對《科學美國人》説，“我們已經有了合格的實驗品，它在猴子身上的效果看起來不錯。但對藥品公司來説，一種每三十甚至四十年才小型爆發一次的疾病，開發其疫苗真是沒什麼動力。”
每個熟悉這一套的人都知道，技術手段已經成熟，只是因為埃博拉的爆發頻率“太低”、影響的人“太少”，對大的製藥公司來説“不值得”。
丹尼爾·鮑什是海軍醫學研究所六部（NAMRU-6）的負責人，這個生物醫藥研究實驗室位於秘魯首都利馬。他對VOX雜誌説，“每次埃博拉爆發，受害者都是地球上最窮的人。儘管疫情在當地造成了可怕的動亂，但相較而言還是太微弱。”“所以，如果你關注醫藥公司的興趣，就會發現他們沒有巨大的熱情推進抗埃博拉藥物的研究，儘管疫苗能作用於幾萬甚至幾十萬人。”
英國公用衞生學院院長約翰·艾什頓在《獨立報週日版》發表了一篇討伐文章，譴責“製藥工業不願開發治療方法和疫苗的醜聞，有時他們拒絕的原因是，在他們看來，影響的人數太少，從而收益無法與投資相符。”
他強調，“這體現了缺乏倫理和合理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式的道德敗壞。”
埃博拉並非獨例。大醫藥公司拒絕投入新興抗生素研究已有三十年了。由於“發現空白”（discovery void），臨牀醫師預期在二十年內，將消耗光對抗常規感染的有效藥物。從二十世紀40年代以來，人們基於抗生素研究開發瞭如此多的醫療技術和干預手段。人類壽命漸漸延長取決於許多方面，但如果沒有抗生素，肯定無法實現。在開發抗生素之前，細菌感染是最常見的死因之一。
4月，世界衞生組織發佈了史上第一份世界範圍內抗生素耐藥性研究報告，聲稱發現了“警報級別”的耐藥細菌。“這些威脅不再是預測，而是切實發生在當下世界的每個角落，且有可能影響任何國家、任何年齡段的任何人。”這是聯合國負責健康事業的部門發出的警告。
原因很簡單。正如藥品公司自己承認的那樣：一種選擇是投資8.7億美元（如果算上資本成本甚至可高達18億美元），研發監管人員認可，但人們只偶爾在感染時使用的藥物；另一種選擇是以相同的投資額，研發治療糖尿病或者癌症等長期疾病、患者需要每天服用的高利潤藥物。對於醫藥公司來説，前一種選擇顯然是不明智的。
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統計，美國每年大約有兩百萬人感染抗藥性細菌，其中23000人因此喪命。
我們在疫苗行業看到相同的狀況。人們會常年購買哮喘藥或者胰島素，而疫苗在一生中通常只會使用一兩次。數十年來，許許多多醫藥公司已經放棄疫苗的研發和生產。2003年，美國開始出現多種兒童疫苗短缺的現象。情況如此嚴峻，以至於疾控中心專門設立了一家網站，追蹤疫苗短缺和延遲生產的情況。
但在埃博拉的問題上，既然市場拒絕研發疫苗，自然國防部應以國家安全利益為重，出面介入此事，捨棄自由市場的原則。
病毒學家托馬斯·蓋斯波特在位於加爾維斯頓的德克薩斯大學醫學部任職。他向《科學美國人》表達了對研發水皰性口膜炎病毒（VSV）疫苗的期待。這是最有可能抵抗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之一：
“我們正在努力尋找資金開展人體實驗……但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開發這些疫苗的小型公司的資金支持。人體實驗十分昂貴，需要政府出錢。埃博拉疫苗的全球市場空間比較小，不足以激勵大型醫藥公司研發埃博拉疫苗，所以需要政府資金支持。”
BioCryst製藥公司醫學主管，實驗抗病毒藥物BCX4430研發者威廉姆·謝里丹，如此描述埃博拉疫苗研發的資金困境：“主流公司壓根兒不睬這回事。”
但對於這樣的小型公司，聯邦政府已經給予資金支持，並承諾購買庫存的抗埃博拉藥物，作為對抗生物恐怖主義的預防手段。BCX4430就是與美國陸軍傳染病醫療研究所（USAMRIID）共同開發的。他對美國國家公共電台説：“這的確有市場。這個市場就是美國政府。”
美國陸軍傳染病醫療研究所，正與加拿大公共衞生局一道，支持ZMapp的研發。這是一種單克隆抗體血清，由聖迭戈一家小型生物科技公司“MAPP生物製藥”研發。上週，兩名美國醫生肯特·布蘭特利和南希·懷特博爾已接受ZMapp的治療，他們曾在基督教傳教組織“撒瑪利亞救援會”工作。
兩人是在利比里亞照顧埃博拉患者時致病的。布蘭特利的病況一度十分糟糕。他甚至與妻子通話告別。在接受實驗血清治療的一小時內，他的病情開始好轉，呼吸逐步順暢，皮疹也逐漸消退。
第二天早晨，他就可以自己洗澡了。當他從利比里亞撤回美國之際，他已經不需要他人幫助，自己從救護車中爬了出來。懷特博爾從利比里亞首都返回亞特蘭大後，也同樣可以“站起來走走了”。
我們不能就此急於得出上述藥物能夠抗擊埃博拉的結論。在此次“醫學實驗”中只有兩個樣本，而且沒有任何控制組進行比對。目前，該藥物尚未在人類身上測試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像其他任何疾病一樣，一定比例的病人能夠自愈。我們不知道ZMapp是否就是病人明顯康復的原因。不過，也有理由相信，這一轉折帶給我們很大希望。
在加拿大國防部研發部門安全項目的資金支持下，加拿大温尼伯市的國家微生物實驗室和多倫多一家“生命科學生物防禦公司”Defyrus，已經確認並培養出兩種ZMapp抗體。Mapp生物製藥有限公司與美國陸軍傳染病研究所、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以及美國國防威脅降低局合作，研製了“雞尾酒療法”中所用的第三種抗體。其後，他們與位於歐文斯伯勒市、專注製造特殊蛋白質的“肯塔基生物工藝”公司合作，培植帶抗體的煙草，後者由雷諾煙草母公司於早些時候買下。
一聽到五角大樓和加拿大國防部，有些人就要掉進陰謀論了。確實，ZMapp看起來會釀成大眾報復性言論的完美風暴：轉基因，大煙草公司，五角大樓，和看起來有點兒像疫苗的針劑！但國防部並不總是做壞事。公用部門也可以成為創新的守護者和推動者。
然而，不是所有無利可圖的疾病都會進入上校們關注生物恐怖主義的視野。而且，憑什麼私人組織可以賺取大頭，公共部門就只能無利可圖？
利比里亞缺乏有效的政府，未能及時隔離病患，最終隔離後，也無法力為貧民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最終釀成騷亂
醫藥產業出於盈利本能，在生產社會所需產品方面存在結構性缺陷。如果不能滿足需要，公共部門（比如這次是軍方）就不得不持續填補市場不足，那麼這一領域就會被國有化，通過盈利性醫療手段獲取的税收來支持研究、開發、生產非盈利性藥物。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會爭辯是否要給予痢疾、麻疹或是小兒麻痹症特殊政策優惠，我們可以同時將那些眾所周知的和為人忽視的疾病一網打盡。打開公共資金的大門，並不能保證抗擊疾病的事業一定成功，但此時的問題是，私人醫藥公司根本拒絕嘗試。
這正是社會主義者談及資本主義束縛生產進一步發展時的説法。大醫藥公司拒絕關注熱帶疾病、疫苗、抗生素是不道德、非正義的。但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這些。開發豐富的新產品和服務有可能使全人類獲益，擴大人類的自由王國，然而這些無儘可能都被自由市場的怠惰和雄心壯志的匱乏所阻斷。
致力於疫苗和藥品的研發是關鍵。但若是不關注公共健康事業的惡化，或是對西非公共基礎設施的破敗置之不理，亦或是忽略了更廣泛的經濟環境可能對埃博拉這樣的動物性疾病爆發造成的影響，那無疑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系統地理學家和生態學家羅波·華萊士已經説明了，新自由主義的餘波為傳染病創造了理想環境。幾內亞、利比亞和塞拉利昂是地球上最貧窮的幾個國家，據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數據顯示，他們在全球187個國家中分列第178位、174位和177位。
相同的情況若是發生在歐洲某國，比如説一個有最好的健康保障體系的國家，那麼一定會被控制住。
導致糟糕狀況的原因有很多，醫院倒閉，在現存醫院中缺少正確的醫療實踐，沒有標準隔離區，沒有充足的受過嚴格訓練的專業人員，從而無法有效追蹤每個曾暴露在病原中的人並將他們隔離。但這不是全部。無論能得到怎樣的治療，更好的援助關懷會更有幫助。疾病的肆虐與當地基本的行政架構無作為也有關，政府應該有能力更廣泛地控制人員流動，作好後勤工作，加強與其他政府的合作。
流行病學家和傳染病專家丹尼爾·鮑什在最近這場疫情爆發的中心進行研究。7月，他在科學公共圖書館雜誌《被忽視的熱帶疾病》上發表論文，記錄他如何“親眼見證了這場疾病中的‘去發展化’；每次回到幾內亞，每次開車從科納克里（幾內亞首都）到雨林地區，看到那裏的基礎設施都似乎更加破敗了——路況更加糟糕，公共服務更加缺乏，物價持續上漲，森林也日漸消失”。
華萊士注意到，這裏和許多國家一樣，在西方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的鼓勵與強行推動下，實施了一系列的結構調整計劃，要求私有化、縮減政府服務，要求在發達國家繼續補貼農業的同時取消本國關税，並以犧牲食品的自給自足來實現定向出口。這一切都會引發飢餓和貧困。反過來，食品供應與糧食出口之間，為爭奪資本、土地和農業投入而展開競爭，尤其是外國公司的介入，導致更大範圍的土地兼併，限制了小農對土地的使用。
埃博拉是一種動物疫源性疾病，即經由動物傳染人類（或反向）。人類歷史上61%的傳染病是動物疫源的，這包括流感、霍亂還有艾滋病。
人類在野外活動的範圍日漸擴大，與野生動物的接觸也就自然增多。這是造成新型動物疫源性疾病的病原體大幅度攀升的最重要原因。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思路迫使人們離開土地，但卻沒有提供相應的城市就業機會。華萊士指出，為此人們只能“深入森林，開疆擴土，追逐獵物，焚木取炭，挖礦採寶。這就增加了生活在偏遠地區的人們感染埃博拉病毒和其他人畜共患病毒的風險。”
如鮑什所言：“生物和生態因素可能使病毒從密林走向人類世界，但是顯然，社會政治格局決定了事態的發展——是一兩個孤立的病例，還是一場大規模、持續的疫情爆發。”
這些可以想見的後果是由疫情爆發之地毫無規劃、雜亂無章的發展策略，以及基礎設施不完善、平等精神匱乏所致。二戰後，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最早的一批任務中，正是靠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平等精神消除了美國南部的瘧疾。
在過去幾個月裏，史上最嚴重埃博拉病毒的爆發，揭示了當今醫藥發展模式的道德敗壞。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在公共衞生領域聯合打擊醫保私有化的運動只成功了一半。只有當如下新目標完成時才算告捷：將國際製藥行業重建為公共服務部門，並重視、改變間接破壞公共衞生事業的泛新自由主義政策。
我們可以從80年代末90年代初針對艾滋病的社會活動團體，像“ACT UP”運動、“治療行動小組”，以及21世紀初的南非“治療行動運動”組織中獲得靈感。他們對自身所處的境況有着科學嚴謹的認識，並結合直接行動和非暴力原則，對抗企業和政客。
不過眼下，我們需要一個規模更大、更具綜合性的運動。它不僅包括一種疾病，而且也包括那些被市場拒絕的一長串名單，解決疫苗開發困境、抗生素“發現空白”、被忽視的熱帶疾病，以及所有因貧困產生的疾病。我們需要一次以科學為基礎的治療行動。這是一場針對製藥產業的民主之戰，它將曠日持久，需要我們的雄心壯志，但我們確實可以取勝。
我們需要戰勝那些所謂“無利可圖”的疾病。
（觀察者網徐書婷、馮雪、祁東烜譯，岑少宇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