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惠台灣來信：談“鄧小平問題”
【觀察者按：觀察者網紀念與思考鄧小平專題雲集重量級學者，從各個角度思考鄧小平遺產及其與整個中國共產黨思想與實踐的關係。我們同樣邀請海峽對岸的台灣學者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鄧小平時代。呂正惠先生克服困難提筆撰寫本文，他自謙對鄧的認識不能和大陸朋友相比，惟願暢所欲言，帶來啓迪。】
**——**鄧和毛一樣，不管政治路線如何，總會在世界局勢之下思考中國的發展。可是我覺得，大陸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好像都只看國內問題，從一種理想主義的角度，提出一些解決辦法，並以此衡量共產黨施政的得失。
1948年我生於台灣，從小對大陸及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完全來自國民黨的教育體制和宣傳體制。1989年7月我第一次來到大陸，在其後25年的時間裏，我到過大陸許多地方，結交了大陸許多朋友，但無論如何我還只能算是一個旁觀者。跟我同年齡層的大陸朋友，基本上都有上山下鄉的經驗，他們的感覺決不可能跟我一樣，這我是很清楚的。對於大陸的發展，以及對於中國的前途，我的看法一定是非典型的。另外一方面，在台灣，像我這樣關心祖國的人也很稀少，我也不是台灣的典型。觀察者網的朋友希望我就鄧小平及改革開放表達一些意見，我極有興趣，忍不住想寫文章。北京有朋友勸我不要寫，但我還是想寫。以下的話，可能有很多錯誤，希望大陸讀者諒其無知，憐其苦心，多多擔待。
一
經過長期的思考，我覺得，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能夠主控大局，根本就是毛澤東默許的。周恩來得癌症不久，毛澤東就讓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併兼任軍委副主席，實際上就是要他接班。後來極左派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運動，又把鄧趕下台。當時，對於鄧的處理，是解除一切工作，但毛決定，不開除鄧的黨籍，這樣，鄧的復出就少了很多麻煩。我相信，毛已預測到，在他之後，鄧的復出是難以阻擋的。
毛澤東與鄧小平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支持力量是極左派（四人幫）以及林彪一系的軍事系統，雖然老幹部大部分都不滿，但基本上可以穩定大局。等到林彪和毛澤東鬧翻，穩定即消失，毛澤東不得不與老幹部妥協，所以才突然決定參加陳毅的葬禮。晚年的毛澤東主要想在極左派和老幹部之間取得平衡，讓大局穩定。毛澤東説，他平生幹過兩件大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台灣，一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希望鄧小平和老幹部承認文化大革命所作過的一些事。但在反擊右傾翻案的時候，鄧卻拒絕認錯，這就表示鄧根本不承認文化大革命，這就迫使毛不得不解除他的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毛指定華國鋒接班，就只能是過渡。四人幫倒台後，鄧及老幹部全盤否定文革，我相信毛是預測到這一步的。毛對更遠的將來仍然抱持希望，他相信以後的人會覺得他的文革仍然值得肯定，他並沒有錯（據説，毛説過，我死後右派會復辟，但……，就是這個意思）。但是現在，四人幫既然不可靠（政治上不成熟、整體力量也不足），為了國家的穩定，在他死後，必需由鄧及老幹部來掌舵，這一點他看得很清楚，而且知道要識大體，不能讓黨和國家的基礎動搖。但毛不會讓鄧直接接班，因為這樣就等於承認文革路線是錯的。毛讓鄧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接班（先打倒四人幫，再替換華國鋒），就是要讓鄧及其盟友為此負起一切責任，讓將來的人來評斷他和鄧之間的是非得失。毛知道他的路線一時受挫，他無可奈何，只能接受現實，但他相信，未來他還有翻案的機會。
不論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得失如何，仍然必須承認，文革造成了黨的分裂和國家的不穩定。這是毛之後最大的問題，鄧及其盟友掌握政權時必須面對這一問題，必須加以解決，這他們很清楚。當他們把毛的路線從“左”往“右”帶時，他們大概沒有預料到會有89年的風波。面對這一風波，他們只能採取緊急行動，不然黨及國家可能就會解體，革命的成果可能就會全部丟光。這樣，中國共產黨將比蘇聯共產黨更早成為歷史的笑柄。他們都是老革命，他們不會輕忽自己的責任，所以他們採取了行動。鄧後來説，這事他要負責，我覺得這不只是指他最後決定的那一行動，也指他沒有把局面掌控好，才會出現這種嚴重的局面。改革開放後，鄧一直在當時的“左”派（鄧力羣、賀敬之等）與激進改革派之間尋找平衡點和穩定點。鄧一時沒有把局面控制好，説明了毛之後中國局勢和世界局勢的複雜性。那個時候中國和蘇聯都在進行改革，美國遊刃其間，差點成了全贏之局。鄧可能一時之間疏忽了美國的作用，我覺得這也許是他重新上台之後所犯的最大錯誤。
鄧如何看待中國的發展問題，如何預測世界局勢的發展，我們恐怕很難完全理解。但89年之後不久，蘇聯就解體了，東歐也解體了，北約的勢力逐漸往東擴展，這他是知道的。他不可能不考慮，在美國的獨霸下，中國如何面對這一變局。我相信他心裏是很着急的。他晚年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92年的南巡講話，以此敦促當時的領導人加速經濟發展。我們知道，美國和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的時候，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非常不滿，而俄羅斯的一部份人也才猛然醒悟，他們完全被美國人欺騙了。再看看後來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轟炸和入侵，以及北約的東擴幾乎就要到達烏克蘭，我們就可以瞭解，如果不是中國的發展速度超出美國的預算，中國的日子也不會過得那麼舒心，美國人總是會對我們指指點點的。我認為鄧小平是看到了這種可能性，而且盡他的責任，敦促中國的領導人速度要快一點。
**鄧和毛一樣，不管政治路線如何，總會在世界局勢之下來思考中國的發展。可是我覺得，大陸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好像都只看國內問題，從一種理想主義的角度，提出一些解決辦法，並以此衡量共產黨施政的得失。**鄧和毛都不是這種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必定有現實主義的一面。作為中國的領導人，他們必需讓中國具有獨立生存和發展的能力，讓所有的中國人不用再過以前那種極其艱困的日子。鄧的名言之一是，“摸着石頭過河”，不管怎麼樣摸，目標就是要過河，這就是現實主義。從這個角度講，鄧已經盡了他的責任了。我覺得，在把中國發展的“舵”掌控好這一點上，鄧雖然稍有疏忽，但基本上已完成了他的任務。只要比較蘇聯的悲慘結局以及現在俄羅斯的困境，鄧的貢獻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二
現在我們可以重新思考一下，鄧小平最後所留下來的二十字真言：“沉着應對，穩住陣腳，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絕不冒頭。”這看起來像是提醒中國的領導人如何面對世界大局。鄧顯然更關心中國如何因應未來國際局勢的發展。至於國內問題，一方面有了“四個堅持”的原則，另一方面又確立了集體領導和十年一輪換的方針，基本上就可以暫時穩住陣腳了。**我覺得，鄧小平臨走前大概也就只能掌握這些，他完全是現實主義的，以後的事他大概也不可能考慮得很清楚。**他所謂的“不爭論”，大概也就是：先紮紮實實的一步一步走，至於重大的路線問題，現在還不到考慮的時候。
歷史有時候從“後見之明”看回去，似乎就比較清楚了。譬如，2008年金融大海嘯後，原有的歐、美、日資本主義體系日漸衰落，而中國的經濟前景普遍被看好。這種局勢，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我們一點也想象不到。與此同時，因為歐、美、日經濟的衰微，中國也要被迫從外貿型經濟轉向內需型經濟，而這種調整，也需要面對很多困難。不僅如此，中國還必須提前面對，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問題。**而且，我們也日漸感受到，“發展至上論”的經濟理論恐怕是有問題的，中國的未來如何從這種陷阱之中走出來，不只是中國人的問題，其實也牽涉到全世界的未來。**不論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甚到在二十一世紀之初，我們都不可能這樣看問題，但我們現在被迫不得不這樣思考問題。在這樣的情勢下，固執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辨，似乎變成了老舊的思維模式了。現在的問題看來似乎是，以中國為主導的經濟，能否順利的取代歐、美、日的、顯然已出現大問題的資本主義經濟，讓整個世界可以順暢的運轉下去。
再説到政治、軍事形勢。幾乎沒有人會夢想到九一一事件，其後就是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引發了全世界對美國國家性質的爭論。今年連續發生的一些現象，也讓人目不睱給。烏克蘭事件導至俄羅斯與歐、美強烈對抗；美國重返亞洲及日本的極力配合，又造成了亞洲局勢的緊張，然後中、蘇兩國不得不緊密合作。最近，我們又看到美國在伊拉克陷入絕對的難局之中，而以、巴衝突又有了新的發展，這些都令人不安。我常常忍不住想，美國會不會鋌而走險，會不會在伊拉克丟下一顆核子彈，會不會逼迫中國動武。在整體的世界危機下，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似乎也要配合這些變化來思考。
一戰結束後，由於歐洲民選政府不能有效解決經濟難題，導至法西斯崛起。希特勒掌權後，英、法政府軟弱無力，對希特勒一意姑息，因而引發二戰。與此同時，當1930年代歐洲深陷經濟危機時，新成立不久的蘇聯卻蒸蒸日上，讓當時的歐洲知識分子開始思考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孰優孰劣的問題。以此背景來反觀現在，在全世界的危機之下，看起來中國集體領導的民主集中制，似乎比美、日政府更能有效的及時處理突發事件。我們似乎應該務實的面對這一問題，承認中國體制有其長處。我不是説這個體制可以一勞永逸，但對於政治體制的改變，我們應該慎重其事。
上面所提到的兩個方面，其實是密切相關的。中國現在要面對世界經濟局勢調整自己的經濟型態，中國也要面對美、日在亞洲地區的挑釁、面對烏克蘭危機及中東危機，調整自己的外交戰略。這些，並不只是對外，內部也要跟着調整，因為內部問題不能和外部問題相互配合，危機不可能解除。反過來説，我們不能置外部問題而不顧，只考慮如何解決內部問題。中國已經是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重要國家，毫不誇張的説，現在的世界問題和中國問題已經無法分割了，我們考慮問題的方式應該調整。
三
下面我想從一個具體問題來討論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在發展上所面對的特殊難題，那就是，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後逐漸發展出來城鄉二元制的問題。我剛到大陸的時候，發現了城、鄉分開的户籍制度，非常驚訝。我不能理解，靠着農民起家的新政府，為什麼要把農民嚴格的限制在農村之中，這好像回到中世紀的身份制，對農民非常不公平。
我後來逐漸瞭解，新政府所以樣做，至少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中國的人口非常龐大，當時將近五憶，其中百分之九十是農業人口。在新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如果讓農民自由移動，那麼，就會像後來亞、非、拉地區那樣，產生人口數非常驚人的大城市，到處是貧民窟，而這些大城市根本還負荷不了這些短時間湧進城裏的人。如果中國也像其他落後地區那樣，允許農民自由移動，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一定比亞、非、拉地區嚴重得多，當時的政府恐怕是很難應付的，哪有餘裕處理更重要的問題。
其次，由於戰後的種種因素，特別是冷戰的對立，中國必須獨立發展。但中國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國家，根本沒有資金來發展重工業，而沒有重工業，就沒有現代化的基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只好把農民限制在農村中，對他們所生產的糧食進行“統購統銷”，其實也就是，讓糧食成為原始積累的主要槓桿。我們只要看一下早期蘇聯的歷史，看一看當時的蘇共和農民之間為了糧食問題產生極大的矛盾，最後蘇共只好出動武力，就可以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由此可以看出，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農民為國家的現代化作出了多大的犧牲。後來三農問題發生時，很多人大聲疾呼，現在應該到了回報農民的時候，因此，才推出了農民免税的政策。
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逐步擴展，限制農業人口的轉移根本無法再實施下去，所以就有了我們所知道的一大堆農民工問題。農民雖然可以到城市工作，但户籍卻在農村，由此產生的許多不公正現象，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們可以説，如果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的社會轉型就不能説是完全成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決不能説是“朝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社會。但要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又非常困難，因為現有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各方面的問題，都跟城、鄉二元結構有關係。户籍體制一元化，也就意味着教育、醫療等體系也要跟着調整，此事非同小可，必須有長期的規劃，以最大的決心來實行，才不會產生許多後遺症。
今年7月30日，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就是下定決心，要建立城、鄉統一的户口登記制度，而且計劃在2020年完成這一工作。這個工作遲早也要進行，所以選擇這個時機，是因為2008年美國金融大海嘯以後，中國的經濟生產必須調整到以內需為主的方向。而要擴大穩定的內需市場，顯然就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這樣才能增加國民的購買力。也就是説，現在執行這項政策，就同時解決了國內的問題和國際的問題。
我們如果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就可以看出，中國從落後狀態發展到現在，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1、城鄉二元結構的建立；2、二元結構開始鬆動，農民工問題出現；3、户籍一體化，增加城市人口，擴大全民購買力，把中國經濟發展轉向以內需為主。這樣看來，城鄉問題不過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側面而已。把城鄉問題擴展到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就可以看出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困難度和複雜性。
再進一步而論，毛澤東時代代表的是中國轉型發展的第一個階段，鄧小平代表的是第二個階段，我們現在才正要進入第三個階段。從第一階段到第三個階的大轉折，我們稱之為改革開放，從社會發展來看，其實是不得不然的。但是，這個轉折如果沒有掌控好，就會像蘇聯那樣，整個社會幾乎解體，等於重新再來一次，代價實在太高了。鄧小平把中國社會發展，從第一個階段帶向第三個階段，帶領了中國人涉過最危險的第二個階段，這個貢獻是必須承認的。
劉邦去世前，呂后問他蕭何之後由誰繼任宰相，劉邦回答了。呂后又問，再之後呢，劉邦又回答了。呂后又問，再再之後呢，劉邦説，那太久遠了，“非爾所知也”。就像呂后不能從劉邦口中得到二十年之後如何建立領導班子的指導，我們也不可能期望鄧小平在去世之前就告訴我們，2010年代我們要如何面對國內問題、面對國際問題。在文革之後那種飄搖不定的局面下（國內、國外都是如此），鄧小平掌舵了十多年，中國幸好沒有出現大問題，在他去世的時候，中國的局勢還不錯，在他臨走前，還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原則。這些，我們基本上應該給予肯定。現在的中國，以及未來的中國，我們只能期望於現在的中國人，以及未來的中國人，我們不能把責任推到鄧小平身上，甚至推到毛澤東身上，以及推到歷代的帝王以及所有的祖先身上。鄧小平接受了毛澤東的遺產，他必須務實的從這裏開始做起；我們接受了鄧小平的遺產，也只能從他終止之處開始。我覺得，鄧小平現實主義的務實態度，恐怕是我們最需要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