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8·31決定》彰顯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
8月31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經過表決，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給香港社會圍繞行政長官普選產生的紛爭劃下了基本底線，這個底線的依據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人大常委會的這個決定是香港政改“五部曲”中的第二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為這一步明確體現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決定香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過程中的憲制責任，並依據憲法和基本法對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一些核心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下一步香港立法會在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上只有兩個選擇，要麼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特區政府的方案，要麼以超過三分之一的票數阻止香港在2017年實行普選，此外沒有第三個選擇。香港的《南華早報》把中央近日來的明確表態視為跟政治反對派的攤牌。
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公佈的決定，香港泛民派的激烈反對是可以預見的。還在人大常委會公佈決定的前幾天，香港的泛民派就把媒體曝光的政改草案稱為“高門檻政改方案”而表示不滿和憤怒。“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表示，對人大政改方案極可能“落閘”感到失望，他揚言週日晚將在特首辦外集會，有可能成為“佔中”的啓動式。激進的香港學聯計劃在9月中下旬發動罷課以表示對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抗議。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民主黨絕不會支持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在適當時機將會與“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商討“佔中”及其他抗議行動。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間，香港的泛民派可能還會採取一些激烈的抗爭行動來抗議特區政府，甚至也不排除泛民派有可能在立法會中拉到三分之一的票數來阻擊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從而使2017年一人一票的普選最終流產。
香港社會目前在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問題上出現的巨大紛爭看起來是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所引起
對於香港泛民派激進人士帶有威脅性的抗議，中央的態度非常堅定。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決定的當天，新華社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評論，強調無論反對派採取什麼抗爭行動，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都不會逆轉，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不會逆轉，香港與內地共同發展的趨勢不會逆轉。新華社評論強調的這三個不可逆轉既是香港迴歸中國後的基本現實和發展趨勢，也是北京在香港事務中堅持的基本底線。同時，新華社還專門刊文警告，企圖以激進違法活動搞亂香港，企圖藉助外部勢力來向中央政府施壓，企圖把香港引向背離“一國兩制”的歧途，絕對不能允許。
香港社會目前在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問題上出現的巨大紛爭看起來是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所引起，但實際上這不是一個新問題。香港當前政治亂象的根源在於，一些香港的政治反對派，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從1997年起就沒有弄清楚香港迴歸後的法律地位，沒有弄清楚香港在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中的位置，正是這些人對香港法律地位的錯誤理解，所以他們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中國的憲法和基本法。當然，也不排除境外敵對勢力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試圖搞亂、搞垮香港，但多數的激進反對派的行為還是出於對現實的錯誤判斷。
1997年中國政府收回香港之後，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給予香港高度的自治。如果僅僅從自治的程度看，香港地區的自治權比有的聯邦制國家州政府的自治權還要廣泛。由於香港高度自治的原因，一些政治反對派把香港錯誤地理解為一個不受中央政府管治的政治實體。除了激進的泛民派以外，一些不明就裏的普通民眾也誤認為，香港除了沒有國防與外交的權力外，獨立擁有香港社會內部的全部治權，北京的中央政府並不擁有對香港的管治權。還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內地的學者）認為，中國在收回香港之後，給與香港如此廣泛的自治權力，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單一制國家，而是某種程度上的聯邦制國家。正是由於這種對中國國家結構形式的錯誤理解，對香港法律地位的錯誤理解，一些人把香港看成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正是基於這種錯誤的理解，當中央政府在今年6月發佈關於“一國兩制”《白皮書》後，一些人感到猶如晴天霹靂，滿腔怒火地在中聯辦門口公開焚燒《白皮書》。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8·31決定》引起泛民派激進人士的強烈抗議也是在預料之中。
1997年中國政府收回香港之後，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給予香港高度的自治。
其實，香港在中國國家結構形式中的法律地位從迴歸之日起就非常清晰。1997年，英國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一起交還給了中國中央政府。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全國所有行政區域的權力都屬於中央政府，香港也不例外。所以從迴歸之日起，香港就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既非自治領，也非聯邦制度下的州。從概念上看，行政區這個概念本身意味着，香港跟中央政府是一種從屬關係，並沒有任何固有的獨立權力。香港在權力的來源上跟全國其它行政區一樣，都來自中央政府的授權。
當然，香港是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區，享有非常廣泛的自治權力，自治權力甚至超過了某些聯邦制國家的州權力。但是，單一制下的某個地區的自治程度再高也跟聯邦制度下的各個州有本質不同。在聯邦制的國家結構形式中，聯邦政府跟各州分權，州權為州所固有，而非聯邦政府授予。單一制下的某個地區自治程度再高，自治權力也是由中央授予而非自身所固有。香港在中國這個單一制國家的結構中，所有權力都來自中央的授權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央政府的《白皮書》講，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國單一制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權力來源於中央，是全國人大依法授予的。中央授予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自治的權力程度再大，其本質上仍屬於中央對地方的授權。
如果理解了香港在中國國家結構形式中的法律地位，對今年6月中央政府發佈的關於香港一國兩制的《白皮書》和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香港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決定就非常容易理解。香港社會希望在2017年對特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這意味着目前香港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到時將要改變，而在這一點上，香港特區政府是不能夠自作主張的。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治改革方案必須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政改方案只有在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後才能走向下一步程序。
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正確實施香港基本法和決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負有憲制責任。當香港社會圍繞2017年代的行政長官普選出現較大爭議時，當香港社會因為特首選舉出現混亂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有責任對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一些核心問題作出規定，以促進香港社會凝聚共識，依法順利實現行政長官普選。
從今年6月中央政府發佈的關於香港“一國兩制”的《白皮書》到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8·31決定》，可以清楚地看到到中央在強調對香港的管治權。可以預見，無論香港的激進反對派以何種方式來反對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全國人大和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都不可能有任何退讓。香港一些激進反對派企圖採取違法形式來迫使中央讓步的行動註定會失敗。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一些個別的激進反對派在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發難並不是真的想要在香港推行民主。相反，有些人是試圖通過各種激進的主張來阻止2017年香港實現行政長官的普選，然後再把香港政改失敗的責任推給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從這個意義上看，這些激進的泛民派其實是反民主的。對香港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決定是香港民主發展的一個飛躍。英國在統治香港一百多年的時間裏，歷屆港督都是英國人，都是從倫敦空降到香港，港人的選舉更是無從談起。而中國從收回香港之日起就實現了“港人治港”，並且在香港回國後二十年將有可能實現一人一票的普遍選舉，任何一個真正相信民主政治和民主價值的人都會承認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今天，香港的民主進程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在政改“五部曲”的第三步，立法會能否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直接關係到2017年香港選民能否實現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已經預先對政改方案在立法會可能出現的結果表明了態度，沒有給泛民派留下任何空間。按照決定，如果政改方案在立法會受挫，201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只能按照政改前的方式進行。希望那些試圖在立法會阻擊特區政府政改方案的激進反對派看清楚香港在中國國家結構形式中的法律地位，看清楚歷史發展的趨勢，真心實意地與香港普通民眾一道攜手共同推動香港的政改與民主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