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中國經濟增長是特殊國情還是普適規律？
【本文為作者9月3-4日在《第二屆G20智庫論壇》演講內容的擴充版，授權觀察者網首發；該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承辦。作者提出，那些已經被世界權威機構摒棄的經濟增長測算方法仍在中國大行其道，仍然有人聲明全要素生產率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作者認為這一説法早已過時並被後來的經濟學家修正，通過對美國、韓國、台灣等經濟體的對比可以發現，資本投資在經濟增長中貢獻遠大於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自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都是世界歷史上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大國，國內生活水平也急劇提升。不僅如此，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的表現也令人矚目，遠遠勝過其他的主要經濟體。從2007年第二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在這六年中，中國經濟增長78%，而美國僅有8%。根據世界銀行的界定標準，僅僅一代人，中國就從“低收入”經濟體幾乎完全轉型至“高收入”經濟體。
這種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常被稱為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但歷時30年的西方經濟研究也證實了，中國經濟增長其實根植於普世的經濟發展進程之中。進一步説，當全球範圍內的各種力量集聚在一起，共同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特色”時，這些推動中國發展的力量，其實是貫穿世界經濟發展運行之中的。
西方對經濟增長成因的計量分析研究進展，對研究中國有一定的關聯。中國的經濟學家聲稱，中國的經濟騰飛是“不同尋常的”，不符合一般的經濟理論。他們還認為，中國必須從依賴高投資高出口的增長髮展模式轉向依賴高生產率，或者説是依賴全要素生產率（TFP）的經濟增長模式。然而，這種經濟學方法和概念事實上已經過時了30年，早被聯合國、美國和經合組織棄用了。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是指全部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土地，但通常分析時都略去土地不計）的投入量不變時，而生產量仍能增加的部分，通常是指純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率的增長，因而常常被視為科技進步的指標。
現代經濟學認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包括中國，顯著地受高投資和全球化的驅動，後者特指國際範圍內的勞動力分工。這篇文章主要的目標便是，概述西方最新的經濟學模型及其在中國的應用。文章首先會簡要地介紹中國經濟成就的特徵，因為這些成就開拓了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含義；之後將分析西方經濟研究是如何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
這裏特別要推薦一本書，新加坡經濟學家姜明武所著的《經濟增長動力:對亞洲經濟政策的比較分析》（The Dynamics of Economic：Growth:Policy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in Asia），這本書不僅研究全球經濟增長，也是同類書籍中研究中國和亞洲經濟增長最為全面和深刻的書。
估算經濟增速要考慮人口規模
自1978年以來，中國取得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成就。如下總結幾個重要參數：
下圖所示的是處於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初期的世界最大經濟體人口佔世界人口比重。根本沒有哪個經濟體能與中國1978年經濟開始持續快速發展時的人口相比，當時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比重為22%，相當於美國或日本人口的7倍，經濟“騰飛”時期的蘇聯人口的近3倍。
中國單年經濟增長率也絕對遠遠高於歷史上任何國家。以國際可比價格，即購買力平價（(PPPs）計算，中國之外單年最高的實際GDP增長紀錄是由美國在1999年創下的，當時其產出增長總額為5670億美元。
單年最高的產出增長記錄則是由常被認為創造了戰後“經濟奇蹟”的日本實現，其產出增長總額為2120億美元。但中國2010年產出增長總額高達11260億美元。
也即是説，中國單年GDP總額是美國的2倍多，日本的5倍。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已改變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事實上，由於使用了誤導性的分類和國家排名方式，中國的變化規模一向被低估了，因為這種方式未將人口因素考慮在內。
把人口不到4萬，人均GDP高於中國的摩納哥與人口分別為12億和近2.4億，人均GDP均低於中國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放置於同等位置與中國比較是有悖邏輯的。這隻會弄混而不是弄清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因此，要嚴謹計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就必須要將人口因素考慮在內。
根據世界人口計算，中國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時，不到1%的世界人口居住在人均GDP低於中國的國家——以當時美元匯率計價，74%的人居住在人均GDP高於中國的國家。但到2012年時，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29%的人居住在人均GDP高於中國的國家，51%的世界人口居住在人均GDP低於中國的國家（如圖所示）。
因此，就經濟發展水平而言，中國已處於世界的中上水平，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居住在比中國經濟發達的國家。如果不做比較，就不會知道人類史上曾有如此大比例的世界人口生活得到改善。
除了長期增長率外，中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也遠比其他主要經濟體成功得多。在2007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間，中國經濟增長78%，美國經濟則僅增長8% ——美國是主要發達經濟體中表現最好的國家。因此，中國不僅在長期增長率方面高於其他經濟體，而且在短期應對危機時出台的宏觀經濟政策也優於其他主要經濟體。
經濟規律和特殊國情矛盾嗎？
鑑於中國的經濟增速史無前例，它對經濟學理論的啓示作用便顯得尤為重要——並不是沒有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中國的成功。然而，中國經濟發展與普適的經濟理論的關係存在的主要問題在於，中國經濟發展到底是全盤特殊，還是建立在全球都起作用的經濟力量之上？如果無一例外都是特殊的，就沒有什麼經驗可供他國借鑑的了。
一方面，中國堅持自身發展的特殊性——中國有一套這樣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説法，比如“有中國特色”的政體，“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以及“中國夢”。正如鄧小平強調的，“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我們必須從中國特殊國情出發。”
林毅夫也在討論經濟政策的實踐時強調：我們運用外國理論時一定要謹慎，因為先決條件不同，結果都會迥然不同。
這種強調特殊性的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事實上，用最簡單的話來説，不僅每個國家不同，而且每個國家自身在每個時間點也是不同的——特殊性不僅是地理上的，也是時間序列上的。不僅德國與中國不同，1949年的中國與2014年的中國也不同。正如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對特殊性與經濟發展規律的關係，鄧小平有清晰的論述，他不僅談到中國與眾不同的特點，談到“中國特色”，也説“我們努力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中國的整體特殊性和“普遍的”經濟發展過程相互矛盾嗎？如果矛盾，想用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去理解中國經濟發展便顯得毫無意義，因為中國是完全特殊的，完全不受經濟規律制約的。
事實上，中國的獨特性與其所受制的普遍經濟規律之間並不存在矛盾。任何實際的經濟分析都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根植於現實。每個經濟體的基本結構性要素（消費，投資，儲蓄，第一產業，製造業，服務業，貿易，貨幣，等等）都具有普遍性，但這些普遍要素如何結合並相互作用，對於不同的經濟體來説，無論在時間還是地點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沒有國家可以照搬他國的模式。如果一國實施了另一國的政策，因為本國國情客觀存在因而必然要鑄成大錯——兩國彼此國情不同，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一國可以從別國學習，獲得經驗教訓，就像中國所做的那樣，它研究別國經濟的構成，並分析這些構成要素又是如何在他國具體的形勢下，以不同的方式組合起來。
中國經濟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精確地描述過這二者的關係，中國的政策是全盤特殊的，但它們同時也按照客觀經濟規律運作。
西方計量經濟學的最新發現
為了理解經濟增長的普遍要素，以及它們在中國如何有機組合，並向其他國家提供可資借鑑的經驗，以下幾點顯得尤為必要：（一）、研究這些普遍原理和他們的運作規律；（二）、分析這些普遍原理要素在中國是如何組合起來的。
然而，想要最為精準地分析這些“普適的”全球適用的要素，首先我們需要了解近年來最新的有關經濟增長的成因以及計量方法的經濟學研究成果。
近30年來，有關經濟增長的成因計量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使得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經濟發展以及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這些進展現在已經正式被聯合國、美國和經合組織採納，下面簡單總結一下這些進展：
關於經濟增長的成因和計量研究，理論上被稱作“增長核算”，起初是由羅伯特·索羅於上世紀50年代提出的。索羅提出了推動經濟增長的兩項投入，資本和勞動力，他的理論框架有一個優勢，那就是其他要素可以繼續加入。他的觀點在當時振聾發聵，但也犯了兩個錯誤，後來有經濟學家對此做出了修正，這兩處問題與經濟增長成因分析直接相關，也與分析中國乃至亞洲的經濟騰飛有着重要的聯繫。
首先，索羅並未將“中間產品”納入他的研究中，而中間產品在量化研究中是尤其重要的。實際研究表明中間產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比資本、勞動力、產量增長得都要更快，中間產品的增長是國內國際中勞動力分工不斷加強的重要指標。
第二，索羅的模型未將投資質量的改善和勞動力的提升納入考量之中，出現了一個錯誤的推論：經濟增長主要來源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種錯誤在中國也常犯。後來這一錯誤被糾正，更為準確的經濟增長研究方法逐漸被美國、聯合國和經合組織所採納。
以上修正不僅對於把握一般經濟體十分重要，而且與考察中國狀況密切相關。闡釋中國經濟增長中持續出現的許多錯誤，並非是中國自身的問題所致，而是人們使用不準確的計量方法使然。在中國，一些人錯誤地認為，生產率，嚴格説來為全要素生產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以下我會詳細地證明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經濟增長要素中，資本投入遠比全要素生產率更為重要，而且經濟發展的水平越高，情況越是如此。
以西方最先進的計量經濟學方法精準考察中國經濟增長，我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完全遵循了一個可以理解的模式。也再一次肯定了鄧小平的論斷，即：中國走出了一條融合“中國特色”，又遵循一般經濟規律的獨特發展道路。
中間產品投入對產出的貢獻
索羅忽略的中間產品這一要素，在隨後的經驗研究中被高度重視。研究表明，中間產品的增長，即日益細化的勞動分工，是經濟發展中擴張最為迅速的因素。比如，通過考察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Dale W.Jorgenson（戴爾•喬根森），Gollop和Fraumeni三位經濟學家發現：“中間投入是目前對產出貢獻最大的增長要素。我們調查了45種行業，其中有36種行業，單單中間投入一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超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
Jorgenson對美國經濟進行細緻的觀察，他得出結論説：“比較中間投入和其他增長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我們發現中間投入是目前增長要素中最為關鍵的一環。中間投入的貢獻率超過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資本以及勞動力投入的貢獻率。
為了更清晰地説明以上結論，下表羅列了索羅最初的增長核算範疇，即資本、勞動力、全要素生產率，而且另設一欄展示了中間投入的增長。如圖所示，1977至2000年間，中間投入增長率的中值是美國GDP增長率的115%，大大高出其他投入。
其他經濟體也發現了與美國相同的結果，特別是中國。來看其他發展迅速的亞洲經濟體：
三位韓國經濟學家Hak K. Pyo, Keun-Hee Rhee和 Bongchan Ha發現，考慮到原材料的中間投入，“韓國經濟中，不同要素對於產出增長貢獻率依次為：原材料、資本、勞動力、全要素增長率、能源。”
台灣經濟學家梁啟源，通過考察1981至1999年間中國台灣省26個部門的發展狀況，在將中間原材料的投入納入核算後發現，“原材料投入是1981至1999年間所有部門中對產出增長貢獻最大的要素”。
大陸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若恩和孫琳琳，把1981至2000年細分為1984-1988、1988-1994和1994-2000三個階段後發現，“中間投入增長是絕大部分工業領域中產出增長的主要因素。”
勞動分工和中國的開放政策
從全球性、普適性的經濟角度明白了勞動分工的重要性，也就容易理解中國“開放”政策的意義所在。勞動分工並不純粹存在於國內。全球化的核心趨勢，諸如GDP中逐步增長的貿易份額，日漸擴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佔GDP的比重，以及某些特定行業研究成果的國際交流日益頻繁，都是逾益擴張的國際勞動分工有力的證據。
這些事實是中國開放戰略取得成果的原因。特別是，事實上的勞動分工是經濟增長中至為重要的量化因素，它直接決定發展戰略的成敗。
勞動分工是經濟增長中最具分量的要素，分工的結果將助推全球化，使“進口替代”戰略難以執行，進口替代戰略一直是後發國家嘗試建立自足型經濟的主導形式。
以上事實，反過來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中國經濟增長中出口所起到的關鍵作用。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應該花更大力氣促進出口，相反，中國應該努力通過貿易平衡達到國際收支平衡，像大力發展出口一樣擴大進口。因為在現代經濟發展中，勞動分工的規模要比在自足型的國內經濟更大。只有大規模導向的出口與同樣強勢的進口並重，才能夠充分利用國際勞動分工中獲得的優勢。基於此，堅持出口推動經濟的意義不可小視，這直接關係到一國經濟的效率和生產率。
大量的經驗研究支持了這一理論：即越是外向型的經濟體，越是能夠取得顯著、真實的GDP增長。這些都驗證了出口對於中國的重大意義。中國摒棄“進口替代”戰略是其經濟政策的首要特點。
中國“開放”政策的成效顯而易見，無需贅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國際貿易的開放程度要高於美國。鑑於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我們可以與日本來進行比較。
如圖所示，2012年，中國出口佔GDP的比重為27%，而日本和美國分別為15%和14%。由此可見，中國出口在其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幾乎是美國的兩倍。中國在貿易上比美、日都更為開放，使得中國在高速增長方面比美、日更具競爭優勢。中國對外貿易的開放程度，也比許多其他規模較大的發展中國家要高得多。
發達經濟體更像投資拉動型經濟
現代經濟學研究表明，資本投入是繼勞動分工後第二大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這與研究中國和普適的經濟增長緊密相關。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國內有關經濟問題的討論出現了很多混淆。人們一直堅持認為經濟增長中最具份量的要素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而不是資本投入，而這已被現代經濟學研究證明是錯誤的。
投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二大因素，它顯著超越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一發現不僅適用於中國，同樣也適用於所有高速發展的亞洲國家。亞洲是全球唯一一個只靠一代人的努力就從貧窮飛躍至富裕的地區。因此，研究 “亞洲奇蹟”的成因不僅對於中國意義重大，而且對於全球經濟政策的制定也意義非凡。
用最新經濟學方法對亞洲崛起的研究，成果卓著，這對於中國經濟騰飛的成因分析提供了幫助。從“開放”的特性中不難看出，繼全球勞動分工之後，亞洲經濟走向繁榮離不開投資的鉅額積累這一重要原因。姜明武的《經濟增長動力》是目前研究亞洲經濟增長最全面的書，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説：
“就經濟增長而言，資本積累是……發展中亞洲經濟增長領先世界其他地區的基本動力”。在成功的亞洲國家中，無一例外。“密集的資本投資推動快速增長的模式……長期不變，並且根據規模、位置和發展水平，逐漸演繹出不同的經濟類型。”
中國的資本投資佔經濟增長54%，在亞洲發展中國家中處於領先地位，也超越了西方國家工業化時代的投資佔比。在解釋亞洲經濟增長髮展領先於先進經濟體發展的原因中，超高資本投資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且其貢獻率幾乎是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的兩倍。亞洲模式中，資本投資在經濟增長中佔據主導地位，遠遠高於全要素生產率，這一結果與美國的Jorgenson等經濟學家在美國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因此，高額資本積累拉動經濟增長的中國模式，正是“亞洲奇蹟”中的典型例子。它清晰地顯示了，在中國，各生產要素的結合如此獨特，並且不斷創造着“中國特色”，但中國經濟增長的經濟驅動力又是具有全球普適意義的。就像姜明武所説：“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例快速擴張，比如在1990年至2010年間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中國就是如此。”
與此同時，姜明武還給出具體的統計數據：“在1990-2010年間，發展中的亞洲國家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增長了14.9%，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在全球的份額也增長了29.1%……中國GDP佔全球的比重增長了10.1%，其固定資產投資佔全球比重增長了24.7%。”
是投資推動了中國及亞洲經濟走向繁榮，明白這一點是非常關鍵的。現代計量經濟學告訴我們，世界經濟範圍內，投資是繼勞動分工/中間產品之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
姜明武還在他的著作中寫到，資本積累作為經濟增長驅動力，並不僅僅對亞洲重要，對世界其他國家也很重要……這一增長源泉不僅對人均資本存量低的發展中國家重要，對人均資本存量高的發達國家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在G7經濟體中，有形資產投資是經濟增長中最重要的來源，同時，對任何階段的任何國家而言，資本投入的貢獻都超越了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貢獻。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東亞經濟的繁榮， 其具體特徵並不是投資導向模式，而是中國所能調動積累起的巨大投資數額。探究經濟增長原因的權威學者戴爾·喬根森，曾推動美國、經合組織以及聯合國，改變了其官方測量經濟生產率以及經濟增長的方法，他在介紹姜明武的研究時寫道：
“亞洲的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經濟成果，它創建了一種建立在全球化，與資本長期累積之上的新經濟增長模式，這裏的資本包括了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
對亞洲的研究也應正了之前的研究結果——當一個國家向先進經濟體發展的同時，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隨之增長。這的結論在以下的表格中會有所展示。以國家經濟發展升序排列，由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比例在非亞洲發展中國家為50%，在亞洲發展中國家為55%，而在發達經濟體則高達57%。因而可以看出，發達經濟體比發展中國家更像投資拉動型經濟。即當發展中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邁進時，投資對其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會增加。
中國和西方兩種增長戰略
上述事實對中國以及一般經濟體增長都有重要意義。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中所佔的比率是微乎其微的，成熟經濟體中這個比率僅有11%，與57%比重的資本投資的貢獻相比，全要素生產率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因此，任何主要依賴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經濟增長計算方法的更新，和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已經被世界最權威的統計機構採納，並且確認了這一發現，即資本投資在經濟增長中貢獻遠大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因此，在中國，當你發現那些已經被官方顛覆的經濟增長測算方法仍在大行其道，而且仍舊有人聲明全要素生產率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讓人震驚。
這些當代經濟測量方法和經濟增長研究的進步，以及中國和亞洲經濟的增長實踐，清晰地展示了兩種發展戰略的區別，解釋了為什麼相對於中國和有活力的亞洲經濟體，西方經濟體增長緩慢的原因。兩種戰略之間的區別已經為中國當前和未來的經濟政策指明瞭方向。
第一種戰略，事實證明，其經濟增長的基本因素是資本和勞動力積累（要素積累），以及全要素生產率TFP，TFP已經被證實沒有要素積累那麼重要。這樣的增長策略被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所採用。
如這些事實所説，政策的核心目標是維持合理的TFP的增長率，其根本是確保參與國際分工及生產要素的調動（資本與勞動力），處於特別高的投資水平之下。
由於和生產要素的增長相一致，這一戰略，已經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創造了有史以來最快的人類生活水平的增長，成千上萬的人擺脱了貧困，讓一個原先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享有了“第一世界”國家的生活水準，使中國從一個貧窮的國家的邊緣進入到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
另一種策略的構想是：基於資本和勞動力的要素積累對增長的重要性不如TFP。這種策略普遍被髮達經濟體採用，並且伴隨着這些經濟體的經濟衰退。Jorgenson提到：“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策略強調創新，這種做法在過去十分恰當，但是忽視了人力和非資本領域的投資，導致這些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持續下降”.
第二種戰略的失敗不可避免的，因為TFP的增長對整個經濟增長來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不同戰略的分析導致了兩種不同的政策：
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參與國際分工之後，如果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推動力是要素積累，那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促進要素快速增長，包括高儲蓄率（金融資本投資），擴大勞動力參與率市場（因為這增加勞動力供給），提升教育水平（通過提高勞動力質量而增加勞動力收入）等政策。維持合理的TFP增長率很有必要，但是定量來説，並不如促進要素積累那麼重要。正如姜明武所總結的：“亞洲經濟體發展模式的秘密不是依靠獲得很高的TFP增長率，而是維持合理的TFP增長，因為密集地調動要素投入需要很長的週期。”
資本積累的重要性作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並不是唯一存在於亞洲,也在世界範圍內普及。如同Jorgenson、Siroh、Oliner和Sichel所發現的，對大多數經濟體的增長來説，資本投入是最重要的來源。這種增長來源不僅對人均資本存量很低的發展中國家很重要，對人均資本存量是相對較高的發達國家也很重要。即使是對G7國家來説，有形資產投資也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來源。在任何國家任何一個階段，資本投入的貢獻都超過了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事實上，在先進的經濟體中，TFP增長偏低。經濟越擴張，要素調動尤其是投資的調動就越重要。
與此相對，如果錯誤地認為TFP增長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會採取政策去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不是積極地增加要素積累（高儲蓄率、擴大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等）。
事實證明，近些年來發達國家不重視資本投資和勞動力發展，造成的後果就是，由於TFP對經濟增長貢獻太小，以至於無法支撐經濟增長。
這種不可避免的後果，Jorgenson也提到過，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成功的經濟增長戰略已經證明了中國政策組合的優越，同基於TFP增長（創新、創業）戰略的歐洲國家和美國形成了明顯的對比。Jorgenson指出：“經濟評論員們，尤其是亞洲之外的經濟評論員，一直不願認可產生於亞洲的經濟增長新模式,因為這意味着承認西方經濟發展戰略的失敗。”
夏玲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