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佩雷茲·佩納：和上一代人一樣，美國窮人家孩子還是進不了好大學
美國的精英校園綠茵環繞，即將迎來新學期開學，不過，那仍然是一片特權之地。頂尖院校雖然許諾錄取更多的貧困生，但實際錄取率和上一代人入學時無甚差別。而現在，成績優異的貧困學生在高中階段為數不少——其比例是頂尖大學的兩倍。
聯邦政府從1990年代至2012年跟蹤調查了精英大學，結果顯示，貧困生的錄取率幾乎沒有變化——差別少於15%——雖然貧困生上大學的總體人數增加了。另有類似的調查專門跟蹤資金雄厚的頂尖大學，其結論大同小異。目前，以種族為基準的平權運動在司法系統和大眾輿論中都失去了支持，所以，許多人呼籲精英院校注重學生的“經濟條件多元化”。
其中有一個考慮是，如果學生上了好的大學，那麼畢業的機率就能提高，更有可能成為各行各業的領袖。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進入精英大學，這被視為社會流動性的一大動力。
如果貧困生真的都去申請精英大學呢？大門會向他們敞開嗎？
不過，喬治敦大學教育與勞動力研究中心主任安東尼·P·卡尼維爾表示：“高等教育已成為鞏固特權、世代相襲的工具”。
誠然，某些大學的貧困生錄取率正在緩慢提升。一些研究表明，儘管大學有意願招收貧困生，但實際上他們沒有確保經濟條件多元化的能力。大學管理者們還指出，有研究表明，大多數的貧困家庭績優生沒有向精英大學提交申請。
但批評者們指出，總的來講，精英大學顧慮自身財政問題和大學排名，所以才不願意實現學生的經濟條件多元化。
“我覺得各個大學沒這個想法。”世紀基金會（Century Foundation）高級研究員理查德·D·卡倫博格説，“如果貧困生真的都去申請精英大學呢？大門會向他們敞開嗎？”
有些精英大學，不論公立或私立，能夠招收比其他學校多兩倍的佩爾獎學金（聯邦政府對貧困生的補助金）獲得者。批評者們聲稱，這表明其他大學還有進步空間。瓦薩學院、安默斯特學院、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系統均提高了貧困生錄取比例。
“很多事情就是為了錢，因為你每招一個貧困生，就要掏出一筆補助。”密歇根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邁克爾·N·巴斯特多表示，“沒人會公開説‘我們沒興趣招貧困生’，但招生程序十分複雜，他們心裏清楚每個學生的價錢。”
大學每年大約會撥款4~5%的份額用於學生補助，那校方就會算一算：每養一個每年4.5萬美元的貧困生，就需要100萬美元的捐款；100個貧困生就得是1億美元。只有資金特別雄厚的大學才承擔得起，何況建實驗室、修繕餐廳、教室、招募頂尖教授都需要大把大把的資金。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大學排名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針對校園設施與教師的資金能夠影響排名，而貧困補助與學生的經濟條件多元化則沒有多少關注度。
“大學校長必須努力實現預算平衡，提高畢業率，提高本校排名。”卡尼維爾表示，“最簡單的辦法是追溯資金源頭——招收付得起學費的學生。”
手段之一是所謂“按學生才能發放補助”（merit aid），即不考慮學生的家境優劣。有幾十所頂尖院校沒有遵循這一標準，但它們屬於少數。總的來講，美國大學過去是按照學生需求發放補助為主，如今則是按學生才能發放補助為主。
自1990年代末以來，頂尖院校發佈了一些高調措施，以吸引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學生。這些政策引發媒體廣泛報道，但研究表明，最終效果平平，因為窮人根本不知道這些信息。
後來，哈佛、普林斯頓、弗吉尼亞大學以及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取消了有利於富裕家庭學生的提前錄取程序。有些學校則不再採用學費貸款，而是直接以補助金的形式補貼學生。還有些學校則針對中低收入家庭減免學費，例如以6.5萬美元家庭年收入為限。
但那些取消了提前錄取的大學幾年後又重新將其恢復。另一些精英大學則拒絕取消提前錄取，以保證招收成績優異的高中生。零貸款、零學費的政策優惠主要幫助了中等收入家庭，而某些最有錢的大學，例如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和斯坦福，則並未同時施行這兩項政策。
據密歇根大學和喬治敦大學的研究者發現，2006年，《巴倫美國大學簡介》列舉的82所“最具競爭力的”大學中，14%的美國本科生來自於收入平均線以下的家庭。這和1982年的數據相比，並無任何改善。
瓦薩學院和威廉姆斯學院的研究者們發現，從2001年到2009年，包括8所常春藤大學在內的最頂尖的28所私立大學大幅提高了補助金額，但位於全國收入水平40%以下的家庭學生錄取比例僅僅從10%提升到了11%。
即使懷有良好的願望，招收貧困家庭的績優生仍然不容易。研究表明，貧困家庭的績優生之所以不報考好學校，有許多原因：缺少家庭和高中的支持，（誤）以為他們負擔不起學費，學習跟不上，無法適應精英環境。
去年有一份研究報告提出，區分精英大學報考概率的不是學生家境或家長教育背景，而是看地方。周圍要是有幾個學業優秀的同學，或者高中實行小班教育，或者上一屆有學長考取了好大學，這些因素都會影響貧困高中生的選擇意象。
當面也是因素之一。
“也許你有優厚的招生條件，但還是招不到優秀的貧困生，因為你根本找不到。”瓦薩大學校長凱瑟琳·邦德·希爾説，“必須下決心走出去，到高中去尋找人才。”
但負責招生的工作人員只能訪問全美2.6萬所高中中的極少部分，因此，他們沒法挖到那些沉默的人才。一些成功提高貧困生錄取比例的大學聲稱，與Quest Bridge和Posse Foundation等非營利性機構合作是個好辦法。這些非營利性機構負責鑑別高中生的資質，然後聯繫高中與大學，充當中間人。
許多大學可能負擔不起，不願或不能招收那麼多貧困生。“去年，我們甄選的1.5萬名學生最終只有680個名額。”Posse Foundation主席狄波拉·拜爾表示，“我們今年的名額可以擴充至原來的三倍。”拜爾的機構現有51所合作院校。
21歲的特洛怡·西蒙説，要不是兩家非營利性機構的幫助，他肯定上不了巴德大學。他出生於新奧爾良的貧困地區，童年坎坷，上學時留過級。他的故事被米歇爾·奧巴馬引以為例。“我小時候不識字。”他説，“在教室裏瞎轉，混混噩噩，家裏也沒人關心你成績怎麼樣。”
卡特里娜颶風摧毀了他家的房子，他與家人失散，無奈之下與幾個叔叔一起住在廢棄建築裏。他曾經在休斯頓的一間學校待過一段時間。他告訴休斯頓的老師，自己12歲才開始認字。回到新奧爾良以後，他因為涉嫌偷竊被捕。
他輾轉上過三個高中，其中一家名叫“邁向大學”（College Track）的學校接納了他，給予課程輔導、專項複習、生活顧問以及大學報考指南。後來，他拿到Posse基金會提供的獎學金，得以免去大學學費，還能獲得生活上的其他幫助。
“我小時候的許多玩伴都很聰明，但有些人早就死了，有些關入大牢，有些生了好幾個孩子，根本養不起。”他説，“我覺得自己太幸運了。”
10到15年前，有些精英大學開始重視學生的經濟條件多元化問題。當時有種觀念認為，增加經濟補助額度便可一勞永逸。西北大學校長莫頓·O·斯嘉皮洛（Morton O. Schapiro）則認為，“我們當時都有點兒太天真了。” 斯嘉皮洛曾擔任威廉姆斯學院校長，和瓦薩學院的希爾博士一樣，他也是高等教育產業方面的經濟學專家。
斯嘉皮洛表示，經濟負擔是一回事兒，而個人觀念也是一大障礙，“這是心理學、社會學層面的效應，每個人都會考慮上大學值不值。”
大學校長都喜歡説消費者不應該被頂尖院校每年6萬美元左右的學費嚇住。但全國輿論關注的就是這個數字。而背後更為隱蔽的經濟成本更是難以量化或比較，不同的學校差別很大。
公立學校相對便宜些，但現在各州政府的支持力度都在下降，所以，公立大學的學費現在反而比私立大學上漲得快。每個州的差別也很大。私立大學自21世紀以來大幅增加了對貧困生的補助，所以，排除物價因素，近十年來的私立大學學生負擔幾乎沒有增加——對於貧困生而言，負擔實際上還減輕了。
兩傢俬立大學可能學費價格相近，但實際的上學成本天差地別。有的學生家長可能覺得上大學特別昂貴，有的則發現孩子不需要花多少錢。據美國教育部數據，2011-12學年，哈佛大學年收入4.8萬美元以下家庭的學生平均實際支付學費不足4000美元。哈佛是全美獲贈資助最高的大學。而紐約大學的學生平均需要支付2.7萬美元。
大部分消費者根本不清楚高等教育產業的複雜情況。
“假如你家裏人或者社區裏沒人上過好大學，那你根本不會知道人生還有那種可能性存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館長安東尼·W.馬克斯説。他曾擔任安默斯特學院校長。馬克斯表示：“如果你上大學官網，你第一個去看的肯定是學費多少錢。然後你就洗洗睡吧。”
（本文2014年8月26日原載美國《紐約時報》頭版，原標題Generation Later, Poor Still Rare at Elite Colleges；觀察者網朱新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