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再大也要做一名青年文科教師？-林書友

繼《三聯生活週刊》主編苗煒發起文藝青年大討論之後，文科教師生存狀況又成為熱門話題。多篇關於高校青年教師調查的稿件在網上流傳，對高校職稱、學術體制等弊端有所揭示。文章普遍認為，較低的工資和市場化社會使得青年教師被邊緣化，不復往日為天地立心的地位。文章沒有提到的是，理論脱離實際，缺乏實踐能力，不善應對現實世界關係，也是導致高校青年教師油命海心的因素之一。

一位黨校青年教師説：“其實還可以選擇放棄所謂的安穩，重新選擇一條路。雖然會艱辛但卻更自主。就看你有沒有扔了破鐵碗的這個膽量，這份進取，這個鬥志，只是多年所謂的安穩讓我們喪失了勇敢，失去了對自己的全面認識，覺得自己只能在高校，年齡大了不能挪動了經不起折騰了。”

也有青年教師認為“底層對高校青年教師來説最多是一種感受和修辭，要不中國真是無底洞了。沒看到高校老師被拖欠工資，沒看到有老師也十三跳，沒看到老師有職業病，除了頸椎和腰偶爾不好。”

除了從工資、體制上關懷青年教師，或許思考青年教師的培養機制和自我定位，也是應有的方向。

行政化、市場化之下的“三奔一荒”困境

擴大學校的自主用人權，實行聘用制、靈活用工、人事代理，採取崗位管理、崗位工資，推行績效考核、績效工資，建立課題申請和主持人項目組制，搞活內部收入分配和津貼、獎勵，允許和鼓勵教師的校外兼職（自辦公司），推行社會保障的社會化，推行住房的市場化等，被統稱為大學的“市場化”或“企業化”。

這一改革增強了高校自身的“造血功能”，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增加了教師的收入。但突出的問題是教師間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調查顯示，大學教授中收入最高的10%與收入最低的10%，收入差距達到5.9倍，副教授中這一差距為4.5倍。若不做分組，同一職稱內部的個人收入差距更大，教授中最高收入者是最低收入者的15倍，副教授之間是23倍，講師是25倍。部屬院校和市屬院校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很明顯，年收入在10萬～20萬元的高收入層，部屬高校高出市屬高校近10個百分點。對日本國立大學的調研顯示，教授最高級俸與最低級俸的收入僅相差1.4倍，副教授相差1.5倍。

傳統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導致“幹好幹壞一個樣”，影響了教師積極性和創造性。但“市場化”競爭導致的教師收入的兩極分化正在成為導致高校教師積極性和創造力下滑的重要因素。

高校的“行政化”與“市場化”傾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調研中有教師形象地描述為“三奔一荒”，即奔錢、奔官、奔項目，荒學術。

奔錢、奔官、奔項目，荒學術，高校教師壓力大

收入普遍偏低 文科類更甚

與其他行業的薪酬相比，中國大學教師的收入水平偏低。調查發現，2010年北京市屬高校教師的平均工資卡內收入低於2009年北京市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而日本高校教授的年收入僅低於飛行員，居各行業第二位，副教授居第四位，講師居第八位。在香港，高校教師平均工資水平在全社會處於中等偏上水平，與公務員工資水平相同，同時擁有比較豐厚的住房津貼或校內宿舍等。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但市場經濟下的薪酬體系不是無序體系，一般來説，對市場反應最敏感的是企業，企業職工的平均收入常被許多市場經濟國家定位為社會薪酬的“中軸線”，並以此來規範其他行業的收入水平。大學教師因工作性質、複雜程度、人力資本前期投入巨大，一般處於社會薪酬“中軸線”以上，這是一種相對合理公平的薪酬制度安排。

中國的國有企業具有很強的壟斷性，與真實的市場景氣指數存在差距，而民營企業更貼近真實的市場，可考慮以民營企業職工的平均收入為中軸線，使官員、國有企業管理者和職工、大學行政領導和教師的收入分配的數量與實體經濟有機鏈接，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國民收入增減相掛鈎，避免脱離經濟發展、“單位本位主義”的濫發工資且導致通貨膨脹，以及無依據地拉大收入差距導致社會的不公感。同時，“中軸線”隨經濟景氣和不景氣上下浮動，又成為政府、國有企業、大學等部門漲薪和降薪的主要依據，避免行政指令導致收入分配脱離市場、工資只能漲不能降的制度性尷尬。

高校的行政化對行政等級較低的年輕的博士教師更為不利，市場化和企業化對職稱和名聲都較低的年輕博士也更為不利。行政化和市場化、企業化彼此疊加起來，將年輕的博士教師們置於一個特殊的困難境地。博士們説，讀了20多年書，收入不如初中畢業的農民工。一位博士算了一筆賬，北京市的技術工人月收入已經有三四千元，有的達到了5000多元，而自己得到收入中的國家部分是1100元，學校給的是2500元，加到一塊不到4000元。

而高校內部，不同專業間也有差別。古代文學博士任彥今年畢業，此前三年，他曾給導師的一兩門課做過助教，報酬是一個月400元的助教費。而他的室友，一名物理系博士“導師很厲害，一個課題經費就達上千萬。導師帶着十幾個碩士、博士做項目，每個月可以給每人發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補貼—學生們都管這類導師叫“老闆”。像任彥這樣的古代文學博士就沒這個待遇了，儘管他所在的這所北方知名大學的古漢語專業在全國排名前列。”

南方一所重點高校人文學科任副教授的麥成山，2010年博士後出站，進入高校。目前妻子還在讀書，孩子尚小，家裏只有麥成山一人工作，加上房貸，每月的家庭支出都在一萬元以上。僅僅依靠學校的那點收入來養家，遠遠不夠。麥成山課餘會給一些刊物寫寫稿子，也時常給校外學生和培訓機構上課，掙錢貼補家用。

像麥成山這樣在校外兼職的青椒為數眾多。2013年，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發佈《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通過對國內5138名高校青年教師的問卷及訪談發現，高校青年教師每月能有結餘的只佔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師在工作前幾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14.2%受訪者以兼職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

 

   

頭戴課題緊箍咒

面對愈演愈烈的高校“市場化”，管理者未採取“對症下藥”的措施，增加政府的高教投入，改善教師的薪酬結構和工資待遇；而是試圖通過績效考核的加碼達到控制工資外收入、讓教師迴歸課堂和科研的目的。這些指標包括：本科生教學、帶研究生、發表論著、主持課題、到校經費、獲獎獲證和獲政府批示的數量。

有些指標高得離譜，如一學年450時以上標準學時，一年三篇論文一篇SCI、SSCI、A&HCI或CSSCI，三年一本書等。績效加碼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反倒使大學學術造假問題凸顯，普通教師忙於應付，超時工作成為高校教師的常態，許多教師身體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

調查表明，教授每天工作低於8個小時的僅有5.6%，工作8～11.9個小時的佔67.9%，12～15.9個小時的佔24.3%，有2.2%的人甚至在16個小時以上。副教授每天工作8～11.9個小時的為77.3%，每天工作12～15.9個小時的為11.3%，有0.7%的人日工作時間16個小時以上。絕大多數大學教師的日工作時間超過10個小時。另外，教授每週工作6天以上的高達74.9%，其中工作7天（每天都工作）的高達36.3%。副教授周工作6天以上的佔52.6%。職稱越高者績效壓力越大，工作時間越長。

課題是否可以不去理會？南方一所211大學的政治學系教授李壤稱，曾經嘗試過不理會課題，但最後為此付出了代價。第一次申請教授職稱評定時，李壤的核心論文發表數量遠超規定，從事課題也符合職稱文件要求，最後卻因為手中沒有國家級課題而失敗。接下來的一年，他只能把精力放在課題申請上。“教授和副教授的區別，除了每個月相差千餘元的工資，最重要的還是教授意味着更多的自由，能夠不再受職稱評定的束縛做自己想做的研究。”李壤説。另外，課題評審過程中的主觀和人為因素也增加了青年教師晉升阻力。

在李壤所在的學校，講師要升為副教授，最低要求需要在核心期刊上發表6篇以上論文（本領域頂級期刊2篇），主持1項廳級課題；副教授升為教授的最低要求，是在學校認定的權威期刊上發表7篇論文（本領域頂級期刊3篇），主持省級以上課題1項。但在實際的評審中，標準要高得多，特別是申報教授者，經常被要求主持教育部和國家級課題。但對普通教師尤其是年輕教師來説，因為缺乏人脈，也缺乏以往研究成果的支持，獲取高級別課題的機會非常渺茫。

頭戴課題緊箍咒，青年教師們還能堅持麼？

寧守高校五指山

即便壓力如此之大，為何還是有不少人願意選擇進入高校？“體制內”仍有誘惑力。有人戲稱，中國高校是計劃經濟下的最後一個堡壘。尤其在文史哲類學科，專業對口的選擇並不多，有限的選項裏，高校教師的穩定、體面、有保障對求職者吸引力巨大。據《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64.6%的受訪者看重的是這份工作的“穩定性高”—這被他們認為是高校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相對‘體制外’來説，‘體制內’畢竟要更加穩定，也更加自由。很多老師對學校有諸多抱怨，但我從來沒抱怨過，因為到社會上其他單位，情況只會更加嚴重。學校還是一個知識分子聚集、相對公道、自由和寬鬆的地方。只要是一心做學術的，不犯大錯，學校裏沒有人管得了你，也沒有人能開除你。你要做的就是自己跟自己競爭。如果你沒有心思去走仕途，爭院長、校長，人事關係方面的壓力也會小一些。”李壤説。與李壤同期畢業、向外求職的人中，多數都已換了幾份工作，其中的確有很多“越換越好”，但也有人近中年仍要承受“明天去哪兒”的壓力—這對李壤來説有些“太折騰”。

留在高校也並非一廂情願就能達成。對於古代文學博士任彥來説，留在本校是最好的選擇，但8篇核心刊物論文也沒能讓他達成心願。接下來“選擇去哪所學校工作，主要看待遇”。也有的人選擇“曲線救國”——先出國讀博“鍍金”，再回本校。

有何改善方法？

青年教師面對結婚生育、撫養子女、贍養老人等生活壓力；面對教學、科研等工作壓力；面對還房貸、維持生計等經濟壓力，這是青年教師無法迴避的生涯階段。問題的關鍵是大學的制度安排，如何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科研和創造性勞動。

調研發現，許多高校的教學輔助人員不輔教師，專輔行政，年輕教師被用來做雜事。一些教授無法獲得教輔人員的服務，要麼事無鉅細自己幹，要麼將雜事壓至年輕教師，“在雜事中鍛鍊，先抬轎子再坐轎子”的制度安排將精力最充沛、科研想象力最旺盛、創造力最強的“學術青春期”消磨於雜事之中。

同時，青年教師因入職時職稱低、薪酬低，為排解大城市物價上漲的生活壓力，會挖空心思在本職工作之外尋求生財之路，這些因素嚴重影響着高校青年教師未來的學術發展潛力。

在香港，大學實施“實任制”，學校與年輕教師簽訂固定年期合同，規定學術績效指標，三年中期考核，合格再續聘，六年考核合格後實行“實任”，可聘用終身，不合格者離開。六年中不讓青年教師做雜事，每學期承擔一門課，學校為年輕人提供無憂的薪酬保障、優厚的科研經費和研修機會，青年教師必須在六年時間裏毫不鬆懈地努力搞好科研，創造性研究成果大量產生，併為以後的科研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日本高校的制度安排與香港近似，年輕教師沒有做雜事的資格，主要任務為進修和科研，學校為其提供充足的科研經費和出版補貼。越年輕的教師科研時間越多，越老的教師事務性工作越多。這種制度安排似乎更符合科研創新的規律。

大家怎麼看

始終關注年輕學者生存狀況的PETD亞洲善待博士組織，自然不會放過這一話題。在其微博和微信公眾號中轉發了相關文章，收穫四十餘條評論。

“悲壯！”“説多了都是淚······”@英惠CN、@學術月刊顯然感同身受。感慨文科沒出路，文科研究經費少，@伽藍更直接定論“知識分子不值錢”。

很有文科生味道的@此刻清晨有些絕望：“當一個問題成為一個癥結的時候，我想所有被這個問題所困的人其實早就已經做出了選擇，而拋棄掉的那另外一個選擇一定是更痛苦的，也許是精神痛苦，所以兩個比較一下，你會發現對於你來説，最重要的是什麼。這不是一個沒有回頭路的事情，隨時可以折返，只是你的心可能並不甘願。”

@蘇浙大少願意提供出路：“沒錢老老實實讀工科商科，就算是美國文史哲這類都是富二代讀的。”

@曼曼不想在家則説：“理科博士的日子也不好過：文科博士離開學校3年一樣可以發展，理科博士離開實驗室平台3年基本就廢了。每個人頭上都有緊箍咒。”

@CopOnline則更直接：“其實我一點也不同情這些人，路是自己選的，走死了，是頭腦和眼光問題。”“本來就那麼窄的路，走的人太多了，修寬了有必要嗎？如果擠不過去，還一定要去，這又該怎麼看呢？”

這樣的説法惹怒了@安娜愛吃榴蓮，“走路並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做出真正的成就，從事研究的人少了，這個學科要出成果的可能性就會變小。國家要做的就是把這個路基打好，路能走多遠能走多寬，是學者的造化，但現在問題是制度把這個路弄的都是泥濘，學者要一邊做學問還要一邊抹腿上的泥，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最後@安娜愛吃榴蓮一錘定音：“評論裏要麼是嘲笑這些青椒沒水平，要麼是嘲笑清貧者沒資格做學問。。。我想反問一下，青椒沒水平弄課題，但你們知道課題的貓膩麼？連國家社科行內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情，那些省級、市級課題就更不用説了，有人又要噴了，別人跑關係你沒本事跑活該，但是這不僅把學術圈搞得烏煙瘴氣，也是在浪費國家的錢。 ”四個人點贊。

本文系作者綜合《時代週報》記者李兮言文章、《高校教師收入分配與激勵機制改革研究》相關章節及@PETD亞洲善待博士組織微博相關評論等資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