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哲:美國人為什麼不移民到中國?
【中國富人以及中產階級為什麼哭着喊着要移民美國,而美國人卻很少移民中國,甚至華裔美國人也沒有這樣的慾望?這個問題讓很多中國人如鯁在喉,成為心裏萬萬繞不過的坎。
前兩天,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刊發《要成為中國人為何如此困難》一文。作者劉柏川(Eric Liu)先做了一場實驗,他滿以為作為一個熟悉了中國歷史文化的華裔,身上傳承了數千年的中國文化基因,想在中國了此餘生,申請中國籍應該屬於大受歡迎的行列。誰知,結果不是這樣子的。
隨後作者就大發慨嘆:“在這個所謂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時代裏……無論中國的GDP變得多麼龐大,美國仍然擁有一個深遠且持久的競爭優勢:美國會讓中國人成為美國人,但中國不會讓美國人成為中國人。”“中國在21世紀的一個關鍵維度上落後於美國,那就是包容多樣性,並通過組合多種文化“部件”來創造出偉大的事物。”
能如此這般上綱上線,作者可是大有來頭,來看看這位華裔作者劉柏川的身份。劉柏川,1968年出生於紐約州,父母是來自台灣的移民,,為前台灣“行政院”院長劉兆玄的侄兒。劉柏川畢業於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法學院,擔任過美國參議員助理,曾任總統克林頓的演講寫手(Speech Writer)、總統內政副顧問(Deputy Domestic Policy Adviser),也曾競選華盛頓州州參議員。1998年,他寫了一本書《偶然生為亞裔人》(The Accidental Asian),描述他力求“同化”,真正打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奮鬥過程和心路歷程。
至此,一個在身份認同上痛苦掙扎的美國華裔形象浮進腦海。坦率地講,劉柏川對移民目的地國美國的厚愛,和對祖宗國家中國的臧否,這樣的情愫在二代移民身上並不罕見。與其説他是在針對兩個國家發表議論,不如説是他自己陷入身份認同的焦慮——如果他真的曾打算回國養老的話。
那麼究竟為什麼“美國會讓中國人成為美國人,但中國不會讓美國人成為中國人”?答案真是“包容多樣性”那麼簡單?
1979年1月底,鄧小平赴美期間,當美國國會議員逼問鄧小平中國是否允許自由移民時,鄧小平曾回答説,“噢,這事好辦!你們想要多少?一千萬?一千五百萬”,鄧小平説的不苟言笑,國會議員們則嚇得再也不敢追問下去,“包容多樣性”不知飛到哪裏去了。可見,要回答美國人移民中國這個問題,人口基數的天量懸殊,是首先不得不強調的現實。
其他的原因還有很多,但很明顯,這無關文化的“包容多樣性”,也無關國運興衰。
以下為華爾街日報中文網文章。】
要成為中國人為何如此困難
作者|劉柏川(Eric Liu)
無論我怎麼努力,就是無法成為中國人。
一開始它只是一個思想試驗:我想知道作為華裔移民的兒子,我怎樣才能成為中國公民。於是我打電話給最近的中國領事館,結果卻迷失在了無人接聽的語音信箱迷宮裏。領事館的網站説明了簽證申請流程,但沒有提及入籍問題。
隨後,我明白了為什麼要找到一個答案是這麼的困難:北京從來沒想過會有外國人諮詢入中國籍的問題。
最後結果是,我從中國的《國籍法》裏找到了一個入籍程序。但是走了這一程序的人少得出奇:2000年的中國人口普查僅僅算上了941名入籍公民。
但是假設説,我決定習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充實自己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知識,移居中國並且在那裏了此餘生。就算是這樣,就算我身上有傳了數千代的中國基因,我仍然不會被接納為真正的中國人。
所有這一切都讓我清晰地認識到,在這個所謂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時代裏,我們美國人為什麼不用太過擔心。無論中國的GDP變得多麼龐大,美國仍然擁有一個深遠且持久的競爭優勢:美國會讓中國人成為美國人,但中國不會讓美國人成為中國人。
中國也並非特別有興趣讓美國人成為中國人。中國這個操作系統並不歡迎、包容移民並向移民賦權,以重新界定“中國性”的意義。這意味着,中國在21世紀的一個關鍵維度上落後於美國,那就是包容多樣性,並通過組合多種文化“部件”來創造出偉大的事物。

劉柏川1998年的著作,《偶然生為亞裔人》,描述了他力求“同化”,真正打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奮鬥過程和心路歷程。
比如,中國官方媒體今年早些時候把即將離任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Gary Locke)形容為外黃內白的“香蕉人”。這個首位華裔美國駐華大使、前鷹級童軍(Eagle Scout)、前州長及商務部部長究竟做了什麼而被贈予這樣一個綽號?他只不過做了他的本職工作:代表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即便在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與中國的利益和價值觀相矛盾時也是如此。
這一事件表明,中國統治階層的一些精英人士不願或不能將中國人和華裔美國人區分開來。以“香蕉人”譏刺駱家輝所暗含的前提是,一名華裔,即便是在美國出生長大,也必須在本質上忠於他的祖國中國。這一假定或許可以稱之為浪漫,或者説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但它決不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觀點。
與此同時,就在駱家輝返回美國的幾周後,美國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播出了一部名為《初來乍到》(Fresh Off the Boat)的新情景喜劇,是根據華裔美國廚師黃頤銘(Eddie Huang)的回憶錄改編的。許多華裔美國人高興地表示,這是美國的重要電視節目首次以中國大陸或台灣裔家庭為故事中心,也是自1994年亞裔美國人趙牡丹(Margaret Cho)在黃金時段情景喜劇《美國女孩》(All-American Girl)中擔任主角以來的首次。
更令人信服的是這部情景喜劇背後的真實人生。在一個移民家庭長大的黃頤銘叛逆不羈,是一個嘻哈文化的愛好者,也是一位對“香蕉人”等標籤不屑一顧(或許是由於他認為自己膚色太黑)的冷漠學生。他一度屈從於父母的期望,成為了一名律師,但隨後辭職,並在紐約曼哈頓下東區開了一家餐館,所賣的食物植根於他童年時期的台灣家庭烹飪。
美國生活的重要一點是接納許許多多像黃頤銘這樣的人,並讓他們把説唱歌手、美食家、追逐時尚者以及更多元素的風格融合在一起,從而重新定義“美國人”。這就是美國的巨大優勢。但我們的包容性公民生態系統不會自我更新,必須得到持續的培育。
像我這樣的人可以帶來被我稱為中美結合的風格:用一點兒集體主義削弱純粹的個人主義;給植根於權利和自我表達的社會增加一點兒矯正性的責任和禮儀;關注背景和歷史,而不只是當下的潮流。
這種融合可能在第二代——在文化交集中長大的中國大陸和台灣移民的孩子——身上有最好的體現。想想看全美家傭聯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的創始人、駐紐約的蒲艾真。她無畏地為貧窮的有色人種婦女勞工發聲。多麼美式。但是她用的是愛的語言、代際關懷和家庭責任來這麼做。多麼中式。
還有Zappos.com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長謝家華(Tony Hsieh)。他把公司搬到了破舊的拉斯維加斯老城區,並且投入了3億美元的個人財產來改造這個地方。他的目標是在也許是該國最具個人主義傾向的地方培育社區——美式的大膽,中式的深度。
外國人入中國籍難,就隨它去吧。當前的大競賽並非真正地發生在中美之間,而是發生在死氣沉沉的純的幻覺和有推進力的雜的現實之間。如果我們作出正確的選擇,我的國家就仍將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