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雪萍：從憂鬱到抑鬱，路不是很長
最近國內關於抑鬱症的話題火了起來。緣起是一位青年翻譯家因抑鬱症過世，令人惋惜。接下來各種關於抑鬱症的描述、科普文章刷屏，據説某問答社交網站功不可沒，影響程度不亞於“冰桶挑戰大賽”，似乎這樣可以促進人們對抑鬱症患者的關心。觀察者網友人來信，詢問在美國人們如何討論類似問題，抑鬱症到底是心理疾病，還是與社會文化因素有關等等。
儘管自己既非這方面的“專家”，也未“身臨其境”，但還是不知輕重地寫點想法。屬於觀察性質，拋磚引玉。
近年來，至少在美國，抑鬱症確實越來越被“正視”為疾病，從藥物治療到心理治療，以及各種“注意事項”讓人們關心是否身邊的人得了抑鬱症，應該如何對待，等等。這些都顯示出社會層面上的關注。
以我所在的學校對教授們的“培訓”為例。該校全職的教授和講師，每隔兩年都要做一次本科生的“新生導師”，負責指導他們兩年，直到他們二年級下選專業時找到專業導師；做教授的，還要做專業學生的導師；外加自己課上的學生，等等，跟本科生接觸的機會比較多。不過，學業以外的問題，基本都另有專門的“學生院長”負責過問和處理，再加上學校專門設有“心理諮詢中心”，以及對個人隱私的保護，教師們一般不太清楚學生課堂以外的情況。但即便如此，教學中還是難免碰到因心理問題（大小程度上的抑鬱）影響學業的學生，有些學生會找任課老師或者導師談。近些年，為了幫助教師引起重視並懂得如何處理，校方專門讓心理諮詢中心的負責人，到各個系做“培訓”。“培訓”時，首先主要讓教師們瞭解一些數據，比如每年去心理諮詢中心學生的比例，為什麼成上升趨勢（大概原因），抑鬱症的嚴重性等等。然後做一般性的描述，最後説，要是有學生找老師敍説這方面的情況，如果嚴重，後者要想辦法讓學生去心理諮詢中心找專業的諮詢人員，同時教師自己也可直接與中心負責人聯繫，告知擔心的問題，等等。培訓中，同事們也問很多問題。從大家的問題中感覺到，其實多年來，我們做老師的，都或多或少都幫助過因為抑鬱而影響學習的學生。只是因為保護個人隱私的規定，基本互相不談起；如果學生不再來找，教師們也基本不知結果怎樣。
《Prozac Nation》的封面
電影《Prozac Nation》的海報
近年來，跟人聊起這個話題，發現不少人越來越趨向認為抑鬱症不只是心理疾病，而是與基因、個體大腦結構、及其對外界的反應之間的關係相連的複雜疾病。美國製藥工業，更是大力開發了據説與調節腦神經的化學物質有關的藥，諸如Prozac，Zoloft等，很多人日常服用。更有數據説，在過去的二十年裏，服用類似藥物的人數從百分之五點多，提高到百分之十以上，增加一倍。
有人質疑，吃抗抑鬱藥的人數在過去二十年增加一倍，真的是因為社會重視這個問題？ 還是因為那些手裏拿着榔頭的，見了什麼都像釘子？對醫生來説：心情不好，是不是開點藥吃吃？對龐大的製藥公司來説：生產出各種對付抑鬱症的藥，總得有人服用，而且服用的人越多越好不是？
都有可能。有關這方面的批評還真不少，有興趣的可以深入研究。
如果真有什麼“共識”的話，估計是：抑鬱症屬於心理疾病，既有生理或基因的因素，更有社會文化因素。 至少到目前為止，從一般醫學界羅列的引發抑鬱症的因素看，七成以上是社會因素，諸如曾經被虐待，服用了某種藥物，人際關係之間的衝突，喪失親人或者失戀，生活中出現重大問題和事件，得了重病，吸毒，等等，都可能導致抑鬱的產生。
至於這些“誘因”背後是否有更大的社會誘因，以及如何思考這個問題，則難有共識。
記得剛到美國，在英語系讀英美文學碩士時，上過一門英國18世紀文學課，其中有一個概念就是“melancholia”（憂鬱）。至今仍記得有本書裏的一張插圖：一個男人孤獨地坐在那裏，圖下注有“melancholia”字樣。同學們和教授津津樂道地討論着，説這是“現代人”的特徵，如此這般。剛從中國大陸出來的我，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這個“melancholic”（憂鬱者）代表“現代人”；“現代”不正是八十年代全中國人民集體嚮往的美好遠景嗎？怎麼由這個看似頗不愉快的人來代表？不過，以後再修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文學課時，發現一旦瞭解"melancholia"的“真諦”，確實能較好地理解很多英美文學作品中，那些看似不盡相同而且自己也無法感同身受的文化內涵：“現代人”是在“孤獨”和“憂鬱”中誕生的。
可惜至少在現實的歷史進程中，“憂鬱”的美學意義，很快被佔了上風的英美式“自由”資本主義的異化力量分解，或者説破壞；從憂鬱走向抑鬱，路不是很長。
生命的意義不斷被資本的邏輯所限定，在人們日常生活的生命“解讀”中，往往直接變成生存的壓力；外加個體的原子化，人際關係的利益化，人與社羣關係的散狀化，文化生活的消費化和娛樂致死化，哪一點都有可能引發一個特定個體內心的掙扎。
剛到美國不久，經常接觸到一些看似“成功”的人，偏偏需要看心理諮詢，而且長期需要，有的也許屬於輕度抑鬱，有的也許不輕，不得而知。多年一路走來，從一開始的吃驚和不解，到以後的司空見慣，再到以後作為教授，接受“培訓”，以學會識別學生中可能抑鬱嚴重的情況，等等，發展出“業餘性的瞭解”。不過，面對一次次重新看到聽到和想到的，除了問題還是問題。
行文至此，突發奇想：至少在社會層面上，也許中國的“廣場大媽們”可以幫助給出些另類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