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伊斯蘭國”的信仰有多脆弱？

許多人已經注意到，“伊斯蘭國”組織的崛起是反殖民主義——西方列強一戰後在中東肆意劃界——與反抗“全球資本侵蝕民族國家”的漫長曆史中的一頁。人們的恐懼與震驚另有原因：“伊斯蘭國”公開宣稱，國家權力的主要任務不是民眾福祉（人口健康、免於飢餓等），而是宗教生活，確保一切公共領域遵守宗教原則。這就是“伊斯蘭國”漠視人道主義危機的原因，他們大概以為“搞好宗教，民眾福利自然會有”。因此，“伊斯蘭國”所謂的“權力”與米歇爾•福柯所謂的“生命權力”（管制生命，維持社會的福利水準）之間就出現了一道縫隙，“伊斯蘭國”從根本上拒斥“生命權力”的概念。

那麼，可以説“伊斯蘭國”是“前現代”現象嗎？我們不應該把它當作對現代化進程的極端抵抗，而應當將其視為倒錯的現代化現象，延續了自明治維新（以工業現代化實現“復古”）以來的保守型現代化進程。

“伊斯蘭國”頭目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佩戴高級瑞士手錶的著名照片頗具象徵意義：“伊斯蘭國”對於網絡宣傳戰和金融交易頗為嫺熟，試圖用這些極為現代化的操作手段來鞏固其意識形態。該組織的政治理念與其説是保守，不如説是在絕望地豎立其等級觀念。不過，我們不應該忘了，甚至這種嚴格規訓的原教旨主義組織也包含着自身的矛盾：“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不就是在強化宗教壓迫嗎？“伊斯蘭國”譴責西方享樂主義，但該組織自身每天卻在狂歡作樂：搶劫、強姦、虐待、屠殺叛徒。

仔細端詳我們就會發現，“伊斯蘭國”表面上甘於奉獻一切的英勇姿態有其曖昧性。尼采很久以前就將西方文明的前進方向解讀為“末人”——一種沒有熱情、沒有志氣的冷漠生物。他形容，這些人沒有夢想、厭倦生活、不冒風險、貪圖安逸，“偶爾來點毒藥，就能舒服地做夢。最後來一大包毒藥，就能舒服地死去。他們白天沒多少樂趣，晚上也沒多少樂趣，但非常看重健康。‘我們已經找到快樂。’末人們眨眨眼。”

表面上看，享樂主義的第一世界及其相對的原教旨主義在走向兩個極端，一方是滿足於物質生活和精神毒藥，另一方則滿足於某種超驗理念。這不就是尼采所説的“主動”虛無主義與“被動”虛無主義嗎？我們西方人是尼采所謂的末人，沉浸於愚蠢的日常生活樂趣，而穆斯林極端主義者則準備奉獻生命，走向自我毀滅。威廉•巴特勒•葉芝的詩《基督重臨》恰如其分地描寫了當代困境：“優秀的人們信心盡失，壞蛋們則充滿了熾烈的狂熱。”“優秀的人”不再介入生活，而“壞蛋們”開始煽動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宗教狂熱。

但那些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原教指主義者是否貨真價實？他們真的懷有信仰嗎？他們缺少藏傳佛教、美國的阿米什人（拒斥電力、汽車等現代事物的基督教派——觀察者網注）等真正的原教旨主義品質——拋棄嫉恨、與世無爭。如果今天所謂的原教旨主義者真的相信本教教義是真理，那為什麼要害怕別人呢？為什麼要嫉恨別人？佛教徒遇到西方享樂主義者的時候，幾乎不會大聲譴責。他僅僅會説，享樂主義者對於幸福的追求不會有前途。而恐怖組織的原教旨主義者則會大為惱怒，對外人的罪惡生活大動肝火。與其説他們是在與惡人作鬥爭，不如説是在與自己的慾念作鬥爭。所以，所謂的“伊斯蘭國”原教旨主義者其實是對真正的原教旨主義的恥辱。

葉芝對現代生活的診斷有其不足之處：暴徒的狂熱表明他們缺乏真正的信念。恐怖組織的原教旨主義者在內心深處也缺少真正的信念——他們的暴力行為證明了這一點。名不見經傳的丹麥報紙刊發一幅愚蠢的漫畫，然後穆斯林就覺得自己受威脅，那這人的信仰要有多脆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活動的根基不是他們自身的優越感、不是想要保護宗教免受全球消費主義的侵蝕。

恐怖組織的原教旨主義者的問題不是説我們覺得他們低人一等，而是他們自己暗地裏覺得低人一等。所以，我們傲慢地遵守政治正確的原則，表現出與他們的平等姿態，結果只會讓他們更加憤怒、更加嫉恨。關鍵不是文化差異（他們試圖維護自己的文化認同），而是恰恰相反：他們已經像我們一樣，他們已經內化了我們的價值觀。“伊斯蘭國”原教旨主義之流缺少的恰恰是對自身優越性的真正認同。

（本文2014年9月3日原載美國《紐約時報》網站，原標題ISIS Is a Disgrace to True Fundamentalism；觀察者網朱新偉/譯）

“伊斯蘭國”頭目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佩戴高級瑞士手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