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張圖看懂皮克提《21世紀資本論》-約翰·卡西迪
在莊嚴的學術出版界，很少有哪本著作靠訂單和名氣就能打動出版商提前出版。但是為了《21世紀資本論》——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提研究貧富差距的著作——哈佛大學出版社旗下的Belknap出版社打破了慣例。該書法文版去年出版，世界銀行前高級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評價此書為“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著作之一”。《經濟學人》雜誌稱，該書可能改變我們研究過去兩個世紀經濟史的範式。毫無疑問，近年來沒有那本經濟學書籍能獲得這麼高的關注度。早在美國版出版前的幾個月，這本書已經成為經濟學家和時評家網上討論的熱門話題。
皮克提任教於巴黎經濟學院，近20年的時間投身研究不平等問題。1993年，22歲的皮克提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任教。他是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高材生，剛獲得了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用數學方法對税收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很多才華橫溢的年輕歐洲學者都搬到了大洋彼岸，並且定居下來。皮克提沒有。“那是我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他在簡介中回憶道，“我很高興能很快地開展工作。這個國家知道如何吸引移民。可是我也很快意識到，我想回法國，回歐洲，於是我25歲時就回去了。從此我再沒離開過巴黎，除了幾次短途旅行。”
皮克提回國有文化上的原因。他父母是熱衷政治的巴黎人，參加了1968年的暴動。皮克提長大後，他的學術榜樣是法國歷史學家和左翼哲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他們有的來自年鑑學派，比如費弗爾和布羅代爾，為日常生活做了大量分析。跟自己的學術水平相比，皮克提在麻省理工認識的很多經濟學家顯得乏味而漫無目標。“我覺得美國經濟學家們的工作一點都沒有説服力，”他寫道。“沒錯，他們都很聰明，我依然有很多那時候認識的朋友。但奇怪的是，我非常強烈地意識到，我對世界上的經濟問題一無所知。”
回到巴黎後，皮克提加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後來他又去了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他崇拜的偶像們就在這所學校任教。他給自己定的研究任務是探索收入和財富的高峯和低谷，這是一個被很多科學家忽略的話題。皮克提並沒有急着去分析，而是先釐清事實。他研究了税收記錄等數據，並將研究成果刊登在2001年的一本書裏。2003年，他和法國經濟學家、伯克利大學教授伊曼紐爾•塞斯(Emmanuel Saez)合作發表論文，研究了美國1913至1998年間的收入不平等情況。這篇文章詳細描述了處於收入分配頂端的家庭佔有的國民收入的變化。20世紀初，他們佔有的財富比重急劇上升，二戰期間開始下降，到了1980和1990年代才又開始大幅上升。
在賽斯和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等研究者的幫助下，皮克提將不平等問題的研究拓展到英國、中國、印度和日本等國家。研究人員建立了“世界最高收入數據庫”，迄今已收集了約30個國家的數據，馬來西亞、南非和烏拉圭都在其中。皮克提和賽斯還更新了美國的數據。他們發現大蕭條之後，最富家庭佔有的財富份額依然在持續增加；2012年，最富1%的家庭拿走22.5%的財富，這是1928年以來的最大值。皮克提和同事們的實證研究激起巨大反響，從短命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大本營祖科蒂公園，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到白宮紛紛回應。美國總統奧巴馬錶示，解決不平等和工資增長停滯問題是美國最大的挑戰。
資本和政治選擇加劇不平等
問題是，是什麼在推動這一趨勢？皮克提認為經濟學家的標準解釋缺乏説服力，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資本積累缺乏關注。經典經濟學家大衞•李嘉圖、卡爾•馬克思和約翰•穆勒都曾強調過儲蓄、投資和財富積累過程的重要性。皮克提將資本定義為能夠產生金錢回報的資源，它不僅包括房地產和工廠這樣的有形資本，還包括品牌、專利這樣的無形資本，以及股票和債券這樣的金融資本。但在當代經濟學中，“資本”一詞的意識形態色彩被淡化了，僅被視作一個“生產要素”。就像勞動力和土地一樣，資本依靠其本身的生產力獲得有競爭性的回報率。皮克提以前在麻省理工的同事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了一個流行的經濟增長模型，該模型表明經濟通過“平衡的增長路徑”取得增長，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所有者獲得的收入保持不變。這並不符合現實。比如，美國工資和勞動補貼收入所佔的收入份額從1970年的68%跌至2010年的62%，減少了將近1萬億美元。
皮克提相信，逐漸加劇的不平等狀況不能不考慮政治因素。他新書的主題讓人想起馬克思，但他認為資本主義還沒垮台，而不平等也是可以避免的。他承認，在有些情況下收入會趨於一致，人們的生活標準也會逐步提高——就像1945至1973年的黃金年代那樣。但皮克提指出，我們認為這段時期是常態，但它很可能只是歷史的例外。“分化的力量隨時可以佔據上風，現在似乎正在重蹈20世紀初期的覆轍”他寫道。而且如果當前的趨勢持續下去，“財富分配的長期變化令人不寒而慄。”
在1950年代，平均每個CEO的薪水是公司裏一般員工的20倍；如今，世界500強公司裏管理層和基層薪資比大於200。很多CEO的薪水還要高。2011年，蘋果公司蒂姆•庫克拿到了3.78億美元的薪水、股票和其他福利，這一報酬是普通蘋果員工的6258倍。沃爾瑪一名普通員工每年掙不到2.5萬美元；而前CEO邁克爾•杜克2012年的工資超2.3億美元。這種趨勢處處存在，非常明顯。樂施會近期的一份報告顯示，世界上最富有的85個人——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卡洛斯•斯利姆等擁有的財富比世界上最窮的35億人的財富都多。
最後，皮克提説，我們的世界將重現 19世紀歐洲的場景。他引述了奧斯汀和巴爾扎克小説中的話説，在這樣一個“世襲社會”中，一小撮富有的食利者享用着繼承的財富，過着奢華的生活，而其餘的人則辛苦謀生。尤其是美國，命運是殘忍而諷刺的。“平均主義的先鋒思想將被遺忘，”皮克提寫道，“而新世界可能淪為擁有全球化經濟的老歐洲。”
這種為少數人創造巨大的財富、而讓多數人辛苦打拼的“分化的力量”究竟是什麼？皮克提明白，中產階級和頂層富人的固化背後有多重因素。但是當經濟增長放緩時，收入有從勞動轉向資本的趨勢。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重重壓力之下，皮克提擔心“不平等的程度之高前所未見。”
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皮克提給出了大量的數據。他和賽斯率先用簡單的圖表表示最富的10%、最富的1%甚至最富的0.1%的人佔據了多少財富。皮克提指出，這種數據呈現方式容易讓人們“在當代等級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種做法很有用，尤其能提醒那些上層人士。他們跟經濟學家一樣總想忘記這一事實）。”讀報紙的人都會意識到，美國的“1%”從經濟蛋糕中切走了比以前更大的份額。但是你是否知道，佔據最高收入百分位的人的財富份額比1960年代的南非還要誇張，跟貧富差距懸殊的哥倫比亞差不多。至於工作的收入，美國不平等的程度“很可能比任何社會、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要大。”皮克提寫道。
有人説，最富階層的壯大反映出“超級巨星”階層的出現，他們包括企業家、藝人、體育明星、作家等等，他們對新興科技（如互聯網）的剝削前所未見，在增加自己收益的同時犧牲了別人的收入。如果這是真的，極端的不平等可能反映出一個艱難且難以改變的現實：豐厚的收入都流進了羅傑•費德勒、詹姆斯•帕特森和WhatsApp那幫人的腰包。但皮克提不同意這種説法。他堅稱，主要的原因是大公司給它們的CEO支付了過高的薪酬。他的研究表明佔0.1%最富人羣70%的財富的是“超級經理人”，而不是“超級巨星”。（2010年，你需要至少賺150萬美元才有資格進入這一精英俱樂部）。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是一個公司現象。
支持高薪酬的人喜歡説，高級經理人提高了公司的利潤和股價。但皮克提指出，衡量大公司裏單個人的貢獻（“邊際生產力”）是極其困難的。高級經理人的酬勞是董事會對比其他高級經理人的薪酬後決定的。“唯一合理的假定是，有權決定自己薪水的人自然會對自己慷慨，至少對自己的邊際生產力非常樂觀。”皮克提寫道。
很多CEO獲得了大量的股權和期權。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這樣的富人能從積累的資本中賺到大錢。這些錢來自分紅、資本收益、利息、私人產業利潤和租金。來資本的收入一直是資本主義的關鍵部分，而皮克提説，如今其作用變得更大了。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不平等在迅速加劇。他指出，現代資本主義內在的運動定律往往傾向於不平等的結果。這是簡單的法則。當資本回報率（年度回報除以市值）高於經濟增長率時，資本收入就比工資和薪酬漲的更快，後者很少快於GDP的增速。
如果資本所有權平等分配，資本就不是問題。我們會分享利潤、股息和紅利的增長。但是在美國，2010年最富10%的家庭佔有全國70%的財富。相比之下，最窮50%的家庭僅擁有5%的財富。資本收入增長的快，最富家庭就會受益更多。2009年以來，公司利潤、分紅和股市都在急劇增長，但工資卻在原地踏步。結果，據皮克提和塞斯的統計，2010至2012年間幾乎所有的收入增長都被1%的人收入囊中。這是極其驚人的數字。皮克提將這種資本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速時不平等加劇的情況稱為“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當然，這個邏輯反過來也成立。假如經濟增速高於資本回報率，工資和薪酬將比資本收入增長得更快，不平等現象就會好轉。這是20世紀大多數時候的情況。皮克提認為，這種趨勢難以持續。“一連串的巧合……創造出了史無前例的情況，它持續了近一個世紀，”他寫道。“然而，這種例外即將結束。”
這種理論有多大説服力呢？一般認為，對經濟發展的標準論述來自於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庫茲涅茨是哈佛大學的一名經濟學家，他的理論在上世紀50年代很有名——不平等在工業化的早期會加劇，但會隨着收入的趨同和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穩步下降。皮克提強調，20世紀中期收入的趨同絕非常態，它是全球衝突和國內政治鬥爭的產物。歐洲兩次世界大戰和漸進的税收政策嚴重損害了古老的貴族和富豪們。很多富人交完收入税和遺產税後，沒有足夠的錢充實資本。在戰後時期，通脹又蠶食了他們的儲蓄。同時，保護勞工的法律使工人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資，這提高了勞動力收入的比例。此外，戰後重建的需求令GDP快速增長。這樣一來，GDP的增長率始終高於資本回報率，而且抵擋了分化力量的衝擊。
美國的情況沒這麼激烈，但大體相似。大蕭條消滅了很多世襲富豪，還導致了政治革命。皮克提指出，羅斯福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將收入税最高税率提高到90%以上，而對大額遺產的税率則高達70%。聯邦政府在很多行業設置了最低工資標準，還鼓勵工會的發展。在戰後數十年的時間裏，政府大手筆投資基建，建設州際高速等設施。這促進了GDP的增長。公司害怕犯眾怒，對高管的薪酬加以控制。只有當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羅納德•里根主導的保守派反革命運動後，不平等才再次加劇。他們大幅削減富人的税率，消滅工會並努力遏制政府開支的增長。政治和收入分配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對那些故意混淆現實的經濟學家，皮克提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他們的荒謬之處。“可能有人會認為，18和19世紀價格和工資（或收入和財富）的演進遵循自洽的經濟學邏輯，而跟政治或文化邏輯幾無關係，”他寫道。“然而，如果研究一下20世紀，這種幻想馬上就會破滅。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曲線或資本/收入比曲線足以證明，政治無處不在，經濟和政治密不可分，必須要一起研究。”
這種説法並非巧辯。皮克提堅持認為經濟規則總是通過社會的常態、價值觀和政治選擇而形成。這樣一來，皮克提研究的學科（經濟學）就不再是乾巴巴的抽象理論，而是更加豐富的政治經濟學模式。他從歷史觀和方法論上抨擊了那些認為經濟學可以成為一門純科學的理論學家們。但他對未來過於悲觀嗎？表現時間和不平等關係的庫茲涅茨曲線是一個鐘形曲線：不平等達到頂點後會下降，而皮克提會把它換成了一條U形曲線。我們真的註定要回到《曼斯菲爾德莊園》和《高老頭》那樣的社會結構嗎？
將來不平等還會加劇嗎？
一個更為樂觀的可能是，GDP增長率會接近甚至超過資本回報率。如果真是這樣，未來幾十年會更接近20世紀中期，而不是19世紀。過去的50年裏很多發達國家陷入衰退，似乎無法恢復高增長。但衰退是週期性的，從長期看，創新和生產力的提高才是增長的根源。隨着互聯網、生物科技、機器人等先進科技的興起，我們至少可以確信，生產力的增長速度將永久性地變快，而GDP也會同步增長。
第二個可能的“逃生通道”是，資本回報率將下滑，與經濟增長率的差距將消失。這是傳統經濟學理論所預言的。隨着實體資本和金融資本規模越來越大，縮水的收益率意味着利潤率和利率會下跌。亞當•斯密等經典經濟學家稱這有可能發生；馬克思稱之為“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法則。”有些經濟學家相信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在過去的10年裏，長期利率異乎尋常地低，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也哀嘆“全球儲蓄過剩”。未來經濟的緩慢增長和利率的超緩慢增長可能不那麼富有活力，但也不一定會加劇不平等。
另外，皮克提沒有充分考慮的是，從某種維度上説，不平等根本沒有加劇。他的書主要關注歐洲和美國，而從全球範圍看，消除貧困和延長壽命的努力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81年大約2/5的人每天的生活費約為1美元。今天，這一比例降至大約1/7。1950年代早期，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壽命是42歲。到了2010年，人均壽命已經提高到68歲。“今天的生活比歷史上幾乎任何時候都好，”2013年，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在他的書“大逃離：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根源”中寫道。“更多的人變富，赤貧人口變少。父母再也不用看着他們4個孩子中的1個死去。”
這是好事，但這並不一定表明收入不平等問題有所好轉。迪頓自己也指出，儘管有進步，但窮國和富國的差距依然巨大。“雖然快速增長的國家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差距卻並未縮小，”他寫道。“每個迎頭趕上的國家背後，都有一個落在後面的國家。”
不過，有人會説發達國家為了讓最貧窮的人受益，工資停滯和不平等的加劇是必要的代價。皮克提並未回答這一問題。他對中國過去30年間成功讓數億人脱貧避而不談，而是將更多精力放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的問題上。不過，全球化可能會讓他對西方不平等的解釋複雜化。他並沒有認真考慮過全球化以及中國和印度崛起的問題。這兩個因素在壓低工資的同時推高了資本回報率，從兩方面拉大了不平等。
財富税：完美但不現實
不平等是一個全球現象，皮克提正好有個全球化的解決方案：對全球富人徵税並對最富人羣提高税率。税率要多高？根據他和塞斯、 斯黛富妮（Stefanie Stantcheva）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皮克提説，“據我們的估算，發達國家理想的最高税率可能要高於80%。”對年收入高於50萬或100萬的個人徵重税“不僅不會損害美國經濟的增長，還會讓更多的人享受增長的果實，因為它對無用甚至有害的經濟活動起到了合理的抑制作用。”
皮克提這裏説的是華爾街的交易員和投資銀行家，他們的活動有時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他的財富税可能會類似於按年徵收的財產税，但前者適用於所有形式的財富。家庭將有義務向税收當局申報財富淨值，並以此為計税依據。皮克提試探性地建議，對財富淨值在100萬美元至500萬美元之間的家庭按1%的税率計徵；對財富淨值高於500萬美元的家庭按2%的税率計徵。“可能有人會提出對富人採用更激進的税率（比如對多於10億歐元的家庭按5%至10%的税率計徵），”他説。財富税可能會迫使常常避税的個人支付他們應承擔的份額。徵財富税還能收集財富分佈的信息，“有人認為，世界上的億萬富翁都那麼有錢，對他們按低税率徵税也足以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皮克提説。“其他人則認為，億萬富翁那麼少，即使對他們刻以重税也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不論哪種情況，民主的爭論沒有可靠的數據就難以進行。”
經濟學家們可能會質疑，財富税是否會削弱投資和創新的動力以及能否改善不平等狀況。一個更為迫切的問題是，徵收財富税是不可能的：各國連徵收碳排放税都做不到，遑論對最富和最有權勢的市民徵税。這一點皮克提也承認。不過他認為自己的提議方向是對的，可以逐步實施。他表示，將歐洲的財產税換成財富税就是個不錯的開端。他説財產税“在絕大多數國家無異於對中產階級徵收財富税”。但這個方案恐怕也難以實現。如果歐盟採納了皮克提的提議，恐怕避税天堂盧森堡和瑞士會迎來移民潮。在全國層面開徵財富税曾經遇到過問題。比如，西班牙在2012年開徵財富税，但在今年年初就停徵了。意大利2011年提出的財富税更是從未實施過。因為困難太大了，政府如今才依然用公認不完美的税收工具對資本徵税，比如財產税、遺產税和資本利得税等。
美國徵收財富税政治上似乎不可能實現，將收入税税率最高提至80%也不現實。不過，這並不是皮克提的問題。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是質疑既成的教條，探索新的分析方法，並拓展公共辯論的邊界。這些使命《21世紀資本論》都做到了。至於書中美好的預言，有些可能禁不住時間的檢驗。但皮克提的書中探討的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問題是不容任何人忽視的。
6張圖看懂皮克提的《21世紀資本論》
把皮克提書中的要點用圖片表示出來，可能有助於讀者理解。
這些圖表不僅只是用來説明文字的，它們是皮克提的重要成果的關鍵部分。15或20年以前，對不平等的探討喜歡用精巧但複雜的數據，比如基尼係數和泰爾熵指數，企圖把整體收入分佈濃縮於一個數據中。皮克提和他同事塞斯、阿特金森普及了簡單易懂圖表的使用，這是他們的一大貢獻。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們用圖表展示了不同羣體佔有的收入和財富隨時間的變化情況，其中包括處於收入分配頂端的10%的人羣和最富有的1%。
這種研究問題的方式並非皮克提團隊發明。紐約大學經濟學家艾德•沃爾夫（Ed Wolff）、系列叢書《美國工薪階層現狀》（State of Working America）的創始人賈裏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和拉力•米舍爾（Larry Mishel）等人早就開始在著作中使用類似的圖表。但是皮克提和他的同事們採用了個人所得税記錄等新的數據，同時還將研究拓展到了其他國家，因此重塑了對不平等的爭論。
很長時間以來，爭論的焦點幾乎都是中產階級的情況。這會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對全球化、偏重技能的技術變革以及教育和再教育政策的討論。感謝皮克提等人，最富人羣的客觀收入是不容忽視的。這意味着政治和再分配議題同樣不容忽視。
第一張圖很簡單，僅反映美國的情況。它反映了從1910年到2010年，美國最富有的10%的家庭佔有的財富份額。總體上看這是一條U行曲線。不平等在喧鬧的1920年代急劇上升，自1929年10月的大崩盤後的15年又快速下降。4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的走勢比較穩定，隨後大幅上升，並於2007年達到了1928年的水平。Saez製作的2012年的新圖表因為製成時間較晚，並未收錄在皮克提的著作中。該圖表明不平等曲線再創新高，超過了50%。
第二張圖反映的是同期收入最高的1%的人佔有的收入份額。這條青色曲線同樣呈U形走勢。（未收錄的2012年數據同樣表明曲線進一步上升了。)最富的1%佔有的份額是1928年以來最高的。有趣的是，工資收入曲線較前兩者平緩。最下面的工資收入曲線和最上面的總收入曲線的區別在於，後者包括資本收益如分紅、利息和資本回報。最富1%的人主要的收入即來源於此。
圖3則進一步研究了皮克提所説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結果證明，不平等的加劇是個全球現象。1980年以來，這3個國家最富1%家庭佔有的財富份額也急劇上升。不過，美國依然是不平等競賽的冠軍。這其實沒什麼好驚訝的。我們總認為美國是個非常不平等的國家，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想法並不總是準確的。該圖表明，90年之前美國和加拿大的不平等程度大體相當，而英國則要不平等的多。不過現在美國已經難逢對手了。皮克提指出，即使是工作創造的收入上，美國的不平等程度也“很可能比過去任何時候的任何社會以及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高。”
圖4表示的是阿根廷、中國、哥倫比亞、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南非這6個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我們又看到了熟悉的U形曲線。過去幾十年間越來越多的收入由少數人獲得。不過絕大多數國家的情況比美國要好，唯一例外的是哥倫比亞，跟美國不相上下。（請比較圖4和圖2）我們都知道阿根廷、印尼和南非是高度階層化且嚴重不平等的國家。但是，數據顯示它們比美國要更平等。中國一擲千金的新貴階層近年來迅速擴大，但同樣存在不平等問題。
圖5把收入換成了財富，並比較了更長的時間跨度。在19和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階級森嚴的西歐社會是由擁有大量土地和金錢的地主和錢主統治的。美國當然也有富人和窮人，但財富的分配要更廣泛一些。比如，1910年，歐洲1%的人擁有大約65%的財富；而在美國，這一數字是45%。
不過最近幾十年角色發生了反轉。美國的金主們超過了大西洋彼岸的同行，財富也更多地集中於美國而非歐洲。2010年，美國最富的1%佔有三分之一的財富，而歐洲最富的1%擁有四分之一。皮克提警告稱，“新世界可能面臨着淪為21世紀全球化經濟體的老歐洲的危險。”
最後一張圖略有不同。該圖表示的是皮克提的資本“向心論”：當資本回報率超過經濟增長率時，不平等將加劇。（因為利潤和其他形式的資本收入會比工資收入增長更快，而後者是絕大多數人的飯碗。）紫線是皮克提對全球資本回報率從過去至2100年的預測。黃線是他對同期經濟增長率的預測。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算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段時期，經濟增長率是低於資本回報率的。這意味着不平等在穩步增長。20世紀根本不是常態，而是歷史的例外。這段時期不大可能重演。在將來幾十年的時間裏，增長率最有可能低於資本回報率，因此“財富分配的的長期變化將非常恐怖。”（圖表均改編自皮克提原著《21世紀資本論》）
（上述文章及圖表原載2014日3月31日出版的《紐約客》雜誌；觀察者網王楊/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