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雜誌探訪中國邪教轉化者：來一個轉一個
招遠“5·28”麥當勞殺人案讓“全能神教”重新走入了公眾視野，邪教人員行兇手段之殘忍讓人髮指。上兵伐謀，面對邪教“洗腦”，政府部門又是否有相對的預防反制措施呢？《人物》雜誌9月刊採訪了南京鼓樓區防範辦（全稱是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們笑稱在經過了一系列摸索之後，如今已經能“來一個轉一個”了。
他們同時也坦言，轉化邪教徒是一份重建信仰的工作，在為他人塑造信仰的過程中，轉化者們也會遭遇精神危機：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邪教？如何快樂地活？死亡又是什麼？“我們也在修煉，做好人的一個過程。”
南京鼓樓區防範辦的轉化工作者：辦公室主任程東曉（中）、副主任杜宏程（右）、錢邵傑。
一場以“慘敗”收場的真人試驗
程東曉先生算得上中國最早從事反邪教工作的政府人員之一，將邪教思想從一個人大腦清掃出去，再填補進正確的價值觀是他的基本職責所在。
最初接受這份工作時，他有點茫然無措。此前，他是南京市下關區工業局辦公室主任，2000年，他被領導指派到南京市下關區的防範辦擔任教育轉化科科長。防範辦全稱是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是政府為應對邪教問題設立的專門機構。2000年前後，有邪教組織號召教徒到天安門討説法，呈現對抗政權的趨勢，在多數國家，正統宗教是反邪教的主力，政府作為中立者起仲裁作用。在中國，由於沒有佔主流地位的宗教，政府教化者的角色讓不少邪教組織轉變為與政府尖鋭對立的狀態。最近幾年，國家開始將反邪教政策調整為“團結、教育、挽救絕大多數人”。
56歲的程東曉平頭、大眼，式樣平常的T恤衫平整地扎進西褲。很難説是出於職業習慣還是性格使然，他常常顯得熱情洋溢，善於主動挑起話題，又不給人以壓迫感。回顧自己十餘年的邪教轉化工作——某種程度上是被動選擇的職業——程東曉總結，這是一場與人的精神世界鬥爭的戰役，其間艱難，外界難以想象，他入職後遭遇的第一單任務，是一場以“慘敗”收場的真人試驗。
那是14年前，南京市委防範辦在全國範圍內率先對一個邪教組織的教徒進行轉化，6位來自天文學、哲學、心理學等領域的教授加入攻堅小組，程東曉負責後勤，觀摩學習。他們的任務是，合力扭轉一位叫李梅的美術老師。
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房間裏，教授們和李梅展開激辯。程東曉回憶，教授們費盡唇舌，卻一個個“敗”下陣來，氣氛看似劍拔弩張，實則雙方都在各自的邏輯裏打轉。“就是他説服李梅，李梅去説服他。”14年後的一個夏日早上，程東曉向《人物》形容這個羞辱性的結果帶給他的震驚，“肅然起敬這個詞肯定是不合適（指對邪教）。”他琢磨了一會兒説，“他（指邪教領袖）的理論形成了一套理論體系，所以邪教改變的不是簡單的一個人練不練功的問題……而是改變了人對整個世界、社會、事物的一些總的看法和觀點。”
程東曉奉命邊開班邊探索，第一期計劃改造10個邪教成員，區公、檢、法共抽調10個幹部，“一人包乾一個”。首要困境是如何讓邪教徒吃飯。大部分人是違法被強制進入學習班的，往往帶着殉道的決心，稱這個封閉的場所為“洗腦班”，即便最温和的反對者也“像雕塑一樣”無動於衷。
程東曉“磕下”的最頑固案例是一個30多歲的女性邪教徒。她斷定防範辦要迫害她，於是絕食，成天躺在牀上，大小便也不挪地，只求一死。學習班專門僱了兩個老太太，每天苦口婆心勸，“姑娘啊，你吃點吧。”沒用，只好強行喂水餵飯，把她拖到浴缸裏擦洗。程東曉像上班打卡一樣，每天端着茶杯來找她談，不但要忍受長時間坐在臭烘烘的房間裏，還要努力表現得愉悦熱情。最初，他只能自説自話，從法律、道德談邪教教義，對方置若罔聞，高興時，在小紙條上寫，“你講得對”或“你講得不對”。
現在回想，程東曉仍頭皮發麻，“所有的事你都説完了，你沒話説了。真是很難很難。”“談話”進行到第14天，對方表態，答應隔天開口。第二天早上，程東曉跑來見她，她指指自己的喉嚨，擺擺手，示意發不出聲。原來，在進班以前至少半年的時間，她就拒絕跟任何試圖轉化她的人對話，這導致她失聲了。她費勁地哈着氣，幾個小時過去了，終於勉力擠出一點微弱的氣聲。接下來，程東曉用5天時間説服她主動吃飯，3個星期説服她刷牙洗澡，前後一共40多天，她才相信學習班並非迫害之所，當她走出學習班時，他們已經成了互相信任的好朋友。
70多歲的退休老人石林被“連哄帶騙”結束了絕食。跟他交談的是程東曉的同事何成浩，借調來防範辦之前，他是南京市一所中學的德育處主任。何成浩先是讚揚老人有骨氣，又批評他對自己的邪教首領不夠忠誠。老人一聽急了，你胡説，我怎麼不夠忠誠？何成浩説，X老師（指邪教首領）現在肯定不想讓你死，他要靠你拯救更多人呢。老人一聽，有道理，要死也得把原計劃13萬字的“護法心得”寫完。在配合地吃完一碗麪條和一袋椒鹽餅乾後，老人在陪護人員的細心伺候下睡了，至此也結束了日常的對抗。
“來一個轉一個，來一個轉一個”
當邪教成員停止對抗，開始吃飯喝水，開口講話時，轉化工作進入第二步——思想教育。為避免對立情緒，一般情況下，程東曉和他的同事會小心謹慎地尊稱邪教領袖為“你的師父”或“某大師”，談及邪教教義時，“歪理邪説”這類詞不能使用。“你就是一個大法弟子，你就是站在一個大法弟子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他説。
最初的探索十分笨拙，“吵，沒有經驗，就那麼吵。”程東曉説，喉嚨出血也無濟於事，他常常被駁得啞口無言，“那道理滔滔不絕”。説不動對方，就在筆記本上挨個記下來——“回來我就開始查資料”。轉化工作就像一場火拼激烈的漫長辯論賽，“他（她）在想着對付我們，我們再對付他。爭分搶秒，鬥智鬥勇。”
以“破法”為目的，程東曉和他的同事開始研究邪教教法的漏洞，“師夷長技以制夷”。除了邪教徒，沒有誰比他們更瞭解邪教的教義，比如一部邪教教法強調，電子圍繞原子核做圓周運動，與地球繞着太陽轉一樣。程東曉模模糊糊地覺得不對，專門找到南京市第十二中學的一位化學老師給他重上初中化學課。老師從原子由原子核、電子構成講起，最終告訴他電子做的是“不規則運動”，程東曉興奮地揶揄“統管宇宙的主佛”犯的錯誤如此低級。類似的錯誤還有，“光年”被當作“時間單位”使用；法國君主制的覆滅被歸結為巴黎公社的功績……“把他（指邪教成員）思想搞亂。”程東曉壓低聲音告訴記者。
程東曉的同事何成浩有時僅僅通過發問，就能讓邪教成員產生鬆動。“我説不通他，但是我可以問得倒他。”比如，前文提及的老人石林，是一名網絡工程師，退休後在家登錄外網，受此影響，加之“文革”時家庭遭遇的不公正對待，對國家、社會風氣抱怨頗多。何成浩用請教的姿態將精心準備的3個問題拋給他，其中針對老人反黨反社會的情緒，何成浩設計了“為什麼要以雙重標準評價國共兩黨”？陪護石林的人員後來告訴何成浩，老人被問題困擾得半夜輾轉反側，後來乾脆一骨碌爬起來，呆坐着。從後來的結果判斷，這是老人被成功轉化的重要節點。
摸到行之有效的門路是幾個月後的事。在日復一日、令人疲憊的辯論中，程東曉和同事們發覺專題討論更高效。一次只深談一個問題。比如，談練功能否治病，無論對方跑題多遠，轉化者必須不屈不撓地折回話題。他們寄望一次性擊碎邪教成員在某個問題上的幻想。“（確保）這個問題上面我能把你説通，或者我能把你壓住。”程東曉打出一個有力的下壓手勢。
2002年底，程東曉把這些經驗編纂成一本93頁的小冊子，在南京市防範辦系統推廣。藍封皮的小冊子中列舉“以法破法”的50例前後矛盾的經文。“一點一點把邪教領袖這個神的形象打掉。”程東曉説。與最初戰戰兢兢的畏難情緒相比，如今，南京鼓樓區防範辦的轉化工作者格外自信地認為沒有“轉不過來的人”。錢紹傑從事反邪教工作10年，如今是鼓樓區分管教育轉化的副主任，被問及轉化經驗，他説，“熟能生巧嘛。”接着笑着擺了擺手，“來一個轉一個，來一個轉一個。”
腦海中“叮”的一聲，邪教思想走了
在曾是區人大代表、街道居委會主任的張蘭身上，程東曉目睹了人在“悲痛欲絕”時的狀態。學習班內，張蘭想通了所有問題，除了一個——對邪教領袖的幻覺。她盯着邪教領袖的照片看，看着看着照片就飛到了半空，在房間裏躥。她使勁兒掐自己，疼出了聲，但照片還在幾米開外來回飛着。“我還真是沒有辦法解釋它。”程東曉上網搜索，最後打印出四五釐米厚的資料，跟張蘭説，這個問題實話説，我們研究不深，請你看看人家專家怎麼説的吧。一個多月後，張蘭説，問題解決了，要求見程東曉。
程東曉一進門，她“咣噹”一聲跪下，膝蓋骨磕在堅硬的地板上發出沉重的響聲，抱着程東曉的腿開始痛哭，聲嘶力竭，“我那麼多年了，我相信他（邪教領袖）。”程東曉蹲下來，抱住她，輕拍她的後背，哭泣持續了半個小時，她開始劇烈嘔吐，幾個人把她架到洗浴間，吐了半個小時才止住。“什麼叫痛苦，真是感覺到了。”程東曉説完，長舒了一口氣。幾乎所有進入學習班的邪教成員都會經歷類似的身心之痛，當一個人深信不疑的信仰被剝走時，就像深度成癮的吸毒者經歷戒毒，嚎哭、撞牆，時有發生。
教育轉化工作初期，按照規定，每個邪教受害者在聲稱自己轉化後要接受一道測試——在邪教首領的彩色照片上打叉。很少有人能夠表情自然地完成，不是失控發抖，就是在臉部邊緣打一個小小的叉，還有人戰戰巍巍半天狠下心來，半閉眼，最終把叉打在下巴上。打叉歸來，一些年紀大的人不停地揉着胸口，臉紅出汗，血壓驟升。“考過了這道題的學員好像都是被高壓電打了一下的那種狀態，蔫蔫的。”李桂蓮説。臨到李桂蓮打叉時，她“一個大叉打到底！”當時她自己都驚訝了。很多邪教受害者都有類似的頓悟瞬間，類似腦海中“叮”的一聲，邪教思想走了。
聽上去，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瞬間，很難判斷轉化是否成功。“三書五稿”（即邪教學員主動上交決裂書、保證書、悔過書，以及5篇揭批邪教的思想認識書）被防範辦視為轉化成功的重要指標，也有一些人出於權宜之計寫完應付。“我們都上過這方面的當。”程東曉説。邪教轉化工作更嚴峻的問題便也在此：每年有大量學員出班後，被原來的功友“策反”。尤其人生遇到難事，很容易“反覆”，重歸邪教。
5年前，程東曉在南京創辦了“愛心家園”，這是“學習班”結束後的新陣地。一個用來解釋兩者承接關係的比喻是，如果學習班是醫院，愛心家園就是出院後的療養機構。“要出班，可以，到愛心家園參加活動3個月。”程東曉一般這樣要求。這個農家子弟出身的政府官員，形容自己執着起來和那些邪教頑固者相當，“和敵對思想爭奪羣眾”。
“把原來邪教掏的一個大窟窿給他們補上”
“愛心家園”位於南京市一個上了年頭的小區深處，由一個廢棄的小學改造。綠樹掩映之中的一棟兩層狹長小樓就是活動場所。小院四周圍牆上貼滿了製作精美的宣傳展板，內容包攬傳統文化、反邪教常識等等。送往愛心家園的“新人”剛脱離邪教，腦子空空，亟須新的世界觀。程東曉直截了當：“就把原來邪教掏的一個大窟窿給他們補上。”不要求無神論，也不要求共產主義思想，如果信神，範圍限於法律規定的五大正教。
愛心家園
最初，佛教成為相對自然的重塑路徑，因為一些邪教借用了佛教的符號和概念，但類似信仰不能走得太深，否則“之前學邪教的狀態又出來了”。曾有本叫《光話》的書讓10多個愛心家園的成員聽得痴迷，交了幾千塊錢要去上海現場聽課。這本書從一滴水也有靈性説起，慢慢説到來世今生，繼而給出行動指導。後續，愛心家園花了很多時間才把這本書的影響慢慢消化。
更有甚者，愛心家園還遭受過宣揚邪説者的“踢館”。曾有一位講授“先生開示”的教授申請到愛心家園講宗教，何成浩等工作人員以為是普通講座，同意了。後來，他們才察覺，這是某邪教的“變相的大法”， 宣講者號稱比某邪教領袖還先知先覺。
《弟子規》是一本教育兒童待人接物的書，它不強調神佛理論，而是通過規範自身行為，感受生活的細微幸福。愛心家園認可這本書的“安全無害”，大力推廣，“幾乎人手一本”，學員們像小學生一樣如飢似渴，“瘋狂得不得了”。有段時間，程東曉發現，學員們問候他的方式都不一樣了，作揖和鞠躬風行。
前不久，他們還借《弟子規》之力成功轉化了一名“全能神”的信徒。一位退休護士，因為公開散發“全能神”宣傳材料，被強制送進了學習班。初進班時，她絕食抗爭，成日倒頭睡覺。工作人員從早到晚放《弟子規》的講解視頻。開始時，這位護士大喊“吵死了，不要放”。漸漸地伸頭去看一會兒，又過了幾天，從牀上爬起來，跟陪護人員坐成一排盯着電視機看得津津有味。
剝去愛心家園的反邪教性質，它看起來就像個熱情高漲的中老年興趣協會。參加者平均年齡55歲，女性佔絕大多數。5年來，這裏陸續開辦過十幾個興趣小組，健身氣功、手工絹花一度風靡。
由於這種集體主義教育的反覆宣揚，加上共同的切膚之痛，愛心家園的成員們建立起一種親密的“命運共同體”。不止一位成員告訴《人物》，他們依賴愛心家園，不能想象如果離開這裏自己還能快樂。
很多人在3個月“鞏固”期結束後，申請加入“愛心家園反邪教志願者”（簡稱志願者），專門研究如何轉化未覺醒的教徒。“由反對政府到被我們拉過來幫助政府做事情。”程東曉很高興，被轉化者現身説法有先天優勢，“我幫教那麼多年，真正到『法理』這塊的時候，就是『法理』上破法、借法的時候，一般要問他們。”
此前誤入邪教的李桂蓮（左）和史秀華被成功轉化，已是志願者中的模範人物，幫助轉化其他邪教受害者。
神奇的例子是李桂蓮，作為志願者幫教小組的組長，碰到了疑難問題，防範辦的工作人員會説，“請李老師出馬”。温和熱心的她精通“法理”，又熱衷探討，面對最頑固的被轉化者，最誇張的説法是——“她三下兩下就解決了。”
“這一生能幸福點，快樂點。”
即便程東曉和他的同事竭盡全力，轉化之路也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暢。程東曉談起10多年前他轉化過的一個邪教受害者時頗為惋惜。那是一個大學老師，坐了3年牢，邪教信仰絲毫不動搖。母親跪在面前求她醒悟，她面無表情，“像雕塑一樣”。參加了兩年學習班初見成效。離開時，程東曉叮囑她，回去要遵紀守法，“不要做讓我們防範辦為難的事情”。她跟母親返回新疆原籍，結婚、生子、工作。前幾年，程東曉到新疆出差，向當地防範辦打聽這個人，得知她被當地的邪教組織策反，離了婚，被抓之後，再次判刑。“後期如果在我們這兒，我肯定把她轉化。”程東曉囈語似的反覆唸叨着。
很多邪教組織視愛心家園為“仇敵”。一些進入學習班的邪教徒後來坦承，之前，他們不止一次在夜裏悄沒聲息地把大院圍住，“發正念”，嘗試用咒語剷除愛心家園。
杜宏程是鼓樓區防範辦的副主任，有超過10年的反邪教工作經驗。轉業前，他是航空部隊的機械師，給人一種沉着的氣質。他拒接外地陌生號碼，大多是騷擾電話，一上來指名道姓的，“姓杜的”、“反動派杜科長”，“一開始不太適應，尤其是聽到詛咒一類的電話。”杜宏程説，“做我們這個行業的人，搞得時間長一點，心理強大是最基本的……這個素質還沒有，那你無法面對很多困難的東西。” 他告訴《人物》，自己和程東曉的名字被某邪教組織列入了一個被詛咒的名單內，“將來要『反攻』的話，要進入審判名單的。我們要被海外法庭起訴的。”杜宏程笑着壓低嗓音説，“（我們）是破壞他們的關鍵人物。”
雖然才從事反邪教工作4年，胡以文堅持認為自己外表上發生了明顯變化。“你看我表情。”他向《人物》記者指了指自己臉説，“好像是呆板一點了。”鼓樓區政府辦公大樓其他部門的人經常對他們指指戳戳，説防範辦的人多少有點怪怪的，從外表就能分辨出來。
王文忠，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課題的核心成員，接受《人物》採訪時反覆強調，從事邪教轉化工作很特殊，有時需要專家心理干預。他曾經認識一個警察，轉化某邪教教徒，談着談着自己睡不着覺，“真的就神經出問題了”，“他們當時的那些領導，特意説讓我去跟這個人談談話，要幫助幫助他。亂了。”
程東曉和他的同事們幾乎都遭遇過邪教的“反轉化”。何成浩告訴記者，“他們都説，你挺不錯的，你素質蠻好的，你要是練的話，你很快就能成為大師，你就能得到圓滿。”
某種意義上，轉化是一份重建信仰的工作，在為他人塑造信仰的過程中，轉化者們也會遭遇精神危機：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邪教？幸福到底是什麼？程東曉和《人物》分享自己的結論：時代缺失信仰。“毛澤東時代我們不缺信仰，很多人現在都説毛澤東這樣那樣，其實毛澤東時代人的精神生活非常豐富。很窮，物質上很貧困，但是精神上這東西……”程東曉懷念過去，自認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他時常看到有一些黨員身份的政府人員在佛殿裏，磕頭燒香，覺得太不像話。“叫我去跪到那裏磕頭，我做不來。”
程東曉的同事杜宏程對這個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他生於1960年代，80年代初剛進入社會時，愛國主義是他的信仰。“就喜歡把自己個人的想法、個人的行為和一個國家的強大、國家的安全聯繫起來。”如今，他已經很久沒有考慮信仰問題，“已經被封存了。”他用不算太嚴肅的口吻説，自己沒有被邪教裹挾的一個原因是也許他還算滿足“比較俗氣地活着”。
「人人都在修煉。」程東曉説，「我們也在修煉，做好人的一個過程。」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組曾做過一個問卷，得出結論：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邪教受害者。“改革開放後，好多人都有一種無組織感，社會崇尚金錢，這種氣氛讓大部分人都成了挫敗者、屌絲，大都市裏邊鋼筋水泥的叢林，人們缺乏人際交往；再加上我們在中小學教育過程中間，缺乏懷疑。”王文忠説，邪教實際“提供了一個精神家園”，讓人感到不再孤獨。
如何快樂地活？死亡又是什麼？人類常常被這些問題困擾。“人人都在修煉。”程東曉説，“我們也在修煉，做好人的一個過程。”從這點來説，他們也許和邪教受害者“殊途同歸”。“每天遇到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轉化，你不轉化就糾結，你就卡在那兒了。”已是志願者中模範人物的李桂蓮告訴《人物》，“轉化”這個詞在她看來不再指思想扭轉和改造，“這個詞對於我們來講它是一直到生命的結束都在轉化。”現在，她“全然接納”一切，知足順從。
愛心家園的志願者史秀華體會更深，以前，她長期不快樂，一度皈依佛門，令她失望的是，師父只教她無休止地反覆誦讀阿彌陀佛，並不提供解決之道。“我就是想人生要快樂，應該是快樂的，所以我碰到不快樂的時候就怎麼也想不通，晚上睡過來、翻過去就是想不通這個問題。”史秀華説，邪教就是在這種情緒下“乘虛而入”，對她的疑問，邪教備有簡單直接的答案和易於操作的方法，還承諾“終有回報”。史秀華瘋狂投入，成為南京某邪教組織“有名有姓的人”，還把家裏十幾口人帶進邪教。在經歷10多年的轉化矯正後，她不想強調在此期間經受的內疚、焦慮以及無力感，只是不斷念叨，自己這一生，無論是誤入歧途，還是重歸社會，始終沒有停止對“做一個比較好的生命”的嚮往。
“這一生能幸福點，快樂點。”60歲的史秀華輕輕説着，她的口氣已非某種熱切的希望，更接近一小聲懇求。
（文/錢楊 採訪/錢楊 陳竹君 編輯/張卓 攝影/桉樹。應採訪對象要求，李梅、石林、張蘭均為化名。實習生丁楠、蘭雪瀅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