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特勞布：美國人不懂歷史有多殘酷-詹姆斯·特勞布
這些年，那些堅信美國應向世界傳教的人日子可不好過。2001年恐怖襲擊事件霸佔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從那以後，美國先後迎來了一位保守派理想主義者，以及一位自由派理想主義者。前者試圖向中東地區推廣美國價值觀，遭遇慘敗；後者則是洗心革面，試圖秉承着謙遜與相互尊重的原則拉攏美國的敵人們，結果也遭遇挫折。
質言之，美國急需亨利·基辛格——這位頭腦清醒的分析家，用了整整60年時間診斷美國外交政策，8年時間執行其療法，影響深遠、倍受爭議。基辛格今年91歲高齡。他居然又寫了一本書，書名還是“世界秩序”這種大話題，這本身已經足夠令人震驚。更重要的是，該書延續了他的一貫主張，批判左派、右派的浪漫主義信條，而那些信條，對於美國21世紀以來的外交政策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基辛格幸得龜鶴之年，對他懷恨在心的人要麼已經死了，要麼已經忘了當初為何要恨他。
基辛格今年91歲高齡。他居然又寫了一本書，書名還是“世界秩序”這種大話題，這本身已經足夠令人震驚。
《世界秩序》的獨特之處不是其觀點本身——讀過基辛格著作的人應該不會陌生——而是作者為概念所提供的自然歷史敍述。他提出，世界歷史既不是鐵板一塊，也不是政客可以隨意捏造的物品，而是特定民族的性格與經歷所塑造的文化、歷史產物。17世紀歐洲創造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對殘暴的30年宗教戰爭（1618-1648）的回應。
在基辛格看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不是普通的國際關係體系，而是最符合倫理、理智甚至美學的體系。該體系起源於法國的黎塞留（1585-1642），他提出的“國家理由”原則是，“國家是具有自足性的抽象、永久實體”。17世紀中期的宗教戰爭耗盡了各方實力。1640年代中期，外交家雲集如今位於德國西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亞，並達成一致，各國不再互相灌輸本國的宗教信仰。“威斯特伐利亞的理念是以綜合體為思考起點。”基辛格寫道，它將“諸種社會”融入“對於秩序的共同追求”。
基辛格將現代歷史描述為維護這種世俗主義/不可知論的秩序的過程。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後的拿破崙帝國）試圖在歐洲推行共和主義，而德意志諸王在30年戰爭期間向天主教鄰國灌輸新教。俄國的東正教和專制統治也威脅着歐洲體系。然後是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實行擴張主義，破壞了歐洲心臟地帶的微妙平衡。
基辛格（資料圖），圖為2013年1月9日，基辛格在華盛頓出席尼克松誕辰100週年紀念活動。
基辛格筆下的暴徒是拿破崙、俾斯麥等統一派；英雄則是靈活操縱國際平衡的政治家們，例如塔列朗（法國外交大臣）、梅特涅（奧地利外交大臣）。基辛格的中歐人靈魂具有威斯特伐利亞式的外交手腕，在他手中，國際關係如同流水或爵士樂一般。他寫道，大國實力的平衡術“必須達到可能性的極致，實現本國社會歷史經驗與政治理想的結合。因循守舊行不通，冒險精神不可少。”基辛格極力強調，大國平衡外交不是因為蔑視道德原則，而是出於深刻的道德律令：要避免各個國家因為民族利益或抽象原則的衝突而互相殘殺。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只是歐洲的外交準則；中國、波斯、俄羅斯、奧斯曼帝國各有其獨特而豐富的“秩序”理念，當然美國也是如此。基辛格分別敍述了各國的歷史形態，然後再論述其當代形態。基辛格提出，霍梅尼在波斯帝國的深厚文明基礎之上嫁接了一種伊斯蘭世界觀，將國家視為信仰者超驗理念的障礙。如今的伊朗之所以是世界秩序的威脅，是因為她既繼承了帝國遺產，又有着革命心態。按照威斯特伐利亞理論，伊斯蘭世界似乎剛剛到達30年宗教戰爭的階段，很難推行互不干涉原則。
威脅黎塞留理念的諸種普世教條之中，危害性最大的是美國。“新大陸”對其信仰者們頗具誘惑力：基辛格恰如其分地指出，歐洲人意識到他們的“神聖理念永遠無法完全統治歐洲大陸，而美國提供了一塊處女地。”美國在一戰中踏上世界舞台，用全球民主化的解放性理念代替了原來的大國平衡政治。威爾遜相信，是後者導致歐洲陷入戰爭循環而無法自拔。
基辛格在《大外交》（1994年）一書中認為，威爾遜之後的美國總統都是威爾遜主義者；領導人如若停止彈奏美妙樂章，美國老百姓就不會心甘情願地離開大陸堡壘、滿世界赴湯蹈火。基辛格同時指出，威爾遜總是充滿幻想，天真地以為只要大家協同一致，這個世界就會變好。其繼任者無一不在鼓吹這種幻想。
基辛格寫道：“威爾遜主義的悲劇是，它導致美國這個左右20世紀走向的大國，遵循着毫無歷史感或地緣政治思維的、高貴的外交政策。”他提出，美國人把外交政策看作是對正義的神聖追求，而不是對“實際利益的永恆訴求”。美國人很難理解歷史的悲劇性。
不過，基辛格盛讚最大膽的威爾遜主義者：喬治·W.布什。他提出，小布什在伊拉克的“目標和抱負”“為他的國家增添榮耀，雖然美國政治生態無法接受他的某些想法”。小布什總統及其顧問們都是基辛格式的現實主義者，直到2001年9月11日發生轉變。恐怖襲擊推翻了他們的想法：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不可知論已經消亡。美國極易遭受來自失敗國家和獨裁國家意識形態所孕育的攻擊，因此，正如小布什在其連任講話中所説，“我們國家的自由，越來越維繫於其他地方的自由。”也就是説，互不干涉原則不僅在道德上説不過去，在戰略上也承受不起打擊。
小布什説中了嗎？還是説，推行世界自由民主是威爾遜主義的幻想，與美國國家利益不完全一致？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沒有輕易斷言。但在2001年出版的《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中，他簡要談及了推廣民主運動與人道主義干涉。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黯淡結局，以及“伊斯蘭國”軍隊的恐怖崛起，可沒有留給中東事務外交家們好臉色看。
美國如今不但面臨俄羅斯等傳統大國威脅，而且還有基地組織與“伊斯蘭國”等非國家形態的威脅，也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已是明日黃花。不過，鑑於世界事務如此棘手，“實際利益的永恆訴求”這種外交理念不啻為一種啓發。國務卿克里從一場危機奔向另一場危機，馬不停蹄地追逐那遙不可及的理念，何不停下腳步，傾聽箴言。
（本文2014年9月5日原刊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原標題：Book Review: ‘World Order’ by Henry Kissinger——The idea that history is tragic does not come naturally to Americans；觀察者網朱新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