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藍博洲新書《台共黨人的悲歌》發佈 講述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真相
“我書裏的這些台灣年輕人都是愛國的台灣人，都充滿了理想主義，他們家境都不錯，是台灣社會的精英，但他們同情底層羣眾，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為追求社會進步將生死置之度外。”藍博洲説，“他們都是愛國的台灣人，都希望結束內戰，實現祖國統一。”
9月14日，台灣作家藍博洲在北京台灣會館舉行新書《台共黨人的悲歌》發佈會。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台盟中央原主席張克輝、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出席發佈會。
該書講述了當年中共在台地下組織領導人張志忠、季澐夫婦及其子楊揚的生命故事，勾勒出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及其後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中台共黨人的悲壯羣像。這段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曾因政治禁忌被掩蓋，作者花費大量時間查閲檔案資料，探訪親歷者，從堆積如山的史料中重新建構歷史。該書初稿1994年即已完成，但作者在10多年間反覆修訂增補，於2012年才首次在台灣出版。
據考，張志忠1910年出生於台灣嘉義，14歲時赴廈門集美學校就讀。1932年，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於同年入黨，其後回台建立黨組織，因被檢舉而遭日本殖民當局逮捕。次年，他裝瘋得以脱獄，逃亡大陸。全面抗戰爆發後，張志忠被派往八路軍129師，從事對敵宣傳工作。抗戰勝利後，他於1946年返台，後任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武工部長。1949年底，張志忠夫婦被捕，在獄中堅貞不屈，直至犧牲。
汪暉：這部書讓“二二八”事件擺脱話語的扭曲
張克輝説，本書的出版十分有意義，台共黨人的鬥爭史是台灣歷史上不應忘記的重要一頁。藍博洲是“用雙腳寫作”的作家，建立在歷史真相上的作品會傳之久遠。
汪暉教授為該書作序《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他認為藍博洲的新著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著作，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灣現代史，其中貫穿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地民族民主運動等複雜線索，“藍博洲將自己的調查過程也帶入敍述，用張志忠和季澐的鬥爭和犧牲經歷為線索，串聯起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讓‘二二八’事件擺脱話語的扭曲，重返其歷史現場。”
在活動現場，汪暉教授也表示，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奔波於里巷墳頭、鄉村都市、台灣南北、海峽兩岸，過程可謂艱苦卓絕。通過這本書，讀者得以接近當年革命者的思想與精神世界，瞭解他們的生活與鬥爭，從而為理解20世紀中國革命史提供新的契機，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碰到了歷史，歷史改變了我。”藍博洲説，台共先輩們為了理想而獻出生命的精神震撼了他，使他走上了這條“打撈被遺忘的歷史”的寫作道路。他希望更多的兩岸青年能讀到這本書，瞭解台灣人民也曾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與革命鬥爭，瞭解台共也是台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藍博洲（資料圖）
台共志士郭琇琮改變藍博洲
1960年出生的藍博洲年少成名，28歲時創作《幌馬車之歌》，一時轟動台灣。但改變了藍博洲人生的卻是台灣革命志士郭琇琮。“寫了這麼多人，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郭琇琮。”
出身台北望族的郭琇琮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有着強烈中華民族意識的他曾因成立反日學生組織被捕判刑。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朽感到失望，青年領袖郭琇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0年5月，郭琇琮被捕，同年11月就遭殺害。
37年後，《人間》雜誌的年輕記者藍博洲偶然聽説了這個被隱匿了的傳奇故事，並“尋蹤”找到郭琇琮的遺孀。“老太太的敍述特別清晰，後來我才知道，郭琇琮犧牲前曾偷偷傳遞消息給妻子，要她若能活下來一定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將死的他竟連題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紀》。”藍博洲説。
這次採訪改變了藍博洲後來的人生。他告訴記者，老人説丈夫的遺言是“把我的屍體用火燒了，把骨灰撒在我所熱愛的這塊土地上，也許對老百姓種空心菜還有些幫助”。
“這給我極大的震撼！郭琇琮的生命之所以感人，並不是他轟轟烈烈的英雄事蹟，而是他對待生命的態度。我看到我們前面還有這樣的台灣人，有這樣無私的人格和理想主義。”藍博洲説，“那時，我就確定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之後的人生不做別的了，專心把郭琇琮這樣的台灣人一個個找出來。”
從此，藍博洲扎進濃霧遮罩的隱秘歷史，一路不輟。於是，他“遇見”了張志忠。
《台共黨人的悲歌》講述了當年中共在台地下組織領導人張志忠夫婦及其子楊揚的故事。藍博洲説：“張志忠45年短暫的一生典型地反映了這個時間跨度裏台灣人民追求進步的奮鬥史。”
“更重要的是，張志忠的生命並不孤立在台灣島內。”藍博洲認為，生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張志忠從年少參加中國反帝運動開始，一生的理想與實踐都飽含愛國主義，“體現了台灣與大陸的歷史聯結”。
據考，1924年，14歲的張志忠赴廈門集美學校就讀，參加了閩南學生聯合會並擔任刊物主編。1932年，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於同年入黨，其後回台建立黨組織，因被檢舉而遭日本殖民當局逮捕。次年，他裝瘋得以脱獄，逃亡大陸。全面抗戰爆發後，張志忠被派往八路軍129師，從事對敵宣傳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於1946年返台，後任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武工部長。1949年底，張志忠夫婦被捕，獄中始終堅貞理念，直至犧牲。
“我這本書裏寫的是張志忠個人及家庭的故事，更是台灣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亦是兩岸中國人命運與理想緊密相連的一段歷史。我想，這本書最大的意義是希望引領兩岸讀者深入瞭解歷史真相。”
“他們都是愛國的台灣人，希望祖國統一。‘獨’派扭曲歷史，拿前人鮮血作政治資產，何其可惡！”
台北市區東南，有一個叫“六張犁”的地方。山間連片的墓園裏“隱藏”着多處亂葬崗，裸露在坡地上的一截截石樁下埋葬着台灣白色恐怖時代的受難者。
藍博洲曾拍攝過一部紀錄片，將鏡頭對準了這片直至1993年方被意外發現的“歷史之墳”。30多年間，他“追蹤”的腳步遍及寶島，更延伸至大陸，藉由詳實的採訪與寫作，讓一個個高尚的魂靈“復活”於當下。
“我看到那些早亡的台灣青年愛國的熱血，我要將台灣那段歷史的真相一一出土！”藍博洲説。
“他們都是愛國的台灣人”
一路走來，寫下20多部著作，“非暢銷作家”藍博洲始終不改初衷。他的紀實文學作品讓一具具火熱的軀體從歷史深處走出，散發着青春、理想與愛，直搗人心。
《幌馬車之歌》裏，台灣客家青年鍾浩東和妻子跨越海峽回大陸參加抗戰，歷經烽火迎來民族勝利和家鄉光復。然而，充滿愛國情懷的他卻倒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槍口下。
《尋找祖國三千里》裏，留日台灣學子吳思漢穿越朝鮮半島和東北、華北淪陷區，歷險返回大陸投身抗日。1950年，馬場町刑場上，這個曾在鴨綠江邊喊出“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的年輕人身中三彈，生命定格在27歲。
“我書裏的這些台灣年輕人都充滿了理想主義，他們家境都不錯，從小接受較好的教育，是台灣社會的精英，但他們同情底層羣眾，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為追求社會進步將生死置之度外。”藍博洲説，“他們都是愛國的台灣人，都希望結束內戰，實現祖國統一。”
藍博洲曾帶記者回訪白色恐怖時代台灣“紅色青年”的“逃亡行跡”。站在來過不知多少次的田野工作據點，他説：“國民黨在台灣長期的反共教育曾讓人不敢碰觸那段歷史，而後來‘獨’派勢力和民進黨為操弄‘省籍’矛盾，肆意歪曲歷史，塑造出‘中國人屠殺台灣人’的假象。”
藍博洲清楚地瞭解，台灣白色恐怖時代的眾多受難者是不分“省籍”的，而他主要選擇以“本省籍”台灣人為寫作對象，正是要針對“獨”派史觀的扭曲與欺罔。
在“追蹤”寶島記憶的過程中，藍博洲始終堅持以中國歷史的大視野去關照、理解台灣所走過的不平凡歷程。
“認識台灣的歷史命運，應該上推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從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的‘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戰敗、乙未割台，台灣可視為列強侵華的起始點之一。”他説，正是在那樣的背景下，台灣人懷抱家國情懷開始尋找出路，產生出尋求進步的各種思想者和實踐者。由此，進而看待1947年的“
翻頁可見汪暉為《台共黨人的悲歌》作序《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 ——<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
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 ——《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
汪暉
藍博洲的寫作以報告文學（台灣學者稱為“報導文學”）和歷史調查為主要形式，訴諸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開的敍述是論辯性的，它同時針對了藍綠兩個陣營的主導敍述，即“台獨”敍述與國民黨的正統敍述及其變體。對於前者，他的立場是反對殖民統治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對於後者，他的立場是反對白色恐怖和專制統治的大眾民主的左翼運動。通過漫長的調查，在他的筆下，日據時代台灣民眾和革命者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戰後台灣民眾和革命者反對國民黨暴虐統治的鬥爭、“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左翼進步人士的奮鬥和犧牲，漸漸以具體可感、清晰真實的方式呈現於讀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間的連續與變化，又將這些連續與變化置於與中國革命及建國運動的關係之中，展開了一幅生生不息、廣闊深厚的歷史畫卷。
這幅畫卷的形成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台灣政治的鉅變是同步的，或者説，作者正是以此介入這場藍綠主導的、圍繞歷史觀而展開的戰爭。在這場歷史觀戰爭中，國民黨處於守勢，攫取了黨外運動領導權的民進黨則處於攻勢。在“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的口號之下，新台灣史寫作以省略和扭曲的敍述策略，遮蔽台灣左翼傳統的歷史脈絡及其對民主運動的歷史貢獻，重構台灣的悲情。這一扭曲的歷史脈絡對於台灣的新社會運動，尤其是新生代對於兩岸關係的歷史觀點和思想情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新的台灣史敍述是一個包含若干層次但並不複雜的敍述：最表層的部分是將台灣歷史無差別地視為殖民史，將民進黨上台前的台灣政權一概視為外來政權，並依次排列出西班牙、荷蘭、鄭成功、清朝、日本和中華民國的殖民地序列。
以這一“外來政權史”為框架，新的台灣史敍述又對這一歷史序列的內部關係進行重組：首先，通過抬高日本殖民統治（以及荷蘭殖民統治）的“文明程度”或“現代化水平”，將近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置於現代與傳統、文明與愚昧的對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優越感；其次，通過日本殖民統治與“二二八”事件的對比，實際上為“皇民化”開脱（即在對比的意義上將其合理化），進而將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懷舊”組織到“台獨”（也即區分於中國大陸，而與日本、美國主導的秩序相調和）的氛圍之中；第三，儘管存在少數對中國革命和革命中國持同情和理解態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義包裝冷戰與後冷戰的台灣政治結構，貶低中華人民共和國，切斷台灣社會與中國革命的歷史連帶，卻是台灣史敍述的主流。在台灣，以“共產主義”和“威權”概念指稱中國大陸，並以此掩蓋冷戰時代的台灣與美國帝國主義統治的宗主—殖民關係，是貫穿各主流派別政治修辭的共同語匯。
將台灣建構為“中國的他者”的客觀力量與其説是台灣島內的政治運動，毋寧説是兩個形態不同的統治秩序，即“二戰”結束前的日本殖民主義統治和“二戰”結束後，尤其是朝鮮戰爭爆發後形成的美國主導下的內戰冷戰體制。1954年簽訂的“《美中共同防禦條約》”，與美日、美菲協防條約性質一致，旨在以武力遏制中國、以條約規範台灣行為（如不允許主動進攻大陸）、以聯防形式阻止共產主義滲透，最終造成了台澎主權未定的格局。
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國單方面頒佈《與台灣關係法》，以國內法形式替代“《美中共同防禦條約》”，以維持兩岸對立和分隔的既定格局。“台灣人的命運由台灣人來決定”這一口號本來包含着反抗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內涵，但當這一口號被轉換為針對中國大陸的獨立運動時，其含義恰好與兩種帝國主義殖民統治造成的分隔局面相互呼應，從而以自治或獨立的名義鞏固了這一統治。由於不得不藉助於“中華民國”這個政治外殼，“台獨”運動和“獨台”政治一直在“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和“中華民國是台灣”等説法之間閃爍其詞。換句話説，當代語境中的所謂“台灣主體性”與現代台灣為擺脱台灣殖民性（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而言的後殖民性和對於美國帝國主義支配而言的新殖民性）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非但沒有歷史的聯繫，而且更是以割斷或扭曲這一聯繫為前提的，或者説是以台灣在美國冷戰體制中的戰略地位的轉變為契機，通過承認“雙戰”構造造成的地緣政治格局為前提的。如果台灣的自我定位是從冷戰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中國的他者”衍生而來，那麼，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將日本殖民統治和美國主導的霸權性區域體制合理化，就是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驟。
正由於此，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達到高潮的“台獨”新歷史觀必須以“遺忘”藍博洲所探尋的那段地底的歷史為前提。這是藍綠對立中的共識。從1895年《馬關條約》至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經歷了50年日本殖民統治。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為了從法理上和道德上肯定日本殖民統治與台灣自主地位的連續性，不惜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修訂為“日治”時期，並作為教科書的標準用法加以推廣，由此引發了台灣史研究中的“日治”時期與“日據”時期的命名之爭。從日本殖民統治的角度説，“日據”時期的台灣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1895年的乙未戰爭至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的第一時期，大致與殘酷鎮壓台灣民眾抵抗運動的武官總督時期相重疊；1915年西來庵事件（第一時期最後一次漢人的武力抵抗）至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時期，大致與日本從大正民主時期邁向法西斯軍國主義時期相重疊，在這一時期，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政策被概括為對台實行同化政策的所謂“內地延長主義”；1937年至1945年的第三時期，即“皇民化政策”時期；在這一時期，殖民當局取締自治性的社會運動、推進“皇民化政策”，以使台灣成為其“大東亞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後備基地。
但從台灣抗日運動的角度看，日本殖民時代的分期則有所不同。從1895年至1915年，台灣人民以各種形式對日本殖民統治進行武力反抗，其間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895年台灣保衞戰時期、1895年至1902年間由北部義勇軍起義延及中南部響應的游擊戰時期，1902年屏東林少貓事件至1915年西來庵事件所代表的零星抗日武裝起義時期。台灣人民在整個武力抵抗時期的犧牲總人數，至今仍眾説紛紜，但“日軍在台灣的殖民地征服戰爭戰死的人數，遠比甲午戰爭戰死的人為多。至於台灣同胞慘遭日本軍警屠殺的總人數，有學者據日方官書枱灣憲兵史、台灣警察沿革志累積統計，總數約近40萬人” 。這個數字遠超台灣史上（包括戰後）的族羣衝突受難總人數。1915年以降，台灣人民的武力抵抗並未終結，如1930年霧社事件就是台灣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里程碑，但伴隨日本殖民統治的鞏固，台灣漢人的抗日運動還是在西來庵事件之後由武力抵抗轉為文化抵抗。
面對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台灣的自治性社會運動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此起彼伏，蔣渭水（1891－1931年）是這一時期文化抵抗運動的領導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蔣早年學醫並關注中國革命運動，曾致電國際聯盟指控日本妨礙中華民國統一。1921年，他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在以林獻堂為代表的霧峯林家的資助下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倡導民權啓蒙運動；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後，蔣渭水成立了居於中派的台灣民眾黨。在蔣的左邊，是島內新興左翼奪得領導權的台灣文化協會；在蔣的右邊，則是與日本統治者妥協程度較高但仍追求台灣自治的林獻堂。1928年台灣共產黨於上海成立之後，先後奪取了島內台灣農民組合以及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蔣渭水也於1928年成立台灣工友總同盟，並在鬥爭中日漸激進、左傾。 與蔣渭水並肩抗日的許多革命志士，如廖進平、楊元丁、黃賜等，後來均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他的三子同時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蔣時欽遭國民黨當局通緝、流亡內地；與國民黨關係複雜的胞弟蔣渭川則列入捕殺名單，女喪子傷。
藍博洲的所有作品均深深地植根於這一時代背景之中，通過複雜微妙的人物關係，他串聯起台灣歷史的斷續脈絡。他的成名作《幌馬車之歌》從妻子蔣藴瑜（本名蔣碧玉）及兄弟、同伴的視角展開基隆高中校長鍾浩東（1915－1950年）的生命史。鍾具有雙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因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而被槍斃處決的中共黨員；另一重身份是蔣渭水的女婿、著名鄉土作家鍾理和的異母弟。鍾浩東年輕時不願效命於侵華日軍，為逃兵役而去日本求學，後於1940年攜妻奔赴大陸參加抗日，在廣東惠陽被誤為日本間諜而遭拘禁待決，幸得台灣抗日先賢丘逢甲之子、少將參議丘念台（1894－1967年）的救助，並加入他領導的國民黨第四戰區的東區服務隊，協助審問日本俘虜，從事敵前敵後的政治工作。1945年日本戰敗後，他們轉赴廣州，協助處理滯留廣州的台胞返鄉。這些台胞大多是被日本強徵入伍的軍人和醫護人員。鍾浩東夫婦等用台語和日語向他們解釋台灣歷史的演變及迴歸祖國後台胞均為中國國民的事實，安定其情緒。鍾浩東年輕時崇拜蔣介石，視之為抗日領袖，但思想上受“五四”影響，接觸社會主義學説，逐漸左傾,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二二八”事件後，他堅持地下鬥爭，並印行地下刊物《光明報》，“宣傳國共內戰的局勢發展，進行反帝的階級教育”，於1949年9月初被捕，1950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週年那天犧牲。
鍾浩東也是《悲歌》中的一個人物。1946年5月，正是張志忠批准了由台共黨人吳克泰擔任介紹人的鍾浩東入黨。相對於張志忠，鍾浩東只是這一複雜的共產黨人活動譜系中的一個相對邊緣的環節。作者所以慨嘆張志忠、季澐的“墳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而悲壯的台灣近現代史”，是因為這兩位歷史的失蹤者恰恰處於這個活動譜系的關鍵位置。在這個譜系中，我們可以找到翁澤生、王萬得、蔡孝乾、侯朝宗、秋山良照、李登輝、謝雪紅等各色人物，他們經由不同道路參與過中國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又在殘酷鬥爭的時代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奮鬥、犧牲、堅守、疏離、投降和背叛是描述這一時代不同政治選擇的基本語彙。張志忠和他們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軌跡，共同折射出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曲折、複雜的現代歷程。作者在書中已經對張志忠、季澐的生平事蹟做了詳細描述，但為了説明這一點，我還是參照其他資料，摘其大者略做勾勒，以顯示這一歷史脈絡的廣闊與深厚。
張志忠，1910年出生於日據下的台灣南部嘉義的一户赤貧農民家庭，1924年赴廈門集美學校就讀，參與了翁澤生等人建立的閩南學生聯合會，並擔任刊物主編。翁澤生（1903－1939年），台北人，先後就讀於集美學校以及瞿秋白、任弼時等早期共產黨人任教的上海大學，1925年參與“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1926年至1927年間在漳洲發展組織。1928年4月15日，他參與創建了以台籍中共黨員為主體的台灣地區共產黨組織即“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1932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秘書長。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並被移交給日本政府，送回台灣。他在獄中受盡酷刑，堅貞不屈，於1939年被折磨致死。
1926年至1927年，張志忠參與了無政府主義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活動，成為該組織嘉義地方負責人，並因此被日本當局逮捕。黑色青年聯盟領導人是王萬得（1903－1985年）、蔡孝乾（1908－1982年）。王萬得，台北人，1922年加入林獻堂、蔣渭水等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1927年在大陸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轉籍至台灣共產黨，1931年被選為台共常務委員兼書記長，同年被日本當局逮捕，入獄12年。“二二八”事件後逃往大陸。蔡孝乾，台灣彰化人，與翁澤生一樣，1924年在上海大學就讀，受到在該校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時等人的影響；1928年參與組織台灣共產黨，並擔任重要職務。1932年紅軍攻克漳州，經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介紹，蔡孝乾與許多台灣人一同前往江西革命根據地，他也是台共成員中唯一參加過長征的人物。1938年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1945年任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1946年7月返台工作；1950年初被捕後脱逃，第二次被捕後“自新”，引發著名的吳石、朱諶之案。
1932年，張志忠由侯朝宗介紹加入中國革命互濟會（赤色救援國際的中國支部）；又經王燈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入黨，並回台灣重建台共的黨組織。侯朝宗（1905－1968年），嘉義人，1926年至1927年投身農民運動，為台灣農民組合領導核心，後潛赴大陸進入國民黨系統任職。抗戰爆發後，他改名劉啓光，在“重慶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從事專職宣傳工作，後因表現突出被提拔為第三戰區少將兼中央設計委員會委員。1945年日本投降後，劉啓光出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及包括今桃園、新竹、苗栗三縣的新竹縣長；1946至1947年，他負責籌備華南商業銀行(由日據時期的株式會社華南銀行與台灣信託公司合併改組而來)，並出任董事長，由此成為台灣金融界的頭面人物。《悲歌》開篇敍述柏楊尋訪劉啓光，其根據便是後來被證實是張志忠、季澐兒子的楊揚自殺時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遺書。
也是在1932年，張志忠回台後因上海台灣反帝同盟“關係者”大檢舉的牽連而被捕關押，但未暴露黨員身份，得以在1933年用裝瘋的方式獲得假釋後脱逃。1939年張志忠在延安抗大受訓後，赴劉伯承部（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從事對敵宣傳，曾幫助秋山良照等日本戰俘學習進步理論。秋山良照，原日本第四十一師團士兵，在冀南堂邑地區的一次戰爭中受傷被俘。八路軍為其治傷，他還受到陳再道司令員、宋任窮政委的慰問。此後，他發起組織“覺醒聯盟冀南支部”（後改為“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冀南支部），並擔任書記。1942年，秋山良照帶領反戰同盟成員參加了八路軍在冀南地區的反掃蕩鬥爭，表現英勇，得到劉伯承司令員的高度評價。
1946年，張志忠秘密回台，並與謝雪紅、楊克煌、吳克泰等共產黨人建立了聯繫，指導其工作。經過對原有組織的合併和改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也就在這一年，張志忠批准由吳克泰介紹的李登輝加入共產黨。謝雪紅（1901－1970年），台灣彰化人，制帽工人出身，1925年在上海蔘加“五卅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8年,她在上海蔘與組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任中央候補委員。1945年10月，謝雪紅在台中組織人民協會等組織，後遭陳儀政府強迫解散。“二二八”事件中，謝雪紅在台中號召人民起義，攻佔台中警局及公賣局台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和“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並親自擔任總指揮。在她的領導下，起義者攻佔軍營及彈藥庫，為嘉義、虎尾等地的起義軍供應彈藥，並於3月6日組建著名的“二七部隊”，即“台灣民主聯軍”。起義失敗後，謝於1947年5月經上海逃至香港，組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並任主席。
“二二八”爆發之後，張志忠與許分一起前往東石，接管拘留所，釋放犯人，他通過以黃文輝為核心的外圍組織，組織嘉南地區自發的武裝羣眾組織。嘉義民眾對警察武裝實行繳械，並佔領市政府。張志忠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即“嘉南縱隊”，又稱“台灣自治聯軍”。1949年12月31日，張志忠被捕，堅貞不屈。1954年3月12日，“參謀總長”周至柔向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鴻鈞發出執行張志忠死刑的命令；3月16日，下午2時30分，張志忠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時年45歲。他的妻子季澐先於他在1950年11月被槍決。
《台共黨人的悲歌》延續了作者早期紀實性作品的文脈，在敍述上採用了文獻、口述與人物故事相互印證的形式，但與《幌馬車之歌》等作品相比，這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著作，它所要處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產黨人的活動及其歷史定位問題。不同於通常的歷史學著作，藍博洲將自己的調查過程也帶入敍述，用張志忠和季澐的鬥爭和犧牲經歷為線索，串聯起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讓“二二八”事件擺脱話語的扭曲，重返其歷史現場。作者顯然相信：這種謹慎的紀實文學敍述（但排斥虛構的）的形式，比通常的歷史學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現發掘和偵測歷史真相的艱難過程。這確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灣現代史，其中貫穿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地民族民主運動等複雜線索。作者的詳細勾勒和考訂清楚地説明：若抽去了這些複雜的線索，台灣現代史便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