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上合時代”的中印關係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天(17日)下午抵達印度總理莫迪老家，從這裏開啓對印度為期3天的訪問。這注定將是一次舉世矚目的訪問。同為巨型發展中國家，中印之間存在巨大的合作潛力與共同利益，然而長期以來兩國關係卻一直處於貌合神離、飄忽不定的狀態中。潛能如果不能被釋放就會永遠止步於潛能，如何將兩國在區域穩定、經濟發展、反恐安保、科教研發等方面的合作落到實處，真正使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協同進步卻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

剛剛結束的杜尚別峯會宣佈印度和巴基斯坦可能於2015年加入上合組織，區域合作面貌將會煥然一新，習近平主席此時出訪印度可能至此拉開中印關係的新時代的序幕，發出上合組織化解中印關係難題的先聲。

17日下午，習近平在印度總理莫迪陪同下訪問古吉拉特邦

歷史因素導致的中印“互信赤字”阻礙兩國合作

中印關係長期以來處於忽冷忽熱的不穩定狀態，造成這種狀態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兩國存在戰略判斷的偏差，導致互信嚴重缺失。一方面，中國認為當前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處理對印關係時也應體現了這一核心主題，主張中印應該深化各個方面的合作，尋找共享利益，將兩國合作潛力發揮到極致。另一方面，印度卻依然對外部世界戒心重重，視巴基斯坦、中國為安全威脅，因此不僅對深化對華合作持保留態度，還常常與日本、越南等國在領土糾紛問題上高調互動。在這種情況下，印度領導人對中國顯示出朝三暮四的一面就不足為奇了。

印度對中國嚴重的不信任，即“互信赤字”，主要來自歷史、現實和機制三個方面。

首先，對於印度來説，來自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脅關係到印度大部分國民的安全、領土完整和政治制度延續，屬於決定生死存亡的問題。處理與巴基斯坦的關係被印度視為頭等大事。然而，中國和巴基斯坦歷來保持全天候的密切聯繫，這就成了“互信赤字”的歷史原因之一。

1962年邊境戰爭之後，中國採取了傾向巴基斯坦的政策，中巴合作涉及多個方面，印度對此深懷疑慮。比如，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以後，印度認為中國事實上支持巴基斯坦對克什米爾地區的主權要求。在1965年印巴戰爭中，中國還曾以軍事壓力迫使印度在漫長的東側邊境布屬重兵，以緩解巴基斯坦在西側的軍事壓力，為巴在克什米爾方向創造優勢。雖然中國當時沒有發兵，但這種中巴從東西兩面合圍的形勢卻給印度的決策者們留下深刻印象。

印巴關係一直沒能全面提升，印度認為其安全環境還沒有改善，因此雖然中國對巴基斯坦“一邊倒”的情況已經結束，但深刻的歷史記憶還是使印度對中巴關係抱有戒心，擔心潛在的衝突爆發後中國會隨時倒向巴方。

其次，除去中巴合作以外，中印衝突也是“互信赤字”的重要歷史源頭。印度對中印衝突歷史的誤讀和曲解對當今印度決策者的影響不容小覷。比如1962年的邊境之戰，印度認為中國背信棄義，表面上宣稱“中印兄弟”，宣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實際上卻“以欺詐的手段對印度進行突然襲擊”。雖然與中方在“麥克馬洪線”問題上有嚴重分歧，印度卻沒有料到中方的堅定態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許多印度專家還認為中國能夠以氣吞山河之勢速戰速勝，恰恰“證明”中國打着外交解決糾紛的幌子，實際上卻對“入侵印度”早有預謀、精心準備。

時至今日，印方還常常不去反思其在指揮、裝備、士氣等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反而用“陰謀論”來解釋中國的速勝。比方説，居然有印方高官指出中國當前大力提倡的“擱置爭議”實際上是掩人耳目，為 “入侵印度”尋求時機。今年夏天，筆者與印度國防部防務戰略分析研究所學者進行研討，有印方學者居然援引《孫子兵法》中“兵者，詭道也”的論述，指責中國是一個視“欺詐為傳統”的國家。

  除去歷史原因，印度對中國的不信任還有現實原因。雖然都被稱為發展中大國，但印度與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相差巨大，並且差距還在不斷擴大中，可以説這種差距越大，印度就越忌憚中國。印度著名戰略學者拉吉·莫漢指出“中國的GDP和國防開支都是印度的四倍之多”，這個事實使印度不得不戒備中國。

此外，中國極為重視在邊疆地區推進基礎建設，將青藏鐵路延長到距印度不遠的重鎮日喀則，預留林芝鐵路延長線，翻修了溝通中巴兩國的喀喇崑崙公路，又在諸多入印河流上游修建水利水電設施。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方對軍事投資頻繁，卻長期漠視民用基礎設施建設，在貧窮的邊疆邦尤是如此。中國在邊界地區大搞基建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改善當地人民生活，然而印方卻總是做出“軍事化解讀”，認為中方正在為侵害印度進行長期準備。

8月15日，西藏拉薩至日喀則的拉日鐵路正式開通

可以看出，現實原因並不是中印“信任赤字”的本質原因：中方當下的舉動本質上都屬於中性，印方卻常常用“歷史經驗”加以曲解，因而得出中國威脅的結論。

除了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中印之間的“信任赤字”存在體制機制的源頭，屬於“體制問題”。如果説前兩者是由於印方對事實認識不清楚造成的曲解和誤會，那麼很多時候“體制問題”帶來的就是赤裸裸的歪曲，甚至污衊。

印度獨特的政黨選舉競爭體制、聯邦體制和錯綜複雜的部門關係使“中國威脅論”成為最廉價和方便的“萬能藉口”，被各種特殊的利益團體利用。在大選前，印度各個政黨紛紛渲染中國威脅，以塑造“國家利益捍衞者”的形象，贏得民族主義基本盤的選票；印度地方政府，尤其是靠近中印邊境的各邦將“中國威脅論”視為搖錢樹，因為他們越炒作“中國入侵”或“中國水資源作戰”，就能獲得越多的聯邦撥款和政策優惠；印度國防部和內政部等強力部門也需要強調“中國威脅論”來引起重視，贏得預算撥款和輿論支持。印度發達的媒體產業也常常為了博得眼球，發表出格的涉華言論，進一步擴大中印之間的“互信赤字”。

印度的體制問題也不是造成“歷史赤字”的核心原因：印度的政黨、地方、部門和媒體只是利用“中國威脅論”的眼球價值，一旦 “中國威脅論”本身沒有了市場，他們就難以通過炒作牟利。

釐清“互信赤字”的來龍去脈之後，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中印互信缺失的核心是印方擔心中國會以“戰略包圍”、“軍事入侵”等手段威脅印度的安全，這一擔憂的主要理由是歷史因素，即中巴關係和中印衝突。在“歷史創傷”的作用下，印度始終無法在雙邊交往中信任中國“和平”地“發展”的訴求，兩國合作難以全面鋪開。既然雙邊框架對於提升中印關係作用有限，涵蓋中印兩國的多邊框架就成為希望所在。

上合組織將緩解困擾中印關係多年的“信任赤字”問題

烏克蘭危機爆發、中日海上摩擦加劇，中俄兩國在東西兩個方向上都受到了西方陣營的擠壓，世界政治格局似乎重現兩極化的趨勢。中俄不僅加強了雙邊合作，兩國領導人在兩年之內見面達九次之多，同時也大力推廣以兩國為首的多邊合作框架，今年金磚國家集團、亞信機制、上海合作組織都取得顯著進展。

在這些中俄主導、排除西方影響的多邊合作機制中，印度是金磚國家集團和亞信機制的主要參與者，是上海合作組織的觀察員國。9月12日，上合組織成員國領導人在杜尚別簽署了《準成員國義務備忘錄》，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在2015年加入上合組織提供可能。若印度和巴基斯坦能夠加入上合組織，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形勢將會發生顯著變化——不僅中印之間的疑慮會得到緩解，中印俄之間還有望形成一個戰略三角，在經濟、政治、安全等方面互相支持。習近平主席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訪問印度無疑將開啓中印關係新的歷史篇章。

9月12日，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稱“歡迎符合標準國家加入上海合作組織”

在上合組織的框架下，中印“信任赤字”問題將會從多個方面得到緩解。首先，中俄、印俄兩對強關係將會影響中印這對弱關係。有俄羅斯作為“穩定器”，印度對“中國入侵”“包圍遏制”的疑慮會減弱；其次，上合組織的框架有助於中印之間解決邊境問題等現實爭端，促使兩國將敏感的邊境問題限制在技術層面，防止問題被政治化；第三，印巴兩國同時加入上合組織，有利於兩國解決反恐、阿富汗、邊境等問題，從而緩解印度關於中巴合圍印度的疑慮。

  今年一系列國際事件將中俄兩國推到了一起。中俄互信因而得到全方位、多層次的提高，此前多年未有起色的雙邊合作項目——中俄天然氣管道項目，中俄日本海港口項目，中俄大飛機計劃——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中俄漸行漸近也為中印關係發展打下基礎。其實俄羅斯早在2010年時就開始積極推動印度加入上合組織，然而中國對此卻不熱心。彼時中俄互信程度不及現在，而印俄關係卻極為穩固，因此中國擔心俄印聯手會使影響中國在上合組織中地位。現在中俄關系發展為可以和印俄關係相比的“強關係”，中國的擔憂就被大大緩解。

印俄關係一直是印度對外關係中最穩定的大國關係。五六十年代，蘇印友好關係不斷密切。1971年8月《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的簽署，標誌着兩國成為戰略盟友。至此，蘇印與美巴兩對相互制衡的雙邊關係正式形成。

當時印蘇結盟的歷史背景除了在南亞對抗美巴以外，就是兩國在遏制中國上有共同利益。蘇聯視印度為第三世界最密切的盟友，印度將前蘇聯看作其最可靠的安全後盾和外交支柱。蘇聯給予印度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對象國和最大的武器供應國。雖然冷戰結束以後印俄關係出現短暫冷淡，但俄印關係很快就因為規模巨大的武器貿易和類似戰略利益而回暖。可以説，俄印關係是一對“經受了歷史考驗”的強關係。

印俄關係、中俄關系的強勁發展為中印關係改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由於歷史原因，中印很難在雙邊的框架下解決“互信赤字”。一旦印度被納入上合組織的機制之內，中俄印事實上形成戰略三角的態勢，印度這種莫名的擔心將得到緩解。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中、印共同信任俄羅斯作為第三方，因此印度在考慮所謂中國“戰略欺詐”的問題時，不得不把俄羅斯因素也考慮進來。

在這種戰略三角的框架下，中國如果確實“欺詐”印度，就違反了上合組織的成員國協定，同時冒犯印、俄兩國；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幾乎不可能、也沒必要破壞來之不易的上合體系，同時冒犯印、俄兩個最大鄰國。如果印度明白這個道理，也就會大大打消對“中國威脅”的疑慮，緩解中印“互信赤字”。

未來的中印關係中，俄羅斯將是重要的一環，這一點現在已經初見端倪。在習近平行將對印進行訪問之際，中國駐印度大使人選卻發生了變化，原駐哈薩克斯坦大使樂玉成將接替魏葦上任。一般而言，中國駐外大使任期為2-4年，去年上任的魏葦任職還未滿2年，臨時換人意味着中印關係在方向上可能會出現明顯變化。

更意味深長的是，樂玉成是俄語專業畢業，長期從事俄羅斯、獨聯體研究。這不是樂玉成第一次被臨陣換上，2013年8月樂玉成在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斯坦前夕被調駐哈薩克斯坦大使。哈薩克斯坦是上合組織除中俄外的最大國家，在中俄關系中也極有分量。近年來俄、中、哈三邊互動頻繁，在大項目合作上碩果累累，堪稱典範，中哈石油管道、中國—中亞天然氣管 “渝新歐”國際貨運班列等項目進展順利。從此次調任樂玉成出任印度大使可以看出，俄羅斯因素會在中印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中哈密切的雙邊合作可能被當作中印合作的未來期許。

圖為樂玉成（左）9月11日下午向印度外交部禮賓司代司長安尼爾遞交國書副本（圖片來自駐印大使館網站）

在上合組織的框架下，不僅中印互信在戰略層面可以得到提升，在操作層面也會大大提高。無須諱言，中印之間存在邊界糾紛，這一問題目前屬於“處於隨時可激活的狀態”——在沒有最終劃定邊界、只有實際控制線的情況下，印度媒體、利益集團可以隨意放出“中國越境入侵多達百次”這樣駭人聽聞的新聞。

雖然中印兩國均把領土完整視為重要利益，且邊界問題一直非常敏感，但是中印兩國爭論邊界問題本身並沒有太大意義：首先，因糾紛面積實在太大，無論哪一方都難以做出實質性讓步，因此兩國在目前狀態下，維持實際控制線是常態。其次，中印多年以來已經事實上形成了一套政策框架，用來指導兩國實際應付邊境問題，而隔空爭論只能使問題政治化、情緒化。上合組織的前身“上海五國”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勘定中國與原蘇聯國家之間的邊境，彰顯睦鄰互信、平等協商。如果印度加入上合組織，針對邊境問題的炒作就可以被逐步約束和凍結：因為成員國之間不允許處於“軍事衝突狀態”，印方在宣稱所謂“中國入侵”時就必須三思，否則將承擔上合組織框架內的政治責任。杜絕惡意炒作，中印在邊境問題上的互信就會增加，為雙方最終解決勘定邊界奠定基礎。此外，上合組織對印度在達賴和西藏問題上的態度也有約束作用，有利中方打消疑慮。

如果印巴2015年同時加入上合組織，兩國長期對立狀態可能部分緩解，從而減少印度因為中巴關係而對中國產生的不信任情緒。除了傳統的克什米爾領土爭端以外，印巴尖鋭對立的重要問題就是 “跨境恐怖主義”。然而，上合組織各成員國之間目前合作最為密切，達成最多共識的正是打擊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暴力恐怖主義“三股勢力”。

可以期待的是，在上合的框架下，印巴問題可以被擺上桌面，受到多邊機制的約束，由多個成員國共擔責任協同解決，而非在印巴互不信任的情況下任其發酵，成為威脅整個區域的定時炸彈。此外，印巴在阿富汗問題上的競爭可以被置於上合組織的框架內，防止兩國在北約撤離以後進行惡性競爭。雖然印巴徹底和解不現實，但是如果兩國關係能局部緩解，逐步去敏感化，中國這個巴基斯坦的親密夥伴將在應對印度時獲得更大戰略空間和政策選擇。

中印將進入“上合時代”

印度和巴基斯坦有望於2015年加入上合組織，習近平此時訪問印度，標誌着兩國關係將進入新時代。此前雖然中印兩國在金磚集團、亞信機制上有密切的互動，但沒有解決戰略安全這一核心矛盾，糾纏兩國幾十年的“互信赤字”問題依舊突出。此次上合組織將為中印解決這個核心矛盾提供新的平台。在兩國戰略調高互信預期之際，習近平主席的訪問有望大力推進原先一直進展緩慢的安全合作、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基礎設施投資等關鍵合作領域。

  由於此前互信缺失，兩國合作關係不能順利發展，甚至被嚴重扭曲。中國對印的投資關係就非常能説明問題。雖然中國已經取代阿聯酋成為是印度最大貿易伙伴，但就投資而言，中國卻僅佔印度總存量的0.14%(2012-2013)，排在第31位，甚至落後於俄羅斯的對印投資。雙邊貿易量大説明兩國經濟部門互動頻繁，因此投資關係通常比較密切。中國對印投資額與貿易額比例嚴重失調説明中方投資行為被扭曲。印方的邏輯是“安全”高於“發展”：即使中國能提供最優質廉價的服務和產品，也不應讓中國以投資的方式涉足印度經濟命脈，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

有趣的是，基礎設施正是印度經濟發展面臨的瓶頸。薄弱的基礎設施導致實體經濟發展滯後，最終引發就業不足和税源緊縮兩方面的問題。因此，印度政府估計其未來10年需要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用來緩解其國內孱弱的道路交通、電力系統、供水系統以及港口設施。這些投資是把印度充足的人力資源、巨大的國內市場和獨特的區位生產優勢轉化為經濟實力的關鍵。

落後的基礎設施和增長的發展需求是印度經濟當前的主要矛盾，中國恰恰在基建領域不僅有成熟的技術，還有產能和資金可供投資。此前，這對供求關係被“互信赤字”扭曲，而今由於印度有望加入上合組織，互信問題將極大緩解。可以期待，雙方有關高鐵、海港、工業園投資合作極有可能在此次訪問中被提上日程。

另一個例子是區域合作。雖然中國倡導共同發展和貿易便利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印緬孟經濟走廊”與印度的“東向政策”在內容上頗為相似，但兩國卻難以切實推進這類互惠互利的區域合作。雖然中國的資金、技術、市場活力能為整個南亞區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大加貢獻，但是印度擔憂中國對南亞-印度洋諸國的影響力會危及印度利益，削弱印度的區域主導的地位。針對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印度常常拋出“珍珠鏈”理論，聲稱中國企圖在印度洋上組成遏制印度的戰略包圍圈。對於“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印度認為中國從孟加拉國進入印度東北部（包括印控中國藏南地區的）等於引狼入室，不僅將有邊境爭議的敏感地區暴露給中國，還可能使其境內的區域分裂勢力（比如阿薩姆獨立運動）獲得中國掩護。

造成區域合作推進遲緩的核心原因就是中印“互信赤字”問題。此次習近平在兩國調高互信的關鍵時刻訪問印度，可以期待中印將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印緬孟經濟走廊”等擱置已久的項目上有所作為。

如果印度不再視中國為戰略安全威脅，務實的莫迪沒有理由拒絕中國伸出的“和平”、“發展”的橄欖枝，中印關係將大有可為

在上合組織框架下，印度應當看到雖然中亞地區、蒙古國受俄羅斯影響，但中國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則推進“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等區域合作項目沒有犧牲俄羅斯的利益，相反中國尊重俄羅斯並將其融入合作之中，使各成員國發揮互補優勢、各司其職。印度和巴基斯坦被納入上合體系之後，中國可以沿用“中亞模式”在南亞地區推進區域一體化，將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緬甸、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等國帶入發展快車道。

“經濟為先”和“民族主義”是印度新總理莫迪身上兩個最明顯的標籤。難能可貴的是，莫迪認識到經濟發展才實現民族復興和大國抱負的根本手段。如果印度不再視中國為戰略安全威脅，務實的莫迪沒有理由拒絕中國伸出的“和平”、“發展”的橄欖枝，中印關係將大有可為。需要指出的是，中印關係情況複雜、印度政壇弔詭多變、美日也不會放任印度倒向中俄，因此在樂見中印關係改善的同時，也要做好印度不能達到合作預期的準備。無論如何，習近平主席此次訪問印都將發出中印“上合時代”的先聲，拉開兩國關係進入新世代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