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假手韓國示好中國?三國高層會議現場觀察
三國新政府上台以來,中日韓之間讓人捉摸不透的三邊關係呈現着詭異的冰火三角形:中韓之間自由貿易協定進展神速,首腦多次見面互訪,歷史問題被相對温柔地繞過。而軍隊之間的高層交流,海上空域、海域的識別劃分、漁業糾紛的處理等等問題,放在十年以前,拿出任何一個都要頗費周章。牽涉全盤的複雜問題,如今兩年多里一個接一個地順利解決,不能不説是高層充分互信起到了重要作用。
反觀日本和中國的關係,則讓人憂慮而費解。日本安倍內閣一方面對華採取強硬態度而且極力靠近美國,導致中日雙方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交流都幾乎陷入停頓,但同時在國內使用短期刺激市場的“安倍經濟學”,勉力將支持率託在高位。
韓日雙邊關係相對少有人注意,但考慮到朝鮮和日本近期的頻繁互動,韓國在台面之下應該做了不少工作。畢竟事關國家民族統一,不可能完全假手於人。
剛剛結束的第九次中韓日高層會談(副外長級)就是三國關係的有趣映照,筆者有幸現場感受了中日韓之間的微妙關係。

中韓日高層會談(副外長級)代表握手(作者供圖)
首先,三國代表的身份本身就十分值得關注。
韓國派出了外交部次官補李京秀,李1981年考入當時的韓國外務部,歷任外務部東南亞課長、改組後的外交通商部亞洲太平洋局審議官、南亞太平洋局局長、韓國駐柬埔寨大使、駐日本公使。在朴槿惠再次改組外交部後,出任外交部次官補(即部長助理)。這一輪的三方會談前,李京秀曾經分別在北京、首爾、東盟會議等場合多次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舉行會晤,特別是劉振民今年2月訪問朝鮮之後曾直接飛赴韓國進行訪問時,也由李京秀負責接洽。
日本派出的是外務省負責政務的外務審議官杉山晉輔,杉山1957年出生,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法學部,1977年入職日本外務省,歷任政務企畫官,政策課長,條約局條約課長,2000年曾短暫出任日本駐韓國公使,之後累遷至亞洲大洋洲局局長,外務審議官。在安倍晉三之前的野田佳彥內閣時期,杉山晉輔是當時的日本外務相玄葉光一郎的得力助手,中日釣魚島危機方興未艾之時,杉山就曾經多次充當信使,來往於兩國之間。他還曾替玄葉敲打時任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原因是丹羽認為“石原(慎太郎)君的(釣魚島)國有化計劃將給中日帶來一場大危機,使幾十年的努力付諸東流”,而這一立場與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場相左。
中國派出的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也是一位法學出身的專家型官員。劉歷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隨員、三秘,2003年任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2006年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副代表、特命全權大使。2009年升任外交部部長助理。2011年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代表、特命全權大使。2013年升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2014年2月,劉振民曾率團訪問朝鮮,是朝鮮處決張成澤後赴朝進行正式訪問的級別最高的中國外交官員。而他在訪問平壤之後直接飛赴首爾,也開創了中國半島外交史上的一個先例。當時劉振民在首爾會晤了韓國外交部長官尹炳世和統一部長官柳吉在,相信為朝韓之間的溝通,以及向兩國直接傳達中國的立場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李京秀和劉振民(左)(作者供圖)
三位副外長級官員可以説都是亞洲專家,同時還擔負着各自國家區內高級協調人的角色。三人曾在2013年年末舉行會議,但當時環境使然,會議純粹是維持已經議定的程序,並沒有任何成果。實際上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中日韓正式簽署投資協定,並同意啓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之後,三方並沒有再進行有實質意義的首腦級或者外長級會談,目前三方合作雖然仍然比較活躍,但多是執行既定協議,或是進行民間、學術方面的文化交流。
韓國希望促成日中和好,以加強韓國的戰略價值,同時推進自貿協定等經濟合作的進展,日本希望通過韓國向中國傳達恢復正常對話的意願,以修復與中國交惡帶來的政治經濟影響,中國應該算是三個國家中最沒有包袱的參與國,畢竟中韓之間首腦會談,協商交流進展十分順暢,海疆劃界、漁業糾紛也都不算迫在眉睫的重大課題。
在三方正式會談之前,李京秀單獨會見了劉振民,李首先表示習近平在訪問韓國時,是“走親戚”式的訪問,希望中方這次也能和韓方一起,繼續發揮兩國首腦創造的良好氣氛,劉則回應中方也希望能夠落實好兩國首腦已經議定的協議,並且進一步推進加深兩國的經貿合作。但也表示,“與中韓日三國關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韓關係在過去幾年來得到了快速發展,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韓日三邊合作受到了一些干擾,這不是中方願意看到的,相信也不是韓方願意看到的。”

高層圓桌會(作者供圖)
韓國方面為三方會談如此奔忙相當主要的動力就是經濟原因。中日建交41年雙邊年貿易額3125.5億美元,中韓建交22年,雙邊年貿易額2742.5億美元,按照現在的狀況,五年內中韓貿易額必將超過中日貿易額,但韓國的GDP總量只有日本的1/5不到,韓國受中國市場的優惠之大可見一斑。
不僅僅是巨大的貿易紅利,中國市場如此豐富和巨大,對於周邊國家經濟而言實在是一塊太美味的蛋糕。2014年1月至7月,中國大陸赴日遊客累計達129.03萬人,比去年同期增加90.8%。月訪日人數連續11個月同比增長,同時間段內訪韓中國遊客人數累計達到336.16萬人,同比增加了45.8%。即便如此,這也只是2013年中國公民出境遊總人數9819萬人次的一個零頭。中日交惡,日本還能得到如此巨大的經濟利益,中韓關係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所説“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韓國又怎麼會甘心居於日本之後。

中日韓高層會談(副外長級)會談現場(作者供圖)
日本的想法則更為務實一些,由於外交摩擦,中日兩國之間的正式高層對話基本中斷,兩國外交往來也處於半停滯狀態,杉山晉輔在正式會議開場前、韓國外交部長官尹炳世會見三位代表的小會上就表示,此行是希望能夠促成三邊合作“正常化”,這一表述在之後的正式會議和記者會見中也多次被提到。畢竟東亞三國各自的國際定位有所不同,參與的國際組織不同,合適的對話場合並不好找。中韓日高層官員的三方會議,恐怕是最有可能取得外交進展的舞台。
按照以往慣例,中日韓三國一般借每年5月上旬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之際舉行財長會議。2013年因日本副首相兼財務相麻生太郎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韓兩國強烈不滿,會議被取消。2014年5月則因為韓國財長要留在國內處理世越號沉船事故無法脱身,所以也沒有按期進行會晤。也就是説自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以來,中日韓財長會一直沒有召開過。

中日韓參加的主要國際組織,求同存異有很大的空間
《日本經濟新聞》16日評論説,日本考慮以此次會議為契機,使陷入停滯的日中及日韓金融合作再度得以推進。日中方面,作為金融合作的一環,雙方此前就日本購買中國國債達成共識,但至今已過去2年多仍未能實現。三國之後在財長會聲明中果然表示,“有必要進行經濟和金融合作以維持地區穩定和持續發展。我們認為全球經濟復甦趨勢仍存,但不平衡和下行風險仍存”。雖然不可能一舉“破冰”,但這也不失為積極信號。
在19日財長會晤當天,安倍晉三還通過前首相森喜朗之手,向韓國總統朴槿惠遞交了親筆信。森喜朗目前正以2020年東京奧運會組委會委員長的身份訪問韓國,出席仁川亞運會的開幕式。安倍親筆信的主要內容沒有對外披露,但相信是向朴槿惠表達了希望進行首腦會談改善日韓兩國關係的意願。(韓聯社相關報道)
實際上最近一段時間,日本不斷對中韓釋出“善意”。日本自民黨幹事長谷垣禎一9月16日表示,沒有必要對承認日軍曾經強徵慰安婦的“河野談話”進行修改。此前,日本自民黨政務調查會8月21日曾做出決定,要求政府在二戰結束70週年的2015年,發表替代“河野談話”的新的官房長官談話。該決議引起中韓憂慮。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6日在自民黨岸田派研修會上,提及前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時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等事蹟,展現有意改善日本與中韓關係的姿態。他説:“在兩國關係上,前輩們頂住激進言論和壓力,揮灑了汗水。我們也要好好努力。”關於主權和歷史認識問題,岸田稱,“在輿論容易升級的問題上,若政治家也一起揮舞拳頭的話,關係就穩定不了”。
日本也好,韓國也好,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和競爭都是出於各自國家利益的考量,中日之間的矛盾並非因為“政治家揮拳頭”而來,當然也不會因為“前輩的言論和汗水”就瓦解冰消。同樣,中韓之間的蜜月並不是沒有天花板,三國共同面對的歷史問題,軍事摩擦問題,半島核問題仍然沒有任何解決的契機和跡象,而且這些問題很難通過先民後官的蠶食方式來淡化和緩解。維持現有的良好局面,坦率地表明立場,等待一個更為合適的時機,恐怕是現在的最優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