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雜誌關注雲南魯甸地震 《震後派出所》

今年8月，雲南魯甸縣發生6.5級地震，龍頭山鎮派出所3位民警和1位輔警遇難。這讓原本就警力緊張的派出所，雪上加霜。除了處理零星幾起刑事案件，大部分警力都投入到幫助羣眾辦證、維護羣眾財產等等家長裏短的瑣事中。5位民警和若干位輔警要幫助6萬名百姓度過難關，“萬事才開頭哇。”龍頭山派出所副所長常超説。

以下為《人物》文章《震後派出所》(作者：姚璐、雷斐然）

8月3號這天特別熱，有人約龍頭山鎮派出所的輔警常禮煥去吃涼粉，她看了看外頭毒辣的日頭，行人都沒幾個，擺擺手拒絕了。下午4點半，地震突如其來，“像原子彈爆炸一樣”、“像世界大戰飛機轟炸一樣”襲來，龍頭山鎮派出所—那棟建於28年前的2層綠色辦公樓被狠狠地擊垮，一樓和二樓下陷，3位民警、2位輔警、2名辦事羣眾一起被埋進地底。

龍頭山派出所副所長常超晚上7點從魯甸縣城趕到派出所，眼前景象，“一片廢墟，全塌了”，用不着開着警車去災難現場了，這裏就是災難現場。四周亂哄哄的，被埋者家屬在哭泣，武警官兵在挖人，他的同事常禮煥在廢墟內哭着求救，用一本《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往外撥拉碎石。

“沒有空去多想”，常超對《人物》記者回憶，他和同事們直接把手伸進廢墟里，清理碎石，開始挖人。挖了2個多小時，救出了常禮煥和2名辦事羣眾。凌晨，下起大雨，大家又冒着雨挖了一宿，直到第二天上午帶着生命探測儀的部隊趕到，“廢墟下已經沒有任何生命跡象”，大家才面對面哭了起來，包括所長在內的3名民警和1名輔警確認殞命，“那時候真的感覺，人死了，你一了百了，但是活着的人就惱火了。”常超説。

常超臉膛黑黑的，3年前，從部隊退伍來到龍頭山派出所工作，因為工作時間不規律，胖了30斤。他做事雷厲風行、語速極快，29歲就當上副所長。龍頭山鎮是個近6萬人口的大鎮子，平日警力就緊張，8名民警管轄11個行政村，一個月前，派出所剛遭遇了一場“硬戰”，龍頭山鎮發生了泥石流，常超記得，“一接起電話來，豬、牛、羊、馬，哭哭啼啼，就説這個房子衝了，現在怎麼辦這些，要求我們處理，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的。”半個月後，這個地方又發生了塌方，他們又趕到現場，控制秩序、劃出安全區域、等待救援，最後，每個人都精疲力盡了。

震後第二天臨近中午，幾名遇難民警的屍體挖出來。“有個喜歡打籃球，我叫他的妻子找個籃球燒給他。有個他女朋友跟他是從初中到大學一直戀愛，10年了，要結婚了，哭成什麼樣，差點哭昏死。”常超和記者説着説着就哽咽了。震前，派出所的8個民警一週5天吃住都在派出所，大家年紀相仿，脾氣也合得來。

現在，加上常超，龍頭山派出所只剩下5個民警了，悲傷暫時收斂，他們要立刻開始搶救派出所的重要物資。最先救出的是一個深綠色的槍櫃，平日，民警攜帶的手槍就鎖在槍櫃裏，需要同時使用兩把由不同的人保管的鑰匙才能打開這個櫃子。槍櫃被轉交給了縣治安大隊帶回縣局，地震發生後，民警不能再配槍了，“關鍵你配槍你要找到保管的地方，（地震後）你不安全，那些槍支一流失你就惱火了。”常超解釋説。

派出所的廢墟上如今散落着常住人口登記表、檔案袋、保險櫃、户口簿，可以看出派出所的兩大日常工作之一—“管理户口”和“基層治安”。震後，龍頭山鎮派出所的主要任務依然是這兩項，只是現在，治安秩序完全混亂，災民無家可歸，雖然政府、軍隊、醫療部門全都入駐小鎮，但老百姓習慣於“有困難，找警察”，工作量無窮倍疊加。不斷打進的電話，不斷來諮詢的百姓使常超和他的同事們“根本沒有一個宣泄的時間”，常超覺得自己很殘忍，“身邊的弟兄不在了，我們只是在百忙之中，真的是百忙之中，給他們燒點紙錢”。

8月5日，常超和同事們在龍頭山鎮主街道旁搭起了一個12平方米的帳篷，8月9日，帳篷又變成了3間板房。沒有選擇建在指揮部是因為—“在路邊方便老百姓看見”，這很快造成了周邊路段的擁堵，老百姓在臨時派出所外排起了長隊。震後的10天時間裏，這裏一共接到了刑事警情8起（盜竊7起，冒充軍人詐騙1起），糾紛5起，求助276起，諮詢6878起。

這個曾經依山傍水的清秀小鎮也變得一片狼藉，各個村社都把玉米稈軋倒，災民住進了玉米地裏扎的帳篷。集鎮上僅有的兩條主街道上，商鋪大敞着門，雜貨散落一地，一些小混混趁機偷雞摸狗，雜貨鋪裏的啤酒都被喝光了。常超嘆了口氣説，“因為涉及到一些未成年人，又是初次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不能處理那些，都是要勸，你給他做工作。”有些時候他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鎮上有一家鞋店沒人看着，“有的老百姓進去拿一雙穿，可能真的是沒鞋子穿，想買也沒地方付錢”。

“複雜得很。”常超説，地震之後，龍頭山鎮不少人“來行騙、來偷、來發國難財”。

8月14日，一個自稱“救災專家”的中年男人在鎮上四處溜達，他穿着一件白T恤，自己用中性筆在衣服上寫滿了字，“近幾年的汶川地震、彝良地震，各大洪災、泥石流災害，損失這麼嚴重，就是因為沒用我的設備”，他的設備是一套排污水處理系統，他可以先畫圖紙，畫出圖紙來然後就可以製造了，然而這套系統是要收費的。有人去派出所反映，當天辦案的民警崔華超去了解了情況，看這個人高談闊論又兩手空空，覺得“他可能神經也有問題”，“但是也沒騙着錢”，保險起見，開着警車把他遣送到了魯甸縣城。

讓常超憤慨的、也是唯一一件真正的案子是一個詐騙案。一個四川男人，包了一輛摩托車來了龍頭山鎮，他找到鎮政府的臨時辦公點，説自己是來支援的軍人，家裏有急事需要趕回去，沒有路費，想來借點錢。鎮政府的職工一聽，“挺敬佩他”，當即決定個人給他拿400塊錢。在場的另一個人警覺一些，問他要證件，他拿不出來。

常超接警之後趕了過去，一查證件，確認了這是個騙子。在押送縣看守所的車上，軍人出身的他憤憤不平，把這個人説了一通：“你這是影響老百姓對軍人的信任，你在這種大災大難面前來發這種國難財，我覺得羞愧！”這個人被判了最嚴重的行政拘留20天，本來行政拘留只可以拘留15天，“但是他有兩種違法行為，冒充軍警人員、詐騙，採取合併處理。”

老百姓報案的也不少，地震頭幾天多是報“聯繫不上親人”，之後主要是報“財產損失”。19歲的鄧榮朵9月就要去上大學了，她擱在帳篷枕頭底下的2萬元學費卻找不到了，一想安置點人又多又雜，肯定是被偷了，她慌慌張張地打電話報警。派出所指導員楊崇銀立刻出了警，“先叫她仔細找一下”，“很快在牀腳那邊找到了”，錢就裝在一個塑料袋裏。那幾天，派出所印發温馨提示，其中一條就是“不要把貴重物品放在帳篷裏”，楊崇銀想着，“剛好做個宣傳”，“我們又帶着人過來鎮上，幫她開了一個農行的卡，把現金存到卡里。”還有一天過了午夜，常超都已經躺在板房派出所那張臨時行軍牀上休息了，有村民打電話來，説自家的耕牛被偷了，一頭耕牛價值近萬元，派出所立刻出警，叫上熟悉山路的村社幹部一起，在黑天裏打着手電找了兩個小時，發現是耕牛自己走失到山坳裏了。還有報警8只山羊被盜，那時候震後山路不通，民警得走六七個小時才能進山，但這些看似小到瑣碎的事情在山區也是頂天的大事，“一頭豬、羊、牛，是他們僅有的財產，有些牲口比他們生命還重要。”

也有號稱自家液晶電視被盜的，“房子成了廢墟，其實不知道是被盜了還是被埋了”。鎮上一家百貨商店老闆報警，説地震後，自家店裏的礦泉水、茶葉、啤酒、被子都被現場人員拿走了，“造成了數十萬元的損失”。大家都不相信，覺得這個人是想趁混亂多報一點損失，“怎麼可能在門店裏放這麼多錢存貨呢”，《警情通報》上，數十萬元損失前面加了“自稱”兩字，這還得等待拿到進貨單一點點核實。

最多的還是糾紛，常超説到這語氣就有點煩躁，“因為分點被子這些救災物資（覺得不公平），加上本來平時有矛盾的，發生大災情，心裏也難過，牲口、豬這些跑在他家門口，他們藉此機會就罵，罵那個豬，比雞罵狗嘛，實際就是在罵對方。那麼對方就聽得出含義，聽出含義肯定就會回嘴。一回嘴雙方就要吵架，一吵自然肯定就幹上了。”有村民報警，説沒分到東西，“我打電話給村支書，通過了解，他已經領了油了，領了泡麪了，領了米了，他就騙我們，後來打電話給他批評”，常超鄙夷地評價：“他就是自私！”

在這個大山深處的鎮子，地震後，看似發生的瑣事其實都是長年累月的家長裏短，常超和他的同事，幾個大老爺們，説起調解勸架條條是道，“你有道理，他也沒錯”，“退一步海闊天空”。過去，這個地區大案很少，3年，兇殺案發生了兩起，常超繪聲繪色地講起了去年一起姦殺案，殺人者竟然就是死者葬禮的主事人—複雜的破案過程，當然會帶來工作的成就感，但這樣的機會不會太多，處理瑣事是最主要的。

震後一週，瑣事越來越多：生病了要急救車、發現了一具腐屍、應該去哪裏辦XX證，龍頭山鎮派出所得一一處理，生病的給120打過去；腐屍要去確認是地震死亡還是其他非正常死亡，請消防部門去處理屍體；辦證指引是無時無刻不在做。常超接受《人物》記者採訪時是深夜10點，他中途接了個電話，是翠屏村的一匹馬死了。他馬上打電話給村社幹部，確定馬是不是死於疫情，如果是的話，要再聯繫防疫部門，還要組織村民挖一個深坑，掩埋這匹死去的馬。

地震之後，不少上級領導來視察“艱難重建的派出所”，“你要介紹，派出所在哪裏，要陪着領導，你要找點飯給他們吃，找點泡麪，什麼都要操心，一天都有人在那裏吩咐你工作，一天都有人來找你辦事”，常超覺得累極了，“派出所的工作就是當兵的工作，沒有朋友，沒有家人”，他的家安在魯甸縣城，地震後妻子帶着女兒在家，他一天連電話都沒空往家裏打，“只能説理解萬歲。”

唯一的户籍民警吳朝芬從早到晚地坐在板房派出所，給人辦證。“辦身份證、户口本是免費的；落户要的證件就是户口簿、結婚證、出生醫學證明；補辦身份證，任何證件都不需要”—這句話所有民警、輔警都會背，一天得説幾十遍。地震頭幾天，每天有五六千人來窗口諮詢、辦證，吳朝芬戴個口罩，聲音極度疲憊。

“有的人非要在這辦結婚證，那是在民政部門辦的”，還有的人錯過了叫號非要插隊，碰上那些不講理的，吳朝芬氣極了也發火—“你往後站，下一個人過來！”

還有好多人是來辦死亡證明的，一個男人來給3個娃兒開死亡證明，“一次性註銷3個户口”，吳朝芬自己的孩子快3歲，看一臉悲傷的農民拿着火化證，辦好死亡證明才能領到撫卹金，她心裏也“堵得難受”。

甘家寨子是此次地震最慘烈的村落，山體滑坡將一個村子全部掩埋，50多人隨着一個村子消失了，8月8日，村裏有威望的長者召集倖存者開了會，決定放棄搜救，只希望政府以後立一塊碑紀念這些亡靈。這些人的死亡證明還辦不下來，只能先算作失蹤人口，等到法院出具證明才行。

有一些“頭腦靈活的村民”，過來派出所辦理分户，他們聽説地震以後的物資發放和重建方案都是按户頭來處理的。但是政府已經有了通知，災後重建工作，8月3日以後落的户頭不算，以地震前的數據為準。

每個人都明白，接下來的兩三年，面臨災後重建物資的分配，那才是最艱難的時期，“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矛盾”。常超以當地的一句諺語比喻他和同事們現在的狀態“苦蕎粑粑沒動邊”。苦蕎粑粑是當地一種餅子，味道極苦，“才吃的時候你就不吃，以後還得吃好多呢，萬事才開頭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