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和平10年反轉基因輿論戰：被轉化成立場之爭
今日（23日），時代週報發表題為“綠色和平10年反轉基因輿論戰：被轉化成立場之爭”的文章，梳理這一非政府組織在中國轉基因作物商業化過程中引發的多次爭議。作者崔烜、費麗婷、劉巍、李尋菲、何思韻。以下為全文：
8月17日，中國僅有的兩個轉基因水稻作物“華恢1號”和“Bt汕優63”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證書到期，至今未獲得續期的批覆。
此前的七月初，從事轉基因動物研究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寧因涉嫌科研經費貪腐被吉林省檢察院帶走調查。
據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對外介紹，2013年開始，國家對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經費投入已經從最高峯時的二三十億元縮減至四億元。
數年來，中國的轉基因研究專家們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壓力。不少轉基因科學研究者將目前的困境歸咎於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及其引導出來的反轉基因輿論。
“總的來説，是延緩了中國轉基因研究的步伐，本來在這個領域我們與國際先進水平相差不大，但因為看不到商業化的前景，目前和國際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院副院長嚴建兵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這樣説道。
嚴建兵今年4月最先披露了綠色和平在海南“南繁基地”的“盜種”事件，此後，華中農業大學的轉基因專家們發動了一次對綠色和平輿論反擊戰。面對 “反轉”攻勢，華中農業大學此前從未直接回應。
2004年，綠色和平首次發表反對中國推廣轉基因主糧的調查報告，至今十年。
十年間，轉基因作物從一個屬於專業領域的科學話題變成一個家喻户曉的公共議題。
2012年，綠色和平中國一度在其內部簡報中宣稱，在阻止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持久戰中已取得勝利。
但實際上，勝利者並不是綠色和平。轉基因的議題越來越多被轉化成立場之爭，而綠色和平，則因“無國界”的身份顯得愈發尷尬。
無政府組織“綠色和平”10年反轉基因輿論戰：被轉化成立場之爭
一場不期而遇
從事了16年環保活動的賴芸説，從沒想到自己會這樣尷尬地捲入一場輿論漩渦之中。
接受記者專訪時，綠色和平中國有毒污染項目主任賴芸剛剛見證了自己孩子的出生，在香港粉嶺，賴芸首次詳細講述了“盜種”事件的經過。
“我去是幫忙做調研，我不管這些項目。”賴芸説。
2014年4月11日，賴芸得知海南陵水有轉基因水稻種植，就趕往當地。
“當時是在去找武漢大學的基地，碰上了一些老師和同學，就問了下路，後來我問他們那是什麼地方，他們説是華中農業大學的育種基地。”從武漢大學育種基地出來後，他們決定到華中農大的基地再取一次樣——華中農大長期研究轉基因水稻，水稻田的規模遠比武漢大學的基地要大。
賴芸稱“採樣點在華中農大圍牆的外面”。當時天已黑透，取完樣之後，賴芸兩人被華中農大師生圍住了。賴回憶説，後來氣氛有所緩和，交換了水稻樣本之後，他與同事離開了陵水。
記者曾就賴芸講述的內容與該育種基地主管張慶路核實，但張慶路以學校禁止為由拒絕了採訪。
幾天後，賴芸成了媒體上“被抓獲的盜種分子”。
對嚴建兵等人來説，這是一次難得的勝利，他們首次從輿論上壓制了對手。
“2000年之前，轉基因還是一個非常高大上的事情，科學家把研究轉基因當做一種尖端技術，以此為榮。而現在很多科學家都避談轉基因。這個過程中綠色和平等組織‘功不可沒’。”嚴建兵説。
綠色和平組織人士賴芸在微博上辯稱“在華中農大的實驗基地進行了實地暗訪”
用輿論戰發起挑戰
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項目總監馬天傑並不認同“綠色和平帶入反轉基因輿論”的觀點。
“作為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關注轉基因作物這個很具爭議的環境議題。21世紀初，綠色和平認為，既然中國在世界農業貿易的版圖中角色越來越重要，轉基因作物在中國市場的反應，必將對整個世界的農業產生深刻的影響。”馬天傑對時代週報記者解釋，“並不是綠色和平把轉基因議題帶入中國，而是中國的重要性把中國帶入了這個在全球就很具爭議的環境議題。”
在進入中國最初的日子裏，綠色和平甚至沒有自己的食品和農業項目團隊，還必須藉助學者來發聲。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薛達元是綠色和平在轉基因問題領域最早的合作者，當時他供職於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
2002年6月，剛剛在北京站穩的綠色和平就與南京環境所一起在北京發佈由薛達元撰寫的《轉基因抗蟲棉破壞了環境》26頁報告，指已佔中國棉花種植面積約35%的轉基因抗蟲棉對環境帶來了明顯的負面影響。
轉基因抗蟲棉是轉基因技術的最早成果，當時國內的棉鈴蟲災害頻繁發生。我國開始大規模引種美國孟山都公司研製的轉基因抗蟲棉，隨後迅速國產化，幾年內就成為了棉花種植的主流品種。
薛達元的報告當時指出，針對棉鈴蟲的轉基因抗蟲棉很可能會催生出抗性更為強烈的“超級害蟲。”
“這個報告沒有做太多實地考察。”薛達元對時代週報記者回憶説，“我主要是對一些棉花育種專家的研究成果作了總結。”
薛達元的這篇報告首次在中國國內提出了轉基因作物的環境影響問題，但實際上並未引起太多的反響，除了科研者，當時中國並沒有太多人知道轉基因抗蟲棉。而對於綠色和平來説，他們僅僅是對這份報告進行了“廣播”。
薛達元與當時的綠色和平北京項目總監盧思騁是朋友，“我是2001年跟他們接觸的，就這個問題有些交流，當時他們在北京總共就六七個人，負責農業方面就兩個人，剛開始他們也不太知道這個找誰，因為我對這個感興趣，我就去作了一些調查，寫了這個報告。”薛達元回憶道。
綠色和平其後的質疑遠比這份報告專業有力。
2003年之後，食品和農業項目等6個項目組穩定了下來，馬天傑當時是食品和農業項目的成員之一，他們有了更多人力和時間去做更精深的調查。一年後，綠色和平正式向轉基因作物的主管者發起挑戰。
2004年12月，南方週末記者劉鑑強發表《轉基因稻米與13億人主糧的利益懸疑》一文，質疑轉基因科學家既當“選手”又當“裁判員”的多重身份問題。
“甚至有轉基因科學家説‘一篇文章讓中國的轉基因工作在5年中不斷掙扎’，可見對當時的影響比較大。”劉鑑強向時代週報記者回憶，綠色和平提供的線索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主要是他們提供的線索，綠色和平的人已經做過很多調查。比如當時鼓吹轉基因稻米商業化種植的科學家，他們的專利情況，他們自己開辦的公司的情況，轉基因研究人員的家屬也在這個領域工作，類似這種與相關利益，綠色和平都做了調查。”劉鑑強説。
“本來在2004年，Bt轉基因水稻是很有可能獲得生物安全證書的(包括另一個抗白葉枯病的轉基因水稻)。正是因為我們，對生物安全證書頒發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緩作用。”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方立鋒當時也參與了調查，他對時代週報記者介紹説。
另一方面，當時中國人因為轉基因大豆的進入，逐步意識到了轉基因作物的存在，這使得綠色和平這次的出牌收效甚豐。
大豆市場的巨大變局催生了各種擔憂。2003年，中國的大豆進口量突然增大到2000萬噸，與國內的大豆產量相當，這其中，用作食用油原料的轉基因大豆佔了絕大部分，中國的大豆種植業在其後幾年迅速被進口轉基因大豆所擊敗，萎縮到不到1500萬噸，而進口大豆則逐年攀升到2012年的5800萬噸。
執着的調查者
嚴格來説，綠色和平與華中農大的恩怨始於2005年。
這一年，綠色和平發佈了他們湖北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調查，矛頭直指華中農大的轉基因水稻研究者。
綠色和平當時調查發現，華中農業大學屬下的種子公司在沒有轉基因安全證書的情況下向當地農民售出大量轉基因水稻種子。綠色和平順着這些線索調查，發現大量轉基因大米流入了全國多地的市場，甚至跨國企業亨氏的嬰幼兒米粉當中，也有轉基因大米成分。
儘管在輿論取得了優勢，但這次綠色和平並沒有挫敗他們的對手，此事不了了之，湖北的轉基因水稻種植規模持續擴大。
轉基因專家們開始組織反擊。
2005年下半年，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專家起草的《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的建議》提交到國務院，該報告認為轉基因水稻已經完成商業化生產所需的各種安全評價程序和試驗環節，未發現存在安全性風險，具備了區域性商品化生產的條件，應迅速批准商品化生產。
這份建議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二年公佈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明確將“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確定為未來15年力爭取得突破的16個重大科技專項之一。
2008年7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審議通過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並提供了200億元的專項資金。
緊接着2009年，華中農大研發的“Bt汕優63”(即Bt63轉基因水稻)和“華恢1號”的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正式獲批，為期5年，這意味着轉基因水稻離最終的合法商業化僅有一步之差，並且在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有效期內，湖北省內可以合法種植上述兩個品種的轉基因水稻。
綠色和平沒有放棄，雖然沒法動搖整體的決策，但他們開始對程序問題發難。而他們在2009年發表的《誰是中國轉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更踩準了中國日漸瀰漫的民族主義興奮點：中國目前主要的轉基因水稻品系均涉及多項國外專利，如果這些品系經過商業化審批，無異於將糧食主權和農民生計拱手相送給持有這些專利的國外生物公司。
“綠色和平在這個問題上的指控是有依據的，事實上孟山都控制着世界上90%的種子轉基因專利。我所看到的綠色和平的報告裏沒什麼陰謀論，它也沒有把這個問題上升到有一個陰謀要來害中華民族。”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教授江曉原贊同這篇文章的觀點並引用在自己今年的一篇論文中，他對記者説。
大討論中被邊緣化
實際上，基於民族主義立場的質疑給予了轉基因水稻致命的一擊。在中文網絡上，雙方的爭吵和攻擊至今沒有停歇過。
喧囂的輿論場開始影響到更高級的層面。2011年4月，中國鄉建院院長李昌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表示，國務院十分重視轉基因問題的反對意見，並且多次召集會議聽取反方專家的意見。其後，就連同樣從事轉基因水稻研究的袁隆平也表態，強調在沒有實驗結果作為根據的前提下，將轉基因用於主糧生產是“要慎重”。
綠色和平對這樣的結果感到樂觀。
2012年，綠色和平在一份內部簡報中宣稱，他們在阻止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持久戰中取得了勝利。
“至少是階段性的勝利。2011年之前，加速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各種壓力是存在的，2011年之後，至少上層態度是比較謹慎的。”馬天傑解釋道，當時的樂觀情緒源於對政策走向的觀察，而從今天看來，這樣的判斷完全是正確的。
馬天傑沒有認識到，勝利者並非綠色和平。
儘管人們仍然看重綠色和平所做的調查報告，但“無國界”的綠色和平在大討論中已經被邊緣化。
與此前綠色和平企圖以證據充足的調查報告擊敗對手相比，如今的轉基因大討論相當色彩斑斕，攻擊對手的陰謀論述説更是必不可少。
“目前的反轉基因討論肯定是不健康的，轉基因本身是一個高深的科學問題，現在成了一個公共話題，沒有任何專業背景的人都可以發表議論，甚至是推翻科學共同體結論的議論。非常讓人難以理解。”嚴建兵説。
“綠色和平在推動反轉基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過現在來説，綠色和平在轉基因領域的作用是越來越小了。因為現在它不再是一個技術問題，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薛達元説。
轉基因議題越來越多地被轉化成立場之爭，而雙方幾乎沒有妥協餘地。
“在一個議題形成兩極化的辯論格局之後，形成共識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了，會危及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後努力。比如在美國，現在很難推動任何有助於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實質行動，兩邊互不相讓的對抗讓事情變得十分尷尬。就是説，不僅僅是轉基因議題會兩極化，任何的環境議題都有可能變成這樣。我們確實必須警惕，一旦出現永久的鴻溝，事情就很難真正解決。”馬天傑也有着這樣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