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會議札記三：奇怪的“經濟學常識”-嶽峙
莫干山會議結束已經幾天了，但相關的話題仍在延續。見諸媒體的，多是發言者的記錄，之後的相關討論卻不見蹤影，有些媒體乾脆只發知名人士言論。而從參加會議的現場來看，真正討論熱烈的，往往是一些分論壇上的自由討論。
一個例外是關於土地制度的分論壇。由於香港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許成鋼與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凌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陳柏峯的爭論，使這場分論壇成為少有的受到媒體關注的爭論現場。
許成鋼教授不用多介紹，百度上有他的詞條，有很多頭銜，有很多學校的教職，也獲過很多獎。
著名經濟學家、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
凌斌生於1977年，網上的一些資料顯示為副教授，但實際上已經晉升為教授，據説是北大法學院近十年來最年輕的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柏峯生於1980年，目前也已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教授、博士生導師。
兩人雖然年輕，但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都已有所建樹。
凌斌本專業是法學，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律社會學與法律經濟學，近年來開始進入土地制度領域。他的法律經濟學專著《法治的代價》，就是對作為產權派理論基礎的科斯定理的系統批判。剛剛過去的這個暑假，他天天都在閲讀和思考各地土地流轉和土地制度改革的試點經驗。
陳柏峯雖然年輕，但在三農問題與法律社會學領域，也算得上聲名卓著，尤其是在三農問題上，多年來堅持每年都下農村進行長期駐村調研，可謂腳踏實地地做學問。
因此，在當天關於土地制度的討論中，他們敢於當面反駁著名經學家的話，並不僅僅是莫干山會議的精神使然，也因為他們對自身專業水準的自信。所以在那天的討論中，他們經常會説，“你們到下面去看看，去問問農民……”
不過，媒體將當天會場的討論解讀為年輕學者挑戰學術權威，也不完全準確。因為當天的會場上，並不止凌斌與陳柏峯兩位年輕人，也有其他年輕學者參與討論，其中不乏許成鋼觀點的支持者。
有意思的是，在現場明確表示支持許成鋼教授觀點的兩位年輕人，都有經濟學專業背景。
有媒體記者在報道中提到當天的爭論時，針對凌斌與陳柏峯的發言説，“任何有過基本經濟學訓練的人都很容易看出上述青年學者經濟學基礎薄弱。不過，鑑於他是法學而非經濟學出身，而且由於對他缺乏瞭解，這裏並不想對他的學術水平和學術態度做出評價。”
這位作者的論據是之前的一段討論，總結起來的意思就是，“有過基本經濟學訓練”的人都知道，經濟學裏評價經濟發展的唯一標準是per capita GDP 。而凌斌則認為，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增長速度慢於中國，因此他們的經驗並不能説明什麼。陳柏峯在隨後補充説，韓國與台灣、日本的崛起有着特殊的歷史背景，是特定的地緣戰略環境下的產物，並不具有代表性。
這個報道中還提到，許教授當天在遭到反駁後起身離場，並非出於憤怒，而是因為“連基本事實與常識都要爭論的情況下，討論無法進行”。
這裏似乎暗含了一個無須挑明的前提，即討論必須要有許教授所説的“基本事實與常識”。或者説，只有同意部分主流經濟學擁躉的“常識”，才算是“有過基本的經濟學訓練”。筆者愚鈍，雖然不敢自詡“有過基本經濟學訓練”，但看到這裏仍然不免疑心，他們説的“事實和常識”似乎跟別人不大一樣。
先説常識。在經濟學界，GDP和per capita GDP都是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在發展經濟學中，經濟體之間的發展水平，常常是通過GDP來進行比較。因為發展中國家的per capita GDP要在一段時間才能發生顯著變化，尤其是中國、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和許教授所在的香港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不知道怎麼在許教授這裏，就成了評價經濟體發展水平的唯一標準，甚至成了是否“有過基本的經濟學訓練”的常識。何況per capita GDP只是發展的結果，而隨着條件和其他要素的變動，這個結果自然會相應的變動，所以才有歷史上的興盛與衰落、崛起與敗亡。而我們討論問題，在看結果的同時，當然也要討論條件，也就是不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這樣才能對自己有所啓發。不妨説，有些常識其實並沒有那麼艱澀難懂，稍加解釋，受過基本高等教育的人都可以明白，並不需要“有過基本的經濟學訓練”，過於強調學術訓練背景，反而會讓人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感覺。
如果説經濟學的常識就是評價經濟發展水平就是隻看per capita GDP ，未免讓人擔心這經濟學也太缺乏歷史感、太狹隘了些。如果只是這麼比，只看同一時間點上的per capita GDP，按照經濟史家的估算，在工業革命之前，中國的per capita GDP都高於歐美，這算不算是事實呢？如果算，又説明什麼呢？是否説明那時的中國的土地制度就是普適通用的，他們不採取中國的制度，就發展不了呢？但後來的歷史事實眾所周知，人家並沒有採用中國的制度，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條發展道路。 再來説事實。陳柏峯教授在反駁許教授時提到，韓國、台灣和日本在崛起時都有特殊的地緣政治背景。陳柏峯的意思當然是説，在當時的冷戰歷史背景下，韓國、台灣和日本都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之下，又是戰略前沿地帶，這算不算曆史事實呢？
陳柏峯還提到了朝鮮的per capita GDP曾經在很長時期裏高於韓國，但因為討論激烈，他的話沒有講完。歷史事實恰恰就是，朝鮮的per capita GDP曾長期高於韓國，而最後之所以一落千丈，除了蘇東體系的瓦解和冷戰格局的終結，使其失去了支撐，更重要的是，早已實現工業化的朝鮮因為受到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的長期封鎖，從而無法獲得工業化生產所必須的原料。
當天晚上的討論中，許教授的其他支持者們也經常説“經濟學認為”，以支持他們的觀點。但與陳柏峯和凌斌在發言中常常以實地調研結果得出的結論相比，常常顯得蒼白無力。因為他們説的是應然，而對實然的情況瞭解太少，總不能因為經濟學認為什麼樣，人類就必須怎麼樣生活，生活實際不符合經濟學，就必須改變生活吧？
有三個人先後在發言中提到，“有恆產者有恆心”，這似乎也不是經濟學的常識，甚至違反經濟學的常識：權利使用常常存在道德風險（moral hazard）。而且，“有恆產者有恆心”也推理不出“無恆產者無恆心”。實際上，這句話的完整版本是“無恆產者無恆心，惟士為能”，意思是説，還是有人無恆產而有恆心的，並不是所有人都做不到，只不過在古代一般認為，只有士君子才做到而已。
有人舉例説，因為土地沒有私有化，所以農民的房子都不好好蓋。這就更加不成立了。農民的房子質量不好，這是事實，但這不等於他們主觀上不想蓋好，更不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土地產權，只是他們受制於經濟條件罷了。因此，陳柏峯立刻反駁説，今年我父親在農村老家剛蓋了房子，用了二十萬元，怎麼能説是沒有好好蓋呢？
前文提到的那篇報道説，許教授之所以討論私有化的問題，是因為他認為土地必須私有化，這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標，而年輕學者之所以不討論，並不是因為不認同這個目標，而是因為現在決策層無意這麼作，討論也沒有意義。這位作者恐怕沒有親臨現場，自己想當然認為大家都支持私有化。但當天晚上的討論中，原浙江省發改委副主任劉亭在發言中説，他也認為土地權利實際上是一個權利束，雖然土地產權沒有完全私有化，但這並未影響農民的經營積極性。至於作者説，有年輕學者私下也承認，私有化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標，至少從持續兩天幾乎沒有間斷的討論看，這並不是這次討論的核心問題，核心始終是經營權流轉、土地收益分配、宅基地能否流轉等更為技術性、操作性也更強的問題。
還有人提到，只有私有化了才能進行交易，凌斌則用成都和重慶等試點土地流轉的情況予以反駁。他説，並不是因為沒有私有化，所以農民才不交易，在這些試驗區，如果沒有政府引導乃至強制性措施，農民的土地流轉意願也並不強烈。很多地方的土地流轉反而是在政府和集體的組織協調下才會如此順暢。這是供求關係在起作用。只要供大於求，沒有私有化，一樣會發生土地流轉。三十年來高速的城市化進程，就是在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實現了土地流轉。
最後，還要補充一點。許教授是中途加入到討論中來。此前已經形成了慣例，每個人輪流發言。但許教授到來後，儘管主持人一再解釋，他仍然堅持可以隨時插話。出於尊重，大家最終同意按照新的規則進行討論。這才有了後來所謂青年學者“插話”的一幕。而許教授似乎自己插話比較順利，但面對別人插自己的話還不能很好的適應。他也從未正面回答青年學者的追問。當凌斌問他所講事實和結論之間的因果關係，他開始追問凌斌的學歷。當陳柏峯提出反例，他又顧左右而言他。對了，他還在發言中提到，亞當•斯密説工業革命源自英國的土地私有制。然而工業革命萌芽於十八世紀末，興盛於十九世紀中期，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完成於1773年，發表於1776年，也完全沒有論及工業革命和土地制度的關係。這應該也可以算是“經濟學的常識和事實”之一吧？
這些其實都不需要什麼深刻的經濟學理論，只要回到簡單的常識即可，或者儘可能多地走訪農村進行調研，都可以得出更正確的結論。舍此不取，一些經濟學粉絲卻一定要指責反對自己的一方不懂經濟學，一方面可以看出自己不夠自信，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經濟學是一門非常有侷限的知識，用經濟學解釋一切的時代早已過去了，經濟學帝國主義早已潰不成軍。
是的，三十年前的中國，改革才剛起步，剛被引介到中國來的西方經濟學一時成為顯學，吸引了許多優秀的年輕人。在這三十年的改革中，經濟學研究的貢獻也無人否認。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就是在這三十年間，某些經濟學理論被一部分人反覆宣揚，幾乎成了不可置疑的神聖教條。而且，某些教條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比如醫療改革，曾以市場化為導向，但最終選擇了放棄市場化導向。每當提到這些時候，經濟學家不僅沒有反思，反而總會用“中國還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這樣蒼白無力的辯解來搪塞。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説三十年前的莫干山會議上的思想解放需要打破當時的教條，那麼今天的莫干山會議如果重揚思想解放的旗幟，需要打破的教條中，也包括這三十年來新形成的理論教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