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把65年的歷史放回五千年文明
今年的10月1日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5週年。在這65年間，中國從一個飽受列強侵略和欺辱的貧窮落後國家一躍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製造業國，最大貿易國。中國的發展速度是如此之快，成就是如此的巨大，不僅是出乎外部世界的預料，而且也出乎中國人自己的預料。以至於在建國65週年之際，人們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去細數中國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人們更關心的問題是，究竟應當如何來理解中國的社會制度？如何讀懂這個高速發展巨人的政治文化基因？
中國幅員廣大，地區差異極大，人口眾多，歷史傳統深厚，因此讀懂中國並非易事。對於理解中國的困難，西方國家有深切感受。美國設立東亞研究所的大學有三十所左右，其中不乏一些全球知名學府，可謂人才濟濟。但美國對中國社會的研究始終處於霧裏看花狀態。從上個世紀中葉美國國務院和國會圍繞着“誰失去了中國”這個問題的爭論到現在，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雖然有很大進步，但對中國社會本質的理解，卻沒有實質上的進步。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的理解一直在“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中搖擺，而這兩個極端理論又不斷地在現實中碰壁。對於西方國家在解讀中國體制問題上的無力，德國墨卡託中國研究所主任克里斯蒂安·海爾曼在去年年底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的試驗西方始終沒有讀懂》的文章，坦承西方忽略了中國獨有的政治決策體系。
其實，不僅西方人在讀中國的社會制度時常常是霧裏看花，不明就裏，即使是中國人在看中國時也常常是“不識廬山真面”。蔣介石也算是一代人傑，不能説沒有政治頭腦。65年前，蔣介石在大陸兵敗退到台灣後，一方面深刻反省自己，另一方面也潛心研究中國共產黨和1949年建立的新共和國。他自認為集畢生之經驗，看透了中共和大陸政權，在1956年出版了《蘇俄在中國》一書。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把中共解讀為蘇俄的附庸，斷言中共的最終目的是要把中國大陸送入蘇維埃俄國的赤色版圖。可惜這本書出版不久，中蘇就發生激烈論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甚至把蘇聯當做比美國更危險的敵人。跟中共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蔣介石其實就從來沒有讀懂過中共，遑論理解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
筆者以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遭遇了三千年之未有的鉅變。自晚清起，西學東漸，傳統的中學因無力抵抗而走向崩潰。在一百多年來的大多數時間裏，中國發展和前進的每一步都離不開向發達國家學習。今日之中國，處處可見西學的影子，要理解今日之中國，必須要看到中國一百多年來從西方發達國家學到的新東西。看不到這一點，就不能理解中國一百多年來革命與改革的歷史。
但是，如果僅以中國大量吸取西方文化為依據，就斷言可以按照西方國家的標準來解讀中國，那就謬之千里了。中國作為一個擁有五千歷史的原生文明，簡單移植的外來文化根本無法存活。中國唯有對外來文化進行加工改造，使之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才能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中國學習西方的過程，並非西學顛覆和取代中華文化的過程，而是一個以中學為本，不斷化西學為中學的過程。
一、中國社會的西方因素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遭遇的一系列戰敗與屈辱證明，中國不僅僅是在軍事力量上不如人，古老的傳統文明已經全方位落後於歐美國家，中華文明唯有變革與更新才能重新崛起。面對強勢的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從國家潰散、民生凋敝的谷底重新覺醒、艱苦奮鬥、流血犧牲，一步一步走向民族復興。為了找到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道路，為了實現民族與國家復興的目標，中國引進了幾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思潮和社會構想，也進行了各種不同的實驗。
辛亥革命後的民國初年，西學大量湧入中國社會。當時的中國政治精英嘗試了西方的各種制度，如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當這些嘗試失敗以後，從五四運動開始，又引進了源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因此應運而生。最後，中共依靠從蘇俄傳來的革命理論動員社會底層的勞工羣眾，最終在1949年奪得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誕生。
中共在1949年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究竟應當向何處去？要不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當時中共黨內是有爭論的。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過渡時期，中國只有“以俄為師”，只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立起以共產黨為核心領導，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否則中國將無法完成工業化的進程，無法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上生存。在經過黨內一番爭論後，毛澤東的這個思想在黨內最終成為主流。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城市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的合作化成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兩個基本內容。到了1956年下半年，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確立。
到了文革結束的七十年代末，中國再一次面臨着選擇，中國是回到文革前的道路，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創一條新的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撥亂反正，開啓了改革開放的時代。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中，中國學習先進國家的對象從蘇聯轉向了歐美國家。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幾年是中國歷史上向西方派遣留學生最多，引進西方科學文化最大量的時代。今天，中國仍然在以各種方式努力地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顯而易見，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社會吸收外來的先進文化是中華文明自我更新的過程。從五四運動到五十年代中葉年，中國更多地是學習了蘇俄的革命理論和社會主義制度；而從1979年開始到現在，中國則更多地學習歐美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上的先進知識和經濟上的管理制度。但無論蘇俄經驗還是歐美發達國家經驗，對於中國這個文明古國來説，都是廣義上的西學。這些西學已經成為中學的一部分。今天中國社會常常使用的階級、政黨、革命、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市場經濟、資本、產權等概念都來自西方。從這個意義上説，如果不理解中國社會一百多年來對西學的大量引進和吸收，就無法理解中國一百多年來進步和發展的歷史，就無法理解1949年的現代建國和今天的改革開放。
二、中國社會的傳統根源
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圍繞如何向西方學習的討論一直很激烈，但對西方概念進入中國後跟傳統文化的結合點卻很少有人進行尋根溯源的深入研究。事實上，西學進入中國的每一步都是一箇中國化的過程。
如前所述，蔣介石當年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發展看成是蘇俄兼併中國的一個過程。其實，不僅蔣介石集團這樣看，許多西方人也這樣看。很多人沒有看到，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組織，其形式是來自國外，但它的根卻在中國的傳統與現實之中。從1921年到1949年，由中共領導的社會革命並非俄國革命的延伸，而是中國現代建國的特殊形式。中國革命借用蘇俄革命理論類似於借殼上市，也就是説中國產黨人借用由蘇俄傳入的共產主義理論，發動下層民眾，由工農革命來實現現代建國，是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把中國革命看成是俄國革命的翻版是對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誤讀。
如果我們進一步把中共建政65年間實行的一些基本制度進行歷史考察，會發現幾乎今天中國所有的制度都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
社會主義在中國之所以能夠落地生根，有着頑強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政治文化中本身就有強烈的均貧富的政治傳統。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國家對自由經濟活動進行某種程度的干預以保障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而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以不同形式的存在，雖然中國並未形成典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是世界上土地私有化最早的國家之一，土地的流轉與兼併一直是中國歷史上存在的普遍現象。基於這個原因，中國歷朝歷代的政府為了防止過度的土地兼併，常常會採取國家干預的措施以防止土地過度兼併引起的社會動盪。中國社會的每一次變法或改革，大都會打擊豪強勢力，減少土地兼併的現象。中國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實行的農村社會主義合作化並非是在簡單照搬蘇聯的集體農莊制度，而更多是基於歷史的教訓。換言之，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制度應當是在中國的歷史中去尋找根源，而不是在蘇聯去尋找根源。
從國家結構上看，今天中國實行的單一制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傳承。自秦王朝廢分封、行郡縣後，郡縣制就開始成為中國的基本構架。漢初雖在國家構架上有過反覆，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最終得以確立。這個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而不衰，説明這個制度符合中國的國情。中共在1949年建政後，雖然在口號上緊跟蘇聯，但在國家的基本構架上並沒有模仿蘇聯建立聯邦制度，而是根據中國的傳統實行由中央政府領導各行省和各部委的單一制，這個制度一直持續到今天。
近年來，世界各國越來越關注中共的組織部，因為正是這個部門在源源不斷地給中國政府提供各級官員。按照西方現代政治的一般理解，中共組織部這一形式是來自列寧式政黨。從形式上看，這種理解並沒有錯。但人們不應忽略，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類似組織部這種功能的機構---吏部早就存在。中國隋唐實行三省六部制，吏部專掌國家官員的任免、考核、升降、調動等。在此之後，吏部一直是最重要的國家行政部門之一，居於六部之首。而在此之前，中國的漢代在已有類似的機構負責選賢任能，層層推薦有德行、有才能的官員。東漢已有吏曹，魏晉時期已有吏部。與其説中共組織部的根在蘇聯列寧式的政黨，不如説是在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中。今天，中共組織部門為選拔人才進行的羣眾評議、民主推薦都是來自古代傳統，而非來自蘇聯的列寧式政黨。
最近中共強力打擊貪腐也使得世界各國對中共的中紀委高度關注。今年9月4日，大約有五十多位外國專家參觀了中紀委。從形式上看，中共設置中紀委這個機構是學習當年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但從傳統上看，中國的國家機構一直就有專門監督糾察朝廷百官的御史。西方國家很難理解中共的中紀委何以能夠跟政府部門的監察部合署辦公，但在中國歷史上，御史、刑部和大理寺合併辦案卻並非個別。中紀委跟歷史上的御史雖不能劃等號，但作為一種專門監察國家官員的機構，其職能在有些方面是類似的。今天中國的民心走向頗能説明問題。眾所周知，蘇聯早已不復存在，而西方國家更無跟中紀委相當的機構，但中國的公眾仍然對中紀委查辦貪腐案一直保持高度認同，這説明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今天仍然在發揮作用。沒有民眾的高度支持，中紀委就難有今天的權威。
當然，本文做這樣的追根溯源並不是要説中國當今的政治制度和機構古已有之，而僅僅是要説，今天的基本制度和機構之所以能夠建立，傳統的政治文化起了相當大的支撐作用，沒有傳統文化，這些制度和機構在中國是很難想象的。
要而言之，中國今天的基本制度和國家的基本框架雖然在形式上是從西方引進，但支撐這些制度和政治框架的政治文化還是來自傳統。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傳統，來自西方的政治文化才能在中國落地生根，成長髮展。
三、理解“化西學為中學”是讀懂中國的關鍵
以上兩節可以看出，今日之中國，既有大量的西方因素，又有深厚的傳統根源，要讀懂中國，二者不可偏廢。但是，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在中國的現實社會中並非平行，更非平等，二者有明顯的主次之分。中國社會一直是以中學為本，對外來文化起着改造的作用；而外來文化，儘管對中國有着重要的積極意義，但必須中國化才能在現實中發生作用。
作為一種思想立場或文化態度，中國人以“中學為體”理所當然。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只能以自己的傳統為本，這是沒有選擇的。歷史的基因已經滲透和積澱在中國社會、中國民眾的靈魂之中，無論怎樣西化，中國人也無法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中華之根。所以很難想象中國人能夠以“非中國文化”為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當為“中學為體”辯護。
主張以“中學為體”，必須把“中學”理解為一個流動的概念，其內容和外延都不是固定不變的。洋務派當年講的中學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是以儒家為核心的綱常倫理。這並不符合中華文化發展和演進的歷史事實，也不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從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到漢代“獨尊儒術”，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一直處於發展變化之中。從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力推“胡服騎射”，就已經彰顯出中華文明對異質文化的學習和吸收能力。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但事實上，儒學並未一統天下，諸子百家中的許多流派仍在民間流傳和發展，並不斷融入儒學。儒學本身就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孔孟之後，漢有董仲舒、宋有程朱理學，明末清初有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儒學的發展實際上從未停止。
另一方面，中華文化也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佛教發源於印度，但傳入中國後最終與儒道合流而形成儒道釋合一的新傳統。結果，佛教在其本土發源地不斷衰落，但在中國卻不斷發揚光大，影響遍及東亞。以禪宗出現為標誌，佛教成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20世紀以後，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西方思潮先後傳入中國，也漸漸與中國傳統文化交融在一起。尤其是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中迅速中國化，成為中國現代建國的意識形態根基。從現實上看，社會主義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今天講“中學”，必然不能不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所以，唯有把“中學”理解為一個流動發展，自我更新的概念，才能夠真正理解“中學”，才能理解“中學為體”。如果僅僅把傳統儒學理解為“中學”，那就是抱殘守缺，不思進取，恰恰是背棄了兼容幷包，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
要理解“化西學為中體”，必須要理解“中國化”這個重要概念。“中國化”在中文裏面是一個內化的概念，它是指把非中國的外部文明中有價值的東西吸取到自身內部，從而使中華文明自身不斷更新。每一個文明都有吸取外部先進文化的能力，有的還相當出色。但是，為什麼説“中國化”是中國一個獨特的能力？原因有二。
第一，中國有着五千年曆史的原生性文明，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大約是三千年左右。在世界歷史上，中國代表的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原生性的古老文明，這種文明的概念遠遠超過了當今民族國家的含義。中華文明就像過去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一樣，其外延和內涵均不同於今天的民族國家。除了中華文明，其他古代文明都已經湮滅或因長時期的中斷而失去傳承。唯有中華文明，經過無數次鳳凰涅槃，至今生生不息。
第二，即使在中華民族遭到異族征服的時候，中華民族也能夠憑藉自身的文明反過來從文化上同化外部敵人，最終使自己成為主體而把外部入侵者融入自身。比如元朝、清朝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最終被中華文明同化，成為中國歷史和疆域的一部分。
發源於東亞的中華文明，是一種與一神教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態。中華文明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對其他文明兼收幷蓄的能力。任何主義、任何思潮、任何典章制度，中國人都可以把它拿來“中國化”。今天中國社會中的兩個重要基礎性要素，社會主義和現代自由市場都來自西方，但這兩種要素都已經中國化了。
綜上所述，在今天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週年，應當把這65年的歷史放回到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發展軌跡中來理解，放回到兩千多年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進程中來理解，放回到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來理解，放回到以“中學為本，化西學為中學”過程中來理解，只有這樣，才能讀懂中國。謹以此文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