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把65年的歷史放回到五千年文明中
今年的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5週年的紀念日。在這65年間，中國從一個飽受列強侵略和欺辱的貧窮落後國家一躍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製造業國，最大貿易國。中國的發展速度是如此之快，成就是如此的巨大，不僅出乎外部世界的預料，也出乎中國人自己的預料。以至於在建國65週年之際，人們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去細數中國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人們更關心的問題是，究竟應當如何來理解中國的社會本質？如何讀懂這個高速發展巨人的政治文化基因？
中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極大，人口眾多，歷史傳統深厚，因此讀懂中國並非易事。對於理解中國的困難，西方國家有深切感受。美國設立東亞研究所的大學有三十所左右，其中不乏一些全球知名學府，外加若干著名智庫，研究中國的人才眾多。但美國對中國社會的研究始終處於霧裏看花狀態。從上個世紀中葉美國國務院和國會圍繞着“誰失去了中國”這個“偽問題”的爭論到今天，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雖有了很大進步，但對中國社會本質的理解，卻沒有實質的進步。
外媒眼中的中國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的理解一直在“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的兩個極端中搖擺，根本無法解釋今天中國發生的一切。對於西方國家在解讀中國發展問題上的無力，德國墨卡託中國研究所主任克里斯蒂安·海爾曼在去年年底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的試驗西方始終沒有讀懂》的文章，坦承西方忽略了中國獨有的政治決策體系。
不僅西方人在看中國社會時常常是霧裏看花，不明就裏，即使是中國人在看中國時也常常是“不識廬山真面”。蔣介石也算是一代人傑，不能説沒有政治頭腦。65年前，蔣介石在大陸兵敗退到台灣後，一方面深刻反省自己，另一方面也潛心研究中國共產黨和1949年建立的新共和國。
他自認為集畢生之經驗，看透了中共和大陸政權，在1956年出版了《蘇俄在中國》一書。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把中共解讀為蘇俄的附庸，斷言中共的最終目的是要把中國大陸送入蘇維埃俄國的赤色版圖。可惜這本書出版不久，中蘇就發生激烈論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甚至把蘇聯當做比美國更危險的敵人。跟中共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蔣介石從來就沒有讀懂過中共，遑論理解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
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學者對中國認識的最大誤區在於沒有跳出“西方中心論”的立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論述林林總總，基本看法大體有兩種。一種看法是把中國看成是前蘇聯的東亞翻版，這種看法儘管承認中國與前蘇聯有巨大差別，也承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重大變化，但認為中國終究還是前蘇聯共產主義模式的一個變種。一些西方戰略家認為，中國這種共產主義變種可能在經濟上獲得巨大成功，但與西方的自由民主社會卻不相容，這種改良版的共產主義模式遲早是西方世界的威脅。
西方國家理解中國的另一種觀點是把中國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曆史看成是中國西方化的一個過程，共產主義進入中國只是一個不長的歷史插曲。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西方化進程在1949年雖然一度遭遇中斷，誤入蘇聯引導的歧途。但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中國就開始走出蘇聯模式陷阱，迴歸跟西方國家接軌的正道。今日中國政府雖然還在堅持過去的根本制度，但這只是一種維繫漸進發展穩定的策略，中國徹底西方化的進程已經不容逆轉。只要假以時日，中國終究會踏上西方國家走過的普世大道。
以上兩種對中國的看法在本質上並無多大區別，二者都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上，以西方的制度理論來解釋中國。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的政治思潮儘管派別眾多，但基本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維護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種自由主義學説，另一類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為己任的各種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學説。
在制度層面，歐美的資本主義制度與一度興起過的歐洲共產黨國家曾在冷戰時期相互競爭。站在“西方中心論”的立場上，西方之外的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包括東亞的中國，要麼是按照歐美資本主義的普世道路發展，要麼是按照蘇聯模式發展。儘管很多人不承認自己是在用“西方中心論”的眼光看世界，但基本都認為世界各國的發展最終會萬流歸宗，步西方之後塵。
從表面上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並非完全沒有根據。中國跨入現代化的進程並非是自身歷史的邏輯發展，而是在西方槍炮侵略下的一種被迫選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一開始就是以反省和批判自身的傳統文化，全面學習西方文化的方式展開的。
晚清的最後幾十年，中國向西方的學習經歷了從器物到制度，再從制度到文化的幾個階段。辛亥革命以後，西學伴隨着中國的革命和新文化運動急劇擴張。當時的中國知識精英介紹了西方的各種政治思潮，政治精英也嘗試了西方的各種制度，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走馬燈似的更換。當這些嘗試失敗以後，中國從五四運動開始又引進了源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因此應運而生。最後，中共依靠從蘇俄傳來的革命理論動員底層社會的勞工羣眾，最終在1949年奪得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誕生。
由於中國近代以來的特殊歷史進程，今日之中國無論是器物和制度層面，還是思想文化層面都包含有相當多的西方因素。今天中國社會常常使用階級、政黨、革命、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市場經濟、資本、產權等概念來談論社會發展，這些概念都來自西方國家。
但是，如果僅以中國大量吸取西方文化為依據，就斷言可以按照西方國家的標準來解讀中國，那就謬之千里了。中國作為一個擁有五千歷史的原生文明，根本不可能簡單移植外來文化。西方的思想文化要想真正融入中國，必須滿足兩個基本條件。第一，要看這種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否有切合點？第二，這種思想能否經過行加工最終改造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但當這兩個條件滿足時，西學就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西學，而是中國化的西學，在本質上已經屬於中華文明的一部分。
首先，二十世紀以來，真正能夠融入中華文明的西方思想與制度都跟中國的傳統文明有重要的切合點，都能夠在中國社會中找到深厚的土壤。
按照一般理解，現代國家的治理方式都是以歐美國家為師。中國的現代國家的治理體系當然是學習了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但中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建立的根基還是在自身的歷史傳統之中。一直到弗蘭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出版，很多人才開始意識到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
按照福山的説法，中國在秦漢之際就構建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這就是以中央政府為核心、以科層官僚制度為構架的國家治理體系。到了隋唐時期的三省六部制，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構架已經相當成熟，遠遠超過當時實行血緣等級制度的西方國家。正是由於中國具有兩千多年郡縣制和科層管理的歷史基因，中國才能夠在近代國家破碎之後，沒有像奧斯曼帝國那樣瓦解消失，而是迅速地建立起馬克斯·韋伯定義的現代國家。
同樣，社會主義是產生於歐洲的一種社會思潮和社會制度，這種制度的本質是國家對自由經濟活動進行干預以保障社會的平等與公正。中國歷史上從未產生過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主義理論，政府也從未實行過社會主義制度。但是，中國是世界上平等觀念最強烈的社會，天下為公一直被視為一種社會理想。自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的中國政府都會實施一些類似於今天社會主義的政策，諸如對土地過度兼併進行干預和防範，對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市場進行干預，對全國各地的發展不平衡與突發災難進行國家的統籌安排與調節等。
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幾次重要變法，幾乎都帶有削弱豪強鉅富，均衡社會財富的色彩。所以，中國雖然不是社會主義的發源地，但卻有着社會主義得以生根和發展的最好土壤。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紮下根來，並持續到今天，有着深刻的中國文化根源。今天人們要理解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應當是在中國的歷史中去尋找根源，而不是在蘇聯去尋找根源。
對於相當多的西方人來説，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一直是個迷。按照社會的工業化水平，中國在三十多年前落後於蘇聯和東歐；按照經濟的市場化水平，東歐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一直走在中國的前面，而冷戰結束後，東歐國家採取了全面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改革，俄羅斯更是採取了“休克療法”。但僅過了二十多年，中國經濟不僅把東歐和俄羅斯遠遠地甩在了後面，而且超過了德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有望在2020年前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西方人突然發現，中國人在三十年間成了世界上最具商業精神的民族。在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到處都可以看到中國商人的身影。最近，中國的阿里巴巴在美國紐交所上市，成為歷史上最大的IPO交易。
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感到迷惑不解的人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歷史事實，在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裏，中國是世界上商業精神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自秦漢以來，中國就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統一貨幣和統一的商品市場，宋人講的“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是兩千多年中國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中國深厚的商業傳統使得普通中國人在自由市場中是如此的得心應手，經濟再度領先全球似乎是歷史的必然。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中國人在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過程中除了選擇能夠跟中國傳統相契合的思想以外，還必須對這些外來思想進行加工和改造，使之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這就是“以中學為本，化西學為中學”。
作為一個有着五千年深厚歷史底藴的民族，中國人以“中學為體”理所當然，別無選擇。中華文明的歷史基因已經滲透和積澱在社會與民眾的靈魂之中，無論中國人怎樣向西方學習，也無法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中華之根。所以很難想象中國人能夠以“非中國文化”為本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當為“中學為體”辯護。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在曲阜孔子研究所的談話中引用了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的一句話：“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總結，繼承一份珍貴遺產。”
去年11月26日，習近平到曲阜孔府考察，並翻看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書籍和刊物
但是，以“中學為體”，並不等於要以“西學為用”，因為體用不可分。中國引進西學的關鍵在於“化西學為中體”，即把值得學習的西方化為中華文化本體的一部分。
要理解“化西學為中體”，必須要理解“中國化”這個重要概念。“中國化”在中文裏面是一個內化的概念，它是指把非中國的外部文明中有價值的東西吸取到自身內部，從而使中華文明自身不斷更新。每一個文明都有吸取外部先進文化的能力，有的還相當出色。但是，為什麼説“中國化”是中國一個獨特的能力？原因有二。
第一，中國有着五千年曆史的原生性文明，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大約是三千年左右。在世界歷史上，中國代表的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原生性的古老文明，這種文明的概念遠遠超過了當今民族國家的含義。中華文明就像過去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一樣，其外延和內涵均不同於今天的民族國家。除了中華文明，其他古代文明都已經湮滅或因長時期的中斷而失去傳承。唯有中華文明，經過無數次鳳凰涅槃，至今生生不息。
第二，即使在中華民族遭到異族征服的時候，中華民族也能夠憑藉自身的文明反過來從文化上同化外部敵人，最終使自己成為主體而把外部入侵者融入自身。比如元朝、清朝都是少數族裔建立的王朝，但最終被中華文明同化，成為中國歷史和疆域的一部分。
發源於東亞的中華文明，是一種與一神教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態。中華文明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對其他文明兼收幷蓄的能力。任何主義、任何思潮、任何典章制度，中國人都可以把它拿來“中國化”。
從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到漢代“獨尊儒術”，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一直處於發展變化之中。從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力推“胡服騎射”，就已經彰顯出中華文明對異質文化的學習和吸收能力。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但事實上，儒學並未一統天下，諸子百家中的許多流派仍在民間流傳和發展，並不斷融入儒學。儒學本身就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孔孟之後，漢有董仲舒、宋有程朱理學，明末清初有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儒學的發展實際上從未停止。
另一方面，中華文化也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佛教發源於印度，但傳入中國後最終與儒道合流而形成儒道釋合一的新傳統。結果，佛教在其本土發源地不斷衰落，但在中國卻不斷發揚光大，影響遍及東亞。以禪宗出現為標誌，佛教成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20世紀以後，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西方思潮先後傳入中國，也漸漸與中國傳統文化交融在一起。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共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終完成中國的現代建國。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國把社會主義中國化，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引進西方的現代市場機制，但卻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市場進行規範，形成了中國獨有的市場經濟體系。顯而易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概念都源自於西方，但在中國的土壤中已經成為現代中華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西學”已經變為“中體”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西方誤讀中國的根本原因在於缺乏中國視覺，把當代中國跟中華文明割裂開來，簡單地用西方標準來解讀中國。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週年之際，西方應當重讀中國，應當把現代中國65年的歷史放回到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發展軌跡中來理解，放回到兩千多年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進程中來理解，放回到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來理解，放回到以“中學為本，化西學為中體”過程中來理解，只有這樣，才能讀懂中國。謹以此文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