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燁：香港的“下行循環”必須終止

香港的未來，不只關係七百萬香港人,也關係十三億內地同胞。

國慶前夕，香港泛民主派再次發起“佔領中環”。人羣衝擊港府，和防暴警察對峙，香港社會撕裂的傷口被赤裸裸曝光在全世界面前。悲觀的觀察家已經在説這是一個偉大城市沒落的開始。是什麼使得香港這顆閃耀的東方之珠，挾九七回歸所帶來的天時地利，在十數年中落到如此地步？

九七年香港迴歸，基本法許諾了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北京政府對香港有着美好的願景，希望其經濟繁榮發展，成為一國兩制的樣板，其社會能和內地同心同德。

迴歸時香港社會不同利益階層有不同訴求。要對香港施加影響，必然需要和社會各階層廣泛接觸，傾聽其訴求，與香港社會共同探討一個和中國國家利益不衝突的發展方案。但“港人治港”的承諾是北京政府的核心約束條件，讓它有控制目標的願望，而沒有太多直接的干預手段。

香港精英階層在英國殖民體制下重商業，輕政治，本就缺乏為社會謀福利的政治家情懷。在“港人治港”的約束條件下，中央既然沒有直接干預，這些掌控大量經濟、社會、甚至行政資源的商業精英自然成為“治港者”的主體。香港迴歸也為他們在香港和內地拓展商業勢力提供了諸多便利。

香港以一彈丸之地，其商業富豪卻能長期在亞洲十大富豪榜上佔據近半的位置，香港首富李嘉誠能長期佔據亞洲首富，不是因為他們技術上的創新或商業上的謀略，而是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截取了相當一部分的“迴歸紅利”，在地產和基礎設施項目上獲取大量財富。

香港富豪對“迴歸紅利”的追逐，也使得香港經濟忽視對長期產業競爭力的培養。當製造業北移後，回首再望，香港已經是個被房地產產業劫持的城。

商人有逐利天性。商人治港，資本的力量沒有相應的政治力量制衡，香港成為了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方，貧富差距巨大，財富集中度接近80%。不平等（inequality）成為了最大的社會問題。那些生活在鴿子籠裏的人們，望着在山頂高高在上的富豪，他們也許很難感受到北京政府最初的善意。

從山頂眺望維多利亞灣。如何找到山頂富豪與鴿子籠民眾間的最大公約數，維持香港的繁榮？

當社會矛盾激化，北京政府首當其衝，反而成為香港人怨氣的出口。而北京和香港社會之間不信任的種子一旦種下，在缺乏溝通和協調機制的土壤裏，便生根發芽。最糟糕的情況是，雙方都為更壞的情況設置預案，下行循環（downward spiral）由此開始。

“佔領中環”因普選方案觸發，實是香港社會矛盾積累的爆發。時局發展至今，北京政府早已是香港社會“房間裏的大象”，無法不置身事內。與其死守形式上“港人治港”的承諾，通過富豪“治港者”對香港施加影響，不如做一個明面上的協調者，走入香港社會，和各利益階層對話，解釋北京政府對香港民主進程的規劃和考慮，和社會各階層共同制定香港長期發展的施政方案，解決香港面臨的挑戰，再由港人實行，這更是本質上的“港人治港”。

香港社會的健康發展，不只是香港七百萬居民的事。觀察家普遍認為，一國兩制是北京政府為台灣問題準備的解決方案。香港社會的所有變動，台灣同胞都歷歷在目。

下行循環必須終止。相信北京政府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能夠和香港社會一起，找到香港社會各階層的最大公約數，以及香港和內地之間的最大公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