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台灣”這句話不再讓人激動-拉爾夫·詹寧斯

【本文原載於《福布斯》網站，原題“One Lesson Taiwan Can Learn From China”，觀察者網編譯，部分內容參考“環球網”王會聰及《參考消息》譯文。】

台灣人將自己與大陸人比較時，稱自己更健康、富有，也更有禮貌，且作為“民主政體”，比大陸更好。外國人若説台灣亦有缺陷，比如交通危險或環境退化，就有可能招來所謂大陸相關狀況更糟糕的反駁。鑑於兩岸民眾均以漢族人為主，而且自從台灣在上世紀40年代“自治”以來，更大更強的大陸就對其宣稱主權，雙方存在一種天然的“競爭關係”。

但普遍而言，大陸正在迅速變化，而30年後重回台灣的人竟然會説，他們仍能認出某個街區的每一家商店。就在大陸逐漸“侵蝕”如同對岸生命線的代工合同時，台灣卻拒絕變化，使自身經濟幾無新的發展方向。

(大陸給台灣的)顯而易見的經驗是：試着在公寓和道路之間增加一些庭院、人行道的空間。這些在大陸城市常見的措施將有助於降低台灣城市的密度，並增加呼吸空間(儘管大陸的空氣也很污濁)。

台灣或許還能以大陸為榜樣，鼓勵以傳統文化為榮，比如在茶樓沖泡一壺壺茶水，而不僅僅是將茶葉標上“老年飲品”售出，供人在家衝飲。

但最難得的經驗在於抱負——這可以作為對台灣人日益抱怨缺乏方向的回應。

本月，一名50歲的台灣電腦經銷商告訴我，他準備關閉在經營了12年的上海銷售辦事處。與當初他剛來上海不同，如今的大陸人完全掌握他銷售的科技和打造客户基礎所需的必要禮節。“我來自台灣”這句話不再有“讓人激動的”價值。他不知道回到台灣後能做什麼。“我是被淘汰的人之一”，這名曾經的銷售員傑夫·吳説，“對任何與銷售有關的工作而言，我們都沒用了。”

與他交談後不久，我遇到一名從北京來台北的朋友。她抱怨説，在北京，人們為得到更高薪酬、更大房子和作為身份象徵的汽車，都在提防別人又在傷害別人。但“這顆心”至少在砰砰跳動，人人都在展現抱負。在傑夫·吳這類人落後的時候，需要充滿抱負的精氣神才能獲得成功。

如今，台灣的大學生傾向於安穩的白領工作而非創業，就業趨於飽和，政治人物的詞典裏缺乏“創新”，這令工資停留在低水平。家長也鼓勵小孩找安穩的工作，以確保孩子不會從事打漁、務農或其他在台灣現代化之前非常普遍的艱苦工作。

正如台灣人所言，變化應從早期教育做起。不過，台灣的小學仍強調死記硬背，學生們對用麥克風講上幾小時卻不開展課堂討論的教師惟命是從。對大陸學校，我也聽到過類似説法。但我10年前在北京某主流大學教寫作，許多學生就勇於在課堂上發言，自由地嘗試新的敍述方式。我曾經在台北一所大學的新聞班授課近兩年的時間，但必須懇求甚至威脅學生參與討論，而那些最聰明的學生，則儘可能多地逃課，卻仍能及格。

台灣學生的“聰明”還體現在對22k工資的吐槽上，但實際工作中的表現見仁見智

我的北京學生畢業後將在大陸頂尖媒體工作一兩年，為了發展事業，在必要時他們會傷害別人、保護自己。有些人會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許多學生到海外攻讀更高學位或謀求工作，在面臨簽證限制的情況下，這並非易事。

一些人為了金錢或學位離開大陸，另一些人去研究一個新的國家，用自己的個人經歷取代從教科書或媒體上獲知的世界知識。迫切瞭解這個世界的雄心，使大陸人深諳國際事務並廣交朋友，以在中國境外打造品牌，瞭解一系列市場的消費者需求。否則，他們將停滯不前，像許多頂尖台灣企業那樣依賴那些過時的生意經，比如“給我點貼牌生產的代工合同就行啦。”

一些大陸人會懷着讓大陸變得更健康、更富有，並把中國治理得更好的決心回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