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制度自信不能變成制度迷信
胡鞍鋼教授一直在做最前沿、最重要的事。前些年中華體制遭到大量質疑時他出書為體制辯護，為制度和道路自信鼓與呼，講制度和道路的優越性。而今談治理，鞍鋼教授又率先推出《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一書（胡鞍鋼等著，中國人民大學2014年9月出版）。而且，他總是帶着年輕學者和學生一起來做，這對年輕學人能力的培養至關重要。所以，他在學界始終領風氣之先。
《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 胡鞍鋼等著，中國人民大學2014年9月出版
作為學術討論，我也想指出問題的另一面：制度自信不能變成制度迷信。制度不是永動機，不能自動保障善治。在全國推廣郡縣制的秦朝僅得14年壽命；創科舉的隋朝僅得了37年壽命；民國開創憲政，五權分立，也只得38年壽命。儘管毀制度顯然將導致國家的災難，但國家的成功主要不是靠制度。制度沒變，克林頓把美國帶到了巔峯，接班的小布什把美國帶向了急劇衰落。依舊是共產黨領導制，大政方針、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變了，局面就完全不同。而今的局面怎麼來的？三十多年前，我們的大政方針從無產階級革命變成了改革開放；政治路線從階級鬥爭為中心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思想路線從無產階級專政改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組織路線從看辦批判會的本領來提升幹部改為看發展經濟的本領來提升幹部。從此，局面就大不一樣了。大政方針、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這四條是治國的根本。出了問題，不能像王莽那樣急於照書本里的抽象概念“改制”，而是要檢討我們的大政方針、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毛澤東説，“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我也想在制度之外談談國家治理問題。中央提出國家治理問題確實很重要。我暑假期間去了包括新疆在內的不少發達和不發達地區，剛回北京。我切實感到了治理問題的急迫。不少官員拿老百姓的錢不當錢，路邊上今天種這個樹，明天拔了改種那個樹，整天做表面文章。漂亮大路的背後就是居民區裏遍佈的髒亂差。官員不去管人民的冤屈，假裝沒聽到羣眾的抱怨和咒罵，不願意也不敢直面羣眾，直面羣眾生活的艱辛。
這裏，我想提出有關國家治理的一個學術問題：我國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但為什麼我國政府的質量卻越來越低？官員的學位越來越高，從三十年前的本科學位都普及到博士學位了。但中高級官員們越來越缺乏道德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胡作非為、甚至貪污腐敗。這不僅是個悖論，而且構成了我國嚴重的治理問題。面對一盤散沙的羣眾，嚴密的科層體系非但解決不了羣眾五花八門的問題，而且還沒了對自己行為的制衡。共產黨搞革命需要人民，需要依靠組織起來了的、有權力的人民。執政搞建設需要資本和專家，但還需要人民和人民的權力嗎？在市場條件下，人民可不可能組織起來，讓人民的權力制衡政府官員的權力？
這裏，我還想提出第二個有關國家治理的學術問題：百姓的生活質量無疑在飛速提升，但為什麼生活比以往艱難多了？我國的國民生不起，養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為了改善養小送老的條件，我們每天勞作十幾個小時，瘋狂追求金錢，既傷害了身體、又扭曲了精神，還幾乎沒有了體育和文化活動。比起老一代，全國勞動者的文明素質顯然大幅度下降了。可肉食者們還在指責羣眾，“何不食肉糜”——幹嘛那麼玩命掙那點小錢？我們在北大、清華、人大工作，體會不到百姓的艱辛，因為我們教職工子弟可以讀附屬小學，這些附屬學校都是“一流”。但在其他單位，年輕人養個孩子難啊，花七八十萬就為孩子上個“一流”小學。七八十萬是很難掙到的，那是日夜勞作、斤斤計較、彼此死掐才搞到的。我們不反對生活競爭，甚至不反對貧富差距擴大，但能不能讓咱中國孩子們擁有生活起點的公平？能不能讓咱中國老人們在生命終點有平等的尊嚴？若喪失了特權和腐敗機會，廉潔的高官們會支持醫療和教育市場化嗎？經濟發展真的與教育和醫療均等化是悖論？
這裏，我還想提出第三個有關國家治理的學術問題：為什麼我們學界總也説不清楚市場機制與國家干預之間的關係？今天的國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被説成了“政府幹預”與“市場機制”之間關係的問題。但抽象地説能説清楚嗎？我們可能抽象出一個亙古不變的“正確”關係嗎？經濟學家做的是純市場機制的學問還是“經世濟民”的學問？應該是人民的需求左右市場與政府的關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平衡是動態和宏觀的。有三才有萬物，市場與政府兩者之外還有第三者，就是人民的需求。若“現代化”只惠及少數人，我們多數人憑什麼支持呢？市場化導向的改革越來越難，因為惠及的人越來越少，羣眾的抵制越來越頑強、激烈。而今高速增長沒有了。為什麼？人民日常生活的小事辦不好，缺少公正，人民就喪失了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國家建設的大事就逐漸辦不到了。共產黨改善百姓生活，所以百姓支持共產黨。這改善不是抽象的或者過去與將來的，而是具體的、現在的。
我與鞍鋼教授的感覺一樣。我們都看到了經濟突飛猛進的種種成就。我去美國留學時中國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沒有。我2000年去印度，那時的印度也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沒有。去年我國高速公路里程超過了美國，而美國還一公里高鐵都沒有。我去美國時口袋裏只有20美元，對今天出國的孩子們來説那是傳奇。我很自豪，我們這代人不僅享受到了經濟奇蹟，而且這奇蹟就是我們這代人在黨的領導下拼命幹出來的。然而，舊問題解決了，新問題又出現了。過去的功勞屬於過去。我們黨需要在不斷解決新問題中把國家帶向進步、帶向文明。
在人民共和國65年大慶之際，我國的治理問題非常嚴峻，相當一部分原因是我國經濟水平依然低下。我們人均GDP不到7000美元，發達國家是4到5萬美元，我們是人家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這巨大差距裏包含了我國無數的落後現象，也藴藏着我國高速發展的巨大空間。我們東北亞地區沒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鞍鋼教授的這本書在繼續給我們信心和希望。我在這裏套用好萊塢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片尾的那句話作為結尾：“希望是個好動西，也許是最好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