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65週年|曹錦清：迴歸傳統：新中國的“更化”
（編者按：國慶前夕的9月24日，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孔子誕辰2565週年誕辰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並發表講話。以國家最高領導人身份出席孔子誕辰紀念活動，這是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因此，立即引起國內外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觀察者網就此採訪了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曹錦清，對此進行了解讀。）
觀察者網：在臨近國慶65週年的時候，習近平突然參加了孔子誕辰紀念活動。國家最高領導人出席孔子紀念活動，這在新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個高規格動作傳遞出什麼信息？
曹錦清：其實並不突然。去年“八·一九”講話，也就是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已經定調了。在那次講話裏，他提出了“四個講清楚”。而且他把倡導中國特色跟四個講清楚聯繫在一起了：第一個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第二個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滋養；第三個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軟實力；第四個講清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反映了中國人民意願，回應了中國和時代歷史進步要求，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結論是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獨特的基本國情，註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當時我就認為，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國家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如此高調的公開表態表態要對傳統的歷史文化採取全面的正面評價，這就不同尋常了。
習近平在孔子紀念研討會上講話。
觀察者網：這和之前的意識形態之間是否存在張力呢？
曹錦清：近代中國有兩個轉折點，第一個是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全面反對儒家為首的傳統文化。新文化運動開始後，剛好自由主義思潮是在一戰中破產，更激進的一股思潮，馬列主義，迅速傳入中國並被中國主流知識分子接受。實際上，這個過程主要發生在1918年，在一戰以後整個第二國際破產，第三國際建立。另一個重要的背景是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整個歐洲在這時轉向了激進主義，社會主義在歐洲也成為主流思潮，隨後迅速傳到中國。這股思潮那麼快就傳到中國，而且變成主流，以全面反對傳統、全盤西化的面目登上歷史舞台。以前是自由主義，現在是馬列主義，都要求西化。所以到後來自由主義跟馬列主義一般都反對傳統文化，反對所謂文化保守主義。本世紀初，曾經有人公開呼籲儒家復興，當時左翼知識分子和自由派知識分子都激烈批評，都是裝在就是封建專制主義、落後愚昧的框架裏面來加以批判。
現在回頭來看，新文化運動這種批判有他的道理。現在有些激進保守主義要徹底否定那段歷史，這是不對的。新文化運動的背景是積貧積弱，屢改屢敗，整個知識階層都陷入了文化心理上的卑怯。當時的受邀任務是救亡，救亡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還要考慮將來超越的問題。但這在傳統文化的資源裏面找不到相應的支撐，所以只能從西方那裏去學習趕超的技術和經驗。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當時的知識界就把這個責任推給了傳統文化，甚至於推給了我們的文字，更激進的乾脆認為我們的人種不行。那個時候，處於積貧積弱、屢改屢敗、不斷自我檢查原因的時候，有病找病，沒病也找出病來了。反過來説，這也算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優點，善於反思。
從事後看來，那個時候反思過分了，落下了一身病。這個病也是很深刻的，我們權且把它叫做不自信病吧。卑怯，自我否定，看到洋人就害怕。這個病根，知識界一旦中了就很深很深了，以至現在很多自由主義都沒緩過神來。自我批判是有必要的，一個民族如果不善於自我檢查，像美國那樣，不善於自我檢查，那肯定也不行。
觀察者網：另外一次呢？
曹錦清：另外一次就是解放以後，馬列主義變成官方意識形態，既在反封建的名義下批判文化保守主義，又反對自由主義。這種批判是一支持續的，但真正大規模的批判儒家，還是在文革後期。文革初期，也只是“破四舊”，但沒有發動知識界進行大批判。“九·一三”事件後，開始批林批孔。比如毛澤東那首著名的詩，《讀<封建論>呈郭老》，“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學名高實枇糠”，把整個儒家文化都看成是封建糟粕，這個基調和五四是完全相同的。五四時期的那些人，比如傅斯年，到1940年代，還在講中國不是民族自信心的問題，他認為，中國是一個揹負了四千年垃圾的民族，怎麼能清醒過來？
這次大規模批判儒家的同時，又開始抬高法家。在政治上，毛澤東不是歷史虛無主義，他抬高法家，法家也是傳統的一部分。而且，他把歷史上法家的隊伍也擴大了，漢代的王充、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張居正，都成了法家。理由是這些人都變法，變法肯定就是法家。但是你要問這些人是儒家還是法家，他們肯定不會承認自己是法家。但是毛澤東那時身體不好，也沒有專門論述過，為什麼要貶低儒家抬高法家，他自己沒講。我猜想是儒家講復古，讓他聯想修正主義，而文革的目標就是反修防修目標，所以他可能比較反感。
新文化運動從1915年開始，到現在也差不多一百年了，中國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共產黨自己也經歷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意識形態上的調整在所難免。
觀察者網：這個講話恰好在建國65週年國慶的時候，也顯得意味深長。
曹錦清：是的，很像漢朝的情況。漢朝開國之初，在意識形態上尊崇黃老之道，對內對外都妥協，對外和匈奴和親，國內無為而治，放任土地兼併，與民休息。到漢武帝的時候，黃老之道指導下的治國理念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開始暴露出來，和親並沒有帶來長期和平，匈奴仍然頻繁南下侵略，國內也出現了大規模的土地兼併，還發生了七國之亂。這時候在對內對外政策上都需要調整了，也就到了漢武帝的時期。漢武帝廢除了原來的黃老之道，“獨尊儒術”。在理論上，出現了董仲舒，他的《天人三策》標誌着儒家對其他諸子百家的吸收融合的完成。在這之前，也有其他人做過類似的努力，但並不成功，比如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他的《六家要旨》就是這樣的努力。現在來看，《天人三策》當然附會的地方很多，但在當時來説是很成功的，是一次以儒家為主幹的有效的意識形態整合。同時，在對外政策上，也開始反擊，擊潰了匈奴的主力部隊，迫使匈奴大規模西遷，解除了匈奴對漢帝國北方邊境的威脅。匈奴西遷後，到了烏孫故地，也就是現在的哈薩克斯坦和新疆北部一帶，一直到公元三世紀四世紀初，匈奴才越過伏爾加河，進入歐洲，然後把哥特人趕到多瑙河難變，從而進入羅馬帝國國境。羅馬帝國沒有處理好，壓迫他們，他們就起兵反叛，和羅馬帝國打仗，一直打到現在的西班牙。在歐洲歷史上，這就是蠻族南下運動。到公元400多年，西羅馬帝國崩潰。這是一整個連鎖反應，起點就是漢武帝的內外政策調整。
觀察者網：這個意識形態調整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曹錦清：改革開放後，到了1980年代以後，自由主義敍事就開始從經濟領域進入政治領域。到1990年代晚期，自由主義浮出水面。改革本身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貧富分化，貪污腐敗，左派就起來了。但這時候左翼的敍事都比較混亂，比如左翼很多人都引用了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有的還找到了毛澤東的一些論述，也就是現在人常説的毛左。因為文革就是要解決官員腐敗和貧富分化的問題。國內的主義混亂，國際上主義也混亂。左翼只有到馬克思那個程度，邏輯上才能夠徹底、自洽。第二國際求同主義那一套，就有點混亂了。二戰之後的福利資本主義國家有社會主義因素在裏面，增強了對勞動者的保護。但布什時期又開始去保護化，他認為税收太重，福利國家難以為繼。
在社會上，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以後，傳統的道德理念受到衝擊，理想主義破滅，社會上各階層普遍感到迷茫。所以迷茫，就是超出了我們的認知範圍，大家看到一個事情會説：“咦，怎麼會這樣呢？”他的焦慮反應在行為上，就有了各種各樣的倫理觀念。有的人的態度是人家拿我也拿，就陷入無道德狀態了。另一種人覺得這樣不行，就要尋找精神出路，這種出路是多元化的，有的去了佛教，有的去了基督教，也有的去了民間宗教，那麼有些人就返回到儒家了。但大眾基本上是進入了民間宗教裏，也有一些儒家的成分，但和知識分子説的那種儒家不同。
觀察者網：2004年的時候，蔣慶、陳明等人開始公開呼籲儒家復興，在大眾媒體上也引起了轟動，影響很大。而且，他們公開提出，儒家要重新恢復意識形態主流地位，這和其它民間宗教很不同。
曹錦清：那只是個別人，因為他們的文章多、能量大，看着好像全世界都是他們的聲音，事實並不是這樣。在知識界，主流的還是自由主義，比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都是自由主義佔據主流地位，因為當時用的主流的教材都是自由主義的。這時候，原來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高校裏就很邊緣化，教這些的老師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不願意教。這些課雖然也進了課堂，但根本沒有進學生的腦袋。為什麼呢？因為原來的意識形態宣教無法解釋我們現在的社會現實。按照原來的意識形態的説法，社會主義必須是公有制，現在公有制都沒有了，怎麼還能叫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就興起並且進入政治領域。自由主義把所有問題都打包處理，認為現在市場經濟了，經濟體制已經改了，政治體制還沒有改，不配套，所以要改政治體制，也就是他們説的政治改革。
但恰恰是在這個時候，金融危機發生了。2008年以後，全世界都陷入金融危機不能自拔，但中國經濟卻一路走好，在2010年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之前，在沒有任何顯著的推動力的情況下，先後超過了英國、法國、德國，現在連日本也超過了，所以中央的判斷是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要接近民族復興。所以這時候，中央重新提出了趕超的問題，也就是“兩個百年，偉大復興”。趕超這個問題，以前毛澤東時代就提出過，鄧小平又把它歸納為“三步走”，但這都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範疇裏提出的。而現在提出的“民族復興”，這裏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從共產主義敍事裏轉到了民族偉大復興，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兩個百年、偉大復興”結合起來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是，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來，社會整體問題，經濟還保持着高速增長，在先後超過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以後，現在的目標就是趕超美國了。國際關係領域的人比較敏感，最先意識到了這個變化，綜合國力提升了，在國際上不用再低聲下氣了。在知識界，一批有民族主義情懷的知識分子也提出，要批評原來的自由主義敍事。他並不是在理論上反駁民主是虛偽的，而是在輿論上反駁。他們認為，只要保持穩定，繼續發展，就能實現趕超任務，穩定是個好東西，發展是個好東西，趕超是個好東西，那麼原來説的民主這個好東西的排名就降下來了，不是現在的首要任務了。
自由主義者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其實不是自由主義，而是反對現行體制，因為他們有歷史仇恨，特別反對現在這個體制，特別激進；第二個層次，是真誠相信自由主義那套論述的；第三個層次，就是跟着別人走，別人那麼説，他就那麼信。自由主義有個好處，就是它的解釋力很強，而且淺顯易懂，不復雜，能夠吸引很多中間派。在現實中，第三種自由主義者最多。金融危機之後，歐美自身難保，一些轉型國家也出現了問題，比如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台灣的“反服貿運動”、泰國的政治動盪、烏克蘭的政治危機，埃及折騰了一大圈，最後還是回到了軍人執政，結果都不好，這就讓原來一些信奉自由主義的人懷疑了。但是現在自由主義在全世界遇到這麼多挫折，他們就開始懷疑了，自由主義理論是不是有問題？
觀察者網：也就是説，您認為，現在重新迴歸傳統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曹錦清：近代革命以後黨在尋找一種新的治國理念，或者説新的意識形態。以前的主要任務是救亡，革命的意識形態最有效，因為它最能動員最大多數人，現在革命黨要向執政黨轉型，這時候就不能再沿用原來的革命意識形態了，要尋找一種新的治國理念。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在哪裏？當然要從歷史傳統中去尋找一些資源，現在是時候了。
比方漢初。戰國紛爭，百家爭鳴，這就是一個多元的時代。多元的另一面就是意識形態上混亂，很難有共識，這對治國者來説就很麻煩。所以漢初以黃老之道為主來吸納融合其它思想流派，但實踐上沒有成功。漢興七八十年，漢武帝時代到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漢初相比，這其實就是一個完全的新政權，所以叫“更化”。但是共產黨興起和王朝更替不完全相同。清朝解體以後，從北洋政府到民國政府，都沒有完成政治統一的任務，共產黨完成了。但毛澤東與朱元璋不同，朱元璋只要完成軍事任務和政治任務，政治上可以完全拷貝前朝的一整套制度，再根據實際需要進行修改，就可以了。但毛澤東不能這樣做，因為他是共產黨，共產黨是馬列主義，從西方引進的意識形態，是有一整套完整的革命敍事的，共產黨是用這套敍事完成政治動員並獲得政權的，總不能一得到政權就不要了吧？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發展到今天，在國內外都有了巨大的影響，受到了極大的關注，逐漸有了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的趨勢，我們要和西方有所區別，因為在西方的體系裏沒有出路。西方的總趨勢是自由主義，我們又不能用原來的馬列主義來滿足當代需求，所以當今唯一的出路就是迴歸傳統的趨勢，引出一些觀念、概念，來構建我們新的話語體系和道德體系。
國內大部分人沒有看到中國現在到底處在什麼位置上，其實我們已經到了趕超的前夜。中國的利益已經遍佈全球了，我們已經與西方發展的不一樣了，我們需要有自己的一個敍事。傳統文化裏有很多東西可以被這個敍事利用，這就是古為今用。我們可以用傳統的語言，但內容必須是當代的，精神上可以銜接。所以習近平在這次講話中提到的幾個概念，小康、大同、和而不同，都有銜接的地方。但我認為還應該加上中庸。儒家的哲學核心就是中庸，是儒家的保守辯證法。
中庸是儒家的核心，既是方法論，也是世界觀，所以説“極高明而道中庸”。用董仲舒的説法，整個世界是有陰陽、有對立的，在對立當中也有重點，兩點論還是重點論？革命辯證法和儒家辯證法在這點上是一致的，第三點就不一致了。一個是平衡論，一個是鬥爭論，一個穩定論，一個轉化論，差別出來了。所以革命黨要強調鬥爭的轉化和鬥爭的絕對性，這就是革命的辯證法，革命黨是需要的，執政黨就沒有這個必要了，因為他處理國內各種矛盾的時候，要以統籌為主，以和諧為主，所以強調矛盾的對立統一。強調矛盾的兩方面的統一和平衡，這就是中庸的思維，就應該成為內政外交的總體思維方式。同時，中庸是用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不是處理敵我矛盾的。
從根本上講，黨就是“party”，“party”的詞根就是“part”，“part”就是部分。所以政黨林立的結果就是這個國家的多元性使得整體不復存在。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需要守護全局，守護整體，守護長遠，以天下的老百姓為關注對象，以民為本。民分好幾種，士農工商。長治久安，以長遠為本。如果一個政權，不能做到這兩條，就衰敗了。我們回頭再來看，中國共產黨其實是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是這個國家的主權者，這就要求他不能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過於強調鬥爭，而必須發揮統籌、協調的功能。
觀察者網：前些年甘陽提出要通三統，但從實際情況看，理論界實際上並沒有做到通三統，黨內的意識形態論述也沒有做好。
曹錦清：沒有做好是正常的。這正好是一個國際國內都在發生大變動的時期，沒人懂西方的意識形態和現成的那些主義，都無法滿足當代的需求，這是一點。另一點，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加上人口規模，要崛起，它要尋找自己的主流敍事，這是一個繁重的歷史任務，需要有個過程。所以現在的紛亂，是為將來出現這樣的頭腦做準備吧。這不是説誰聰明一點，或者某個領袖拍個腦袋，就能尋找到這樣的方向的，需要時機成熟和歷史積累。但總體來説，我認為現在提出的這個方向是對的，就是要回到自身的歷史傳統裏來尋找。
亨廷頓有個講法，一般來講，後發現代化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過程當中，都要經歷兩個階段。他把西方化和現代化兩種都分開來，第一個階段是西方化引領現代化，而西方化是西方獨有的，非西方地區和國家沒有的。西方自己也確定的，怎麼叫西方化？它講的希臘、羅馬、拉丁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凡是滿足這些條件的都叫西方，俄國沒有完成這個過程，就不能算是西方。所以最早的非西方國家民族獨立以後，要搞現代化建設，都要向西方學習，也就是西方化。但現代化是和工業化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人民素質的提高、教育普及、壽命延長、衞生水平提高，這些都叫做現代化，所以現代化是可複製的。
通過成功的現代化取得民族自信心，然後這個自信反過來，就對自身的傳統文化也有自信了。中國近百年的歷史就是這樣，落後捱打，所以要西方化、現代化，建國後現代化進程加快，尤其這十幾年，經濟高速增長給民族以相當強勁的自信。這個自信就是道路自信，因為我們這樣成功了，那麼説明我們的道路就是正確的，也就是中國模式。有了道路自信以後，就會尋求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這個理論自信就是意識形態自信，也就是意味着要從之前的西方化迴歸本土化，尋找自己的語言來建立一套新的敍事，從道路自信演變為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這個理論自信就是意識形態自信，去西方化迴歸本土化，就是尋找我們自身的語言，來滿足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原有的社會關係被破壞，新的社會秩序沒有建立起來，人心沒有歸宿，西方沒有這個藥，就需要回歸傳統來醫治，用舊藥來治新病。
其實我原來認為，這一天會來得更早。2008年前後我就估計，西方出現危機了，如果中國沒有危機，或者有小危機但比西方更快走出危機，就會激發起巨大的民族自信。但實際上，這個苗頭到十八大以後才出現，比我預期的晚了幾年。如果十八大以後的這五年裏，能夠把腐敗制止住，然後調節分配體系，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好內部穩定和發展的兩大問題，這種信心還會更進一步增強。
觀察者網：中國現在國際地位已經提高了，自信心提高以後，對世界的想象也會有相應的變化。
曹錦清：中國那麼快的進入世界舞台，而且其他國家都把你視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那麼他們就會問你，你現在這強大了，你對國際秩序是怎麼想的，你打算在這個國際秩序裏扮演什麼角色？所以中國需要有自己的國際語言，因為中國的利益已經遍佈全球，嵌入到各個國家的經濟中，所以大家都很關心你，想知道你是怎麼想的。所以這次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不同文明、發展道路之間要相互尊重。這個意思就是説，我也是一元，西方你不能老是用你那套來規範我、敲打我。原來西方稱霸的時代過去了，美蘇兩極的時代也過去了，現在中國強大起來了，就提出要和而不同，贊同多元化的世界。
但是現在中國也不能太樂觀。雖然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畢竟綜合國力和美國還有很大差距。即使是按最樂觀的算法，中國的GDP總量也要到2025年才能超過美國。當然，也還有其它算法。中國最早以鋼產量作為衡量指標，如果按這個算，那麼中國的鋼產量在1995年就已經成為全球第一了。如果按購買力平價算，今年就可以超過美國。按匯率來算，人家16.8萬億，我們9萬多億，按照現在中美兩國的增長率，快的話大概2020年，慢的話2032年，中國就可以超過美國了。如果按工業增加值算，中國在2011年就已經超過美國了，現在大概是美國的1.26倍。但我們要注意，工業增加值裏面，有百分之二十多是外資。另外，我們的量大，但質還不夠高，也有差別。如果按照工業的核心，就是先進裝備製造業，我們和美國的差距還有20年。所以説，現在中國的任務仍然是保持穩定和發展經濟。
觀察者網李亢、林凌採訪整理，未經作者本人審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