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洛聞：對話香港朋友——誰逼走了他？
我有一位香港朋友，有些閒錢，有點生意，有個中學就早戀後來結婚的老婆，有兩個孩子，有個嚴厲能幹的媽媽，有一檔小有規模的家族餐飲公司，不算大富大貴，但肯定衣食無憂。他性格十分謙和，平時的愛好就是帶着老婆孩子出去玩，打電子遊戲，開着車去吃海鮮，以及買買他覺得便宜的一些打折貨。偶爾“揮霍”一下，花大價錢買遊戲機，汽車模型，一定又會被老婆嘮叨。但他從不還嘴，笑笑就算。
這位朋友從我來香港到現在，十分照顧我，而且貴在他十分接地氣，雖然平時沒什麼大追求，甚至有點二世祖，但一旦有什麼事情，就會發揮出老香港的優勢，用最便宜最省事的辦法，幫朋友解決問題，與外人“計數”十分精明，對朋友慷慨得讓他老婆不是十分高興。可能也正是他這個性格，家傳的生意雖然沒有大的拓展，但也沒有荒廢或敗落，除了遊客，還常年有本地的老主顧幫襯。這盤生意雖然在香港不算大，讓他家人“食一世”還是綽綽有餘的，更別説他媽媽十分勤勞，仍在不斷想辦法將生意向上發展。
就是這樣一位朋友，前幾天找我吃飯，席間透露了他的一個想法：他想全家移民去澳大利亞，如果沒有必要就在澳大利亞落地生根，不再回香港了。
香港人移民是個稀鬆平常的事情，特別是1983年中英談判開始到97迴歸之前，有些港人恐懼迴歸，形成了一股移民潮。不過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迴歸之後，又輾轉回到香港，或者讓子女回到香港發展，嘴上雖然説“都是香港最好”，心裏應該也是對中共管理的認識更為客觀，即便仍有芥蒂，與之前的恐懼相比，卻不知進步了多少。
而我這位朋友，四代香港人，他自己雖然有在澳洲的留學經歷，但一直對西方社會好感平平，對迴歸的評價，只有“生意人，有得揾食得嘅了”（生意人，能賺錢養家就行了）。加上長輩、家業都在香港，也一直安於此地。突然説要移民，讓我多少有些詫異。
朋友之後給我做了一番解釋。
他首先抱怨的是現在香港訂立的最低工資標準對生意的影響。所謂最低工資，是一項港英時期實施過的措施，勞工處的解釋如下：
“法定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1日開始實施。由201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28元調整至每小時30元。就僱主備存僱員的總工作時數紀錄的金額上限，亦由2013年5月1日起，由每月11,500元修訂為每月12,300元。”
這個措施的初衷是幫助從事低級勞動的人能夠有所保障，保證就業的意願和積極性。由反對政府的“泛民主派”議員李卓人等帶頭推動，當時一經立法，為泛民主派賺足了政治分數。但過於簡單的、一刀切式的實施標準，帶來的惡果在實施之前就有人預見到，不過沒有辦法阻止民粹的力量。
朋友用自己的店鋪舉例，最低工資12300港幣，那麼需要付給最低層的洗碗工最少都要這個價錢。他的公司用全自動洗碗機，洗碗工要做的就是將服務員收攏的髒餐具放進洗碗機，洗好之後拿出來。一個星期工作六天，一天上班時間10個小時，但其中有4個小時不營業，加上其他的準備，一天實際工作時間6個小時左右。在最低工資實施之前，這個工種，這種工作條件的，一般工資在3500港幣左右。
這樣一來，單是洗碗一項，每個月多出的開支數以萬計，更重要的是，洗碗加了工資，所有的服務員、傳菜、樓面經理、二廚、大廚都要逐級增加工資，尤其是好的大廚，更從18000增加到了30000港幣。一個月增加的工資開支，以數十萬計。
但生意就這麼多，多出來的成本如何消化自然不用多説。而最低工資對於社會的影響還遠不止這些。
打一個比方，同樣是工作10小時，樓面物業的保安員要比收銀員輕鬆得多，這兩個原來薪資水平差不多，都在5000港幣左右的工作，在最低工資實施之後，收銀員越來越難請，保安員雖然沒有面對用工荒，但工資也水漲船高。為這些買單的，自然是小區的業主。要知道香港的普通白領工資並不高，以記者這行為例，工資只不過比最低工資高了少許，遠低於現在洗碗工的市價。
激發他移民想法的，則是更為長遠的考慮。因為上文所述的這種情況幾乎出現在所有的中低技術含量崗位上，香港的修車廠、理髮店、小餐館等等幾乎都沒有了學徒工。因為同樣的最低工資，學徒工辛苦許多，年輕人不願意入行，更別提一些諸如製作烤臘食品、焊接這樣特別辛苦的工作了。短期內沒有問題，但幾十年之後，繼續住在本地的香港人要如何生活？
香港最低工資的問題早已引起港媒關注
這還不算，一旦這些崗位沒有人手，必然會引入外地勞動力，到時候很多廣東廣西等地的低技術工種人才湧入香港，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這種顧慮聽上去有些狹隘，卻不僅僅代表了一個人。
還有一個方面，是孩子的教育問題。香港學校泛政治化，已經讓本地人感到了憂慮。這位朋友的表述是，澳大利亞上大學不用花錢，文憑哪裏都認，還不需要擔心孩子跑去學人跟“差佬”（廣東話警察，有輕微的貶義）找麻煩。如果留在本地，能不能考到大學（香港的大學容量有限，平均2.5個人有一個學額，之前有過本地學生抗議內地學生來港讀書佔用學額，“奪走”所有獎學金的事件），大學後怎麼找工作，文憑能不能去國外找工作，都是問題。
香港的社會福利基本都遵循了這種思路，最懂得如何訴苦的人，而不是最需要的人，拿走了大部分税金買單的福利。中產階級要面對大企業的擠壓，還要承擔繁重的福利開支，受到了經濟上的雙重夾擊。而這一系列問題並沒有辦法通過“泛民主派”爭取的“真普選”得到解決，爭取“真普選”的過程反而影響了很多商户的正常生計，導致中產對於政治上的激進做法十分不認同，再加上之前所説的劇烈的成本上漲，朋友的説法十分現實，“十年前整間公司請6個人，做8個小時生意，忙一個月賺十幾萬，現在整間公司請十幾個人，幾間分店做10小時生意，忙一個月還是隻賺十幾萬，怎麼能不心淡。”
談話到此結束，之後的內容轉向了其他話題，但就在我們談話的那天晚上，學生們再次發動集會衝擊政府，與警察發生了衝突。曾經被外界懷疑過與美國有幕後關係的學生領袖黃之鋒被捕，新一輪政治運動恐怕剛剛開始。好在如我這位朋友一樣的香港人越來越多，這種逃避，可能會轉為反思和行動也説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