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成興：民主重生還看中國

【本文原載於世界經濟論壇網站，原題“Look to Asia for the rebirth of democracy”，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翻譯刊發，楊晗軼譯。】

請想象這樣的情景：清晨，你從睡夢醒來，意識到自己生活的社會如此不公，經濟機會不平等，少數社會精英得到了一切，大多數人只能在匱乏的條件中苦苦掙扎。如果你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你的靈魂每天都會渴望更好的體制。

如果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一個歧視盛行、官員以權謀私、精英收刮民脂民膏的社會。

那麼，我們自然想跳出這樣的體制。我們要的，不過是一塊公平的競技場；一個公正、公開、透明的體制；一個任用賢能的體制。

世界的方向

如果我的描述引起了你的共鳴，那麼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世界沒那麼糟糕。生活更美好，既是你個人的願望，也是全世界共同的願景——實際上，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世界越來越多的地區正在不斷實現這個願景。25年前，西方某些觀察者們看到了蘇聯的崩潰，便宣稱歷史已終結。這一套歷史終結論的核心是，只有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才能成功有效地組織社會。還有什麼政治體制能比一人一票——讓所有人民平等選拔領導人——更公平、更公開、更透明呢？還有什麼能比不問社會地位、家庭出身、人脈關係的自由市場更符合選賢任能的精神呢？

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構架，都深得技術專家和頂層設計者們青睞。在理論上，這套體制具有魔法般神奇的智能：你只需為這套體制設定規則，然後啓動它，就能高枕無憂地等待體制自動運轉，並按最優結果執行。偶爾遇上干擾，早已設定好的規則允許這套體制創新、變通、適應，然後它會自動回穩，重新達成最優結果。

美國、英國和大西洋兩岸的其他經濟體都在不同程度上採用同一套原則。不少觀察者們認為跨大西洋軸心是承載這套原則的中流砥柱，也是推廣它們的動力所在。所以，即使所有經濟體有朝一日都可以進入富國俱樂部，但跨大西洋軸心才是繁榮與成功的源頭。事實上，它確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1970年，全世界僅有45個民主國家；2010年，這個數字膨脹到了115。

然後，世界再次改變了

然而接下來，歷史做出了決定：人類社會還沒有走到盡頭。首先，世界迎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彼時，危機如海嘯般摧枯拉朽地擊毀全球各地的金融系統——而海嘯的核心，正是這條跨大西洋軸心。世界金融市場總值縮水26萬億美元（世界全年總產值的一半），估計造成3400萬人失業，世界金融系統被拖到了崩潰的邊緣。自由市場經濟學的“正統派”轉而清洗那些膽敢批評市場競爭、直言銀行“大而不倒”、公民福利分配嚴重不公的“異端學説”。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所有好東西——種類繁多的消費品、在競爭中降低的價格、改善民生的創新——似乎都被忘記或不公正地忽略了。

為了進一步展現這種敍事，下面還有更糟糕的消息：

世界最大的一黨制國家——遠離跨大西洋軸心的中國——即將取代穩坐世界經濟第一寶座140年的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不僅如此，當西方世界越來越不平等的時候；當西方社會中1%的高收入人羣嚴重扭曲財富分配，達到百年罕見地步的時候，中國在僅僅三十年裏，就讓6億多人民擺脱了貧困。

全球金融危機中，許多人表達出這樣的看法：中國經濟增長依賴於西方的進口，隨着西方開始緊縮，中國經濟將遭遇災難。然而，從2007年到2012年，正是中國給全球經濟注射了強心劑，其貢獻三倍於美國。

即使德國向歐洲鄰國和美國（德國歷史上除歐洲外最大的出口市場）的出口貿易都在大幅萎縮，但這個目前最成功的歐洲經濟體仍通過銷往中國等亞洲發展中國家，保持着自身的經濟增長。

德國出口（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貿易數據，2011年）

向東大轉移，1980-2050（來源：《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柯成興著，2011年）

過去30年裏，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方都崛起了，導致原本位於跨大西洋軸心上的世界經濟重心向東移動了5000公里，落在波斯灣上。如果未來增長軌跡繼續按當前的情勢發展，世界經濟重心將很快落在中印邊界上，相距傳統的經濟極點足有10個時區之遠。

對許多人來説，這一切本不應發生。20年前，當時蘇聯剛垮台，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寫道：

“站在2010年看未來，以近期趨勢預測未來將是亞洲的天下，恐怕跟站在勃列日涅夫叱吒風雲的1960年代，預測蘇聯工業將獨霸全球的老派預言家一樣愚蠢。”

是的，到2010年人們確實發現，按過去的經濟趨勢外推，得出的結論並不準確。但這些推測不是過於樂觀，而是過於保守了。

 

雖然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的經濟勉強算得上市場導向，但它們並不全心全意地認同“只有選舉民主才能帶來經濟繁榮”這種觀點。2013年9月，當澳大利亞迎來新總理時，澳國防部前任高官休·懷特認為，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立場將發生變化：

“……阿博特的保守主義也使他傾向於對現代中國感到不安。他與西方許多人——不止保守主義者——一樣，對一黨專政、卻能如此快速地增長壯大的中國感到不自在。共產主義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垮台，使他們深信民主原則能一統全球，而中國的崛起則挑戰了這種信念。”

發生了什麼

難道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結合體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要素？難道歷史終結論的兩大支柱已經崩塌？為什麼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能夠創新和適應，而原被看好的民主體制卻不如中國的體制健康茁壯呢？

我們必須糾正錯誤的觀點。正如李世默提醒我們的那樣，中國的體制是真正具有靈活性和適應性的體制，中國是一個在許多領域不拘一格創新的國家：政策調整幅度包括激進的土地集體化、大躍進、文革、農地“準私有化”、市場改革、現代化、城市化、吸收民營企業家入黨等等。高層官員和黨的領導人廢除終身制，改為任期制，並把退休年齡定在70歲。這一點，連許多高校都做不到——即使學術界清楚創新的重要性。

經驗

顯然，研究我描述的這些問題需要非凡的精力和對細節的專注。另外，歷史仍有可能沿着未能預見的方向發展。不管怎樣，我都不敢妄下結論説某種體制一定比另一種體制優越。我認為，事實説明，許多路徑都通往繁榮與成功。試圖一勞永逸地宣告某個體制是最優秀的（或是“最不壞的”）做法，幾乎都是愚蠢的。一方面，聲稱某種體制“無法持續”本身就是一種話語專制；另一方面，每個人都應該認清，從邏輯上講，這種説法根本就是萬金油。歷史上，沒有任何體制能千秋萬代持續下去。

為了讓討論更加充實，我們應該這樣看——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往往流於簡單漂亮的口號，它們代表着所有光鮮動人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

民主最終的意義，遠比那條通往投票箱的路更加高尚、更加重要。民主所代表的東西應該是：每個政府、每個統治者每天都應充滿憂患意識；時刻保持清醒，明白自身權力是建立在流沙般的民意上的；每天都應該為提高人民福祉不懈努力。

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和其他所謂“專制”的亞洲經濟體政府已遠比許多西方觀察者們想象的更加民主。同樣在這種意義上，許多投票選舉的民主國家則是失敗的。我們時常能從媒體讀到中國領導人將增長保7%當作重中之重來抓，這樣才能為新加入勞動力市場的億萬人民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這與行將末路、不顧一切攫取權力的政治寡頭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當然，也許中國政府確實希望保住權力，但這或許正是提升人民福祉的途徑。

即使經濟重心東移，歐洲仍將是世界民主的錨點，這一點不會改變。但這也表明，在不同的環境下，其他形式的、自洽的自由主義或許會應運而生。

與此相對，在當前的全球體系中，存在着虛偽的多重標準，這種不一致是有害的。跨大西洋軸心尋求在全世界傳播民主理想，今天的全球治理體系建立在美國仁慈霸權上，它本身就非常不民主。過去50年，世界的領導者是從最富強的民族國家中挑出來的。這個領導者不但在地位和財富上遠超其他所有國家，更擁有無與倫比的政治影響力和超出想象的軍事優勢。國際社會根本無法對這個全球領導者有效地制衡。

2007-2012年十大對世界增長做出貢獻的國家。GDP以市場匯率計算。（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前景，2012年4月）

簡單地説，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軍事和經濟實力的領導地位上的；這種世界秩序根本不在乎全球領導者到底為人類作出了什麼貢獻。在當前的世界秩序中，美國霸權這種領導體制，是一種真正的、深刻的不民主。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經濟超越美國，或世界經濟重心遠離華盛頓10個時區這樣簡單的未來圖景，讓跨大西洋軸心的政治精英感到如芒在背。如果當前世界秩序中的美國霸權很快將失去經濟政治合法性，那麼這種霸權是否會墮落為獨裁？那時候它還有存在的合理性嗎？

如果將世界看做一個大的民主國家，這是真正影響全球決策的地方。（此觀點最初來自肯·麥爾斯）

從世界經濟重心附近的南中國海，畫一個半徑4000公里的圓圈。這個圓圈內的土地面積只有2500萬平方公里，僅佔全球土地面積的六分之一；但人口卻超過世界總人口的一半。如果我們要建立有民主合法性和經濟力量的新世界秩序，讓我們從這裏開始，讓新思維帶領我們走向未來。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