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撤台國軍老兵後人的心裏話
甲午戰爭120週年，大陸民間與官方多有觸動與反應，特別是對於清朝參戰官兵的“平反”，海祭甲午烈士的敬禮，令人悸動。
台灣除了極少數團體和個人，如夏潮聯合會、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台灣抗日誌士親屬協進會等舉辦了甲午史料展覽和研討會之外，多數人對甲午年這個特殊意義無感、無知或無視。民族復興的主導權和解釋權歸屬，以此可知。
台灣眷村老兵生活清苦
大陸領導不但肯定清朝抗日軍人，也肯定民國的抗日軍人。例如奉祀遠征印緬的陣亡國軍，以及最近的向內地抗戰國軍老兵致敬，以及將其納入社保等政策。換言之，只要為了近代國家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奉獻犧牲的中國軍人，從清朝到民國，都受到主導中國夢的領導人的肯定。這主要基於一個歷史事實：近代日本侵略中國超過半世紀，是不分朝代的；反之，中國軍人抗日衞國，跨越朝代的歷史勳業。北京尊重這種歷史事實，就掌控歷史解釋權的正當性。
然而，不分朝代的中國兵源多來自農村。辛亥革命時，新軍打清軍，前線是農家子弟的相互拼搏，雙方喊着罵着上級指導的口號；解放戰爭時，共軍打國軍，前線還是農家子弟的相互拼搏，雙方不共戴天地叫罵。民國罵清廷腐敗，但腐敗的清軍中卻有很多人為國抗日過；共和國罵民國反動，但反動國軍中卻也有很多人為國抗日過。革命建國之後，不能不辯證地看待前代人與事。歷史的合力構成歷史選擇；歷史的選擇，常常超乎個人的意志，儘管後者是歷史合力的來源之一。
在今年台北的“二二八事件67週年座談會”上，《海峽評論》總編輯王曉波教授説：“軍隊是沒有意志的，它就像一把刀……”這話不是説軍人本身沒有信仰和人格，而是強調控制軍隊意志的不可逆性，一如歷史選擇的不可逆。就在這座談會的前一天，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設立“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北京強化反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歷史教育的同時，台北卻讓島內感受到美化日帝殖民統治的氛圍。後者目前的軍隊，因而被拜美親日的意志驅策為仇共反中的一把刀，背離反帝救亡、振興中華的建軍初衷，這在釣魚島問題上可見一斑。
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當天，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來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向抗戰烈士敬獻花籃。
王教授還説了一句特別的話：“內戰無英雄！”這話仁智互見。歷史總是銘記因內戰而統一國家的領導人，俾斯麥、林肯與毛澤東如此，連蔣介石也曾如此；成王敗寇的現實，莫過於內戰。然而蔣介石所以由王淪寇，又正因為內戰敗北；“漢賊不兩立”，反成了他的致命心病。
當然，近代內戰建國的正當性，還取決於領導人對外部壓力的反制成敗，林肯就頂住了歐洲國家利用美國內戰的壓制。辛亥倒滿之後，民國領導換人如跑馬燈，國家則四分五裂；日美帝國主義相繼撲來，蔣介石招架乏力，慘勝接着慘敗。毛澤東則出兵南北境外，打得美帝灰頭土臉，伸手求和，共和國得到舉世承認。
蔣介石先成於北伐統一，再成於反帝抗日，其中都有國共合作的成分。國共決裂之後，蔣不但敗於內戰，還坐困於美日外部勢力，自甘為外侮犬馬，這就根本註定了他被中國歷史否定的命運。西方學界和政界評價蔣是“那個失去中國的傢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並非基於憐惜他的遭遇，而是埋怨他讓一個不受西方控制的新中國誕生。近年西方有些文人特意美化蔣介石對現代中國的貢獻，不無在文化上曲線否定中共建政的歷史正當性的用心。
但“內戰無英雄”還是有某種道理的。許多原是為了抵禦日帝侵略而奔赴前線的農村子弟，曾用他們的生命和青春響應歷史的召喚，而頂立天地之間；但不旋踵又被迫捲入內戰漩渦，或戰死、或傷殘、或被俘、或改造，有些繼而撤居一島之內，離鄉別親40年。倉皇間，歷史並沒有給後者太多的啓蒙和選擇機會，就選擇了遺忘他們。他們不由自主地淪落在“反動派”陣營，成了一把欠缺自由意志的刀。而“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塵世滄桑，自不堪回首，更不堪英雄。
台北動員“建國百年”那陣子，島內長年被謔稱為“老芋仔”的他們，忽然間被吹捧為“捍衞台灣的勇者”。在長達近60年之後，等到他們死的死、老的老、歸鄉的歸鄉，盡幾昏聵失能、凋零殆盡之時，幡然有人追奉他們是“台灣現代化的開創者”了；還拍了部紀錄片《最後島嶼》，説是對他們“一個温柔的敬禮”云云。彷佛半個多世紀來，除了選舉熱季，他們不曾存在過；而為了“建國百年”的幫襯需要，他們才給人拿出來當作敬禮道具。
龍應台美稱他們：“到了島上，因為軍事徹底失敗，使得後來60年，台灣發展另一套價值，這不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是一套温柔的人文價值。如果不是因為軍事失敗，也許我們島上還發展不出以個人幸福為核心的文明價值。”內戰兵敗，因而台灣文明？説得莫測高深，一如郝柏村説出“沒有反共戒嚴，哪來台灣民主”的邏輯。事實上，不同於那些都會區高層外省軍公教（觀察者網注：軍公教，即軍人、“公務員”、教師三者的合稱。三者的薪資都由台灣“政府”發給的，且待遇優厚，常常引起藍綠雙方的政治攻防）的思維；反共內戰，和驅策自己走向反帝初衷對立面的矛盾路徑，荒白了這羣離鄉老兵的生命與信仰。隨着兵敗而來的家國格局和敵友認知，則荒謬了這“最後島嶼”的價值與意義。
老兵們看過對“林毅夫叛逃案”高談軍人武德與氣節的“國防部長”，因為美國侵伊劊子手拉姆斯菲爾德送了他一顆袖釦，而對着媒體舉手展示喜不自勝的表情。聽過這位不曾參與抗戰的島內二級上將，自外於中國歷史，否認國軍是中國軍人的言語。又看着他因為島內一個管訓致死的下士，而黯然下台。
他們還看過短短6天后，接任的“國防部長”，又因涉嫌抄襲內地學者的翻譯作品來臆造共軍攻台的《決戰時刻》，而踉蹌下台。
他們也風聞島內三軍“統帥”對日本右翼政客説：“台灣一直都支持《美日安保條約》，並認為這是東亞安定的基礎。”美日聲稱安保範圍涵蓋釣魚島，是120年來中國人民族復興未竟的標誌；但前一個島內三軍統帥卻赴日加持“大東亞聖戰”還魂，並鼓勵東京制定《與台灣關係法》。
於是，這羣被歷史遺忘的撤台國軍老兵，慢慢接受自己被歷史遺忘的事實；或許還因為，他們自己也想忘了自己的過去。
他們處在分裂的當代中國，只能任憑島內當局利用他們的不由自主，來妝點自己的正當性。他們可能沒什麼偉大的信念，當初就像羊羣那般被驅上戰火前線；可他們無人希望國家分裂對立，無人希望帝國主義染指中國主權領土，無人不以中國軍人自居，因而成為島內棘手的異類，允為事實。他們守着一方不知終局何為的孤島，日夜準備着廝殺來自內地故鄉的敵人——勿寧謂是來自他們自己內心的敵人，年年歲歲，那是他們的命運。
有人説：“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但在所有美麗的台灣人當中，只有一位作家——陳映真，曾以小説《將軍族》、《累累》和《歸鄉》等作品，深刻而同情地關心過這一整個世代撤台底層老兵的離散生涯。
這些老兵不同於都會區的高層軍公教。後者有能力攜家帶眷隨着國府搶運的黃金白銀撤台，他們子女受到相對完整的照護，進以遷居美加，退以稱號“民國”。這些撤台拜美的民國遺老遺少，與島內親日的皇民遺老遺少詭異地媒合起來，獨佔台灣社會體制和心理結構的上端。
但撤台老兵的故鄉是內地農村，出身貧農家庭。他們撤台後，因為“反攻大陸”的需要，被《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暫調條例》和微薄的薪俸限制了婚姻的權利與條件，並被加上一張“戰士授田證”和幾處“軍中樂園”來麻痹他們的人格。迨耗光他們的青春與意志之後，當局就安排他們居住簡陋的眷村或者偏鄉的榮家，多數人因此孑然一身至孤獨地死去。
“軍中樂園”
勉強想成家的撤台退役老兵，只有和被壓迫到社會底層的原住民和偏鄉貧困的閩客女子，堪稱門當户對。都會型政客學人口惠的“族羣融合”與“老夫少妻”等，之所以從來不是這些老兵家庭的政治焦慮，是後者的階級屬性使然。
他們原是黨國意志的一把刀，後來就是被歷史遺忘或被社會扭曲的破銅爛鐵。但他們不是黨國意志本身，沒有島國想象；他們憤恨日本軍國主義，對美台軍火交易無感；他們畢生素樸，沒去過百貨公司與咖啡廳，不懂得股票與投資；他們人單勢孤，除了祖國和平統一、兩岸自由往來的孤獨願望，沒曾想過移民海外。正因為如此，他們與同是非主流的抗日反帝的島內左翼前輩一樣，隨着生命凋萎而被台灣社會和歷史遺忘。
藍營高層從來只聞以“二二八”為政治神主的綠營都會型老政治犯，卻無視島內以民族解放、國家統一為畢生職志而散居工農羣體的台灣老紅帽，一如他們無視除了選舉時刻以外，那羣被黨國意志綁架人生的老兵。
我曾識得一位居住台灣彰化榮家的老人，名叫羅林，出生於重慶。蔣介石在抗戰末期號召青年軍之前，16歲的羅林就輟學參加了杜聿明在昆明組建的傘兵團。作為特種部隊，國軍傘兵採用全套美式的裝備、訓練和待遇，後來擴編為三個團。撤台前夕，傘兵第三團選擇留在大陸，而羅林是一團的戰士。
65歲那年，羅林初次返鄉探親。後來年逾古稀的他曾送我一本舊黃的日曆，背面全是他的水墨書畫，有思親、有鄉愁、有時評：“……失恃孤雛天有佑，亦仗母靈冥輔功。當年撇下六兒女，思維痛唁杜鵑紅。”“漫談別後風霜苦，且放尊前歲月新。……梅花不是因寒勒，有意含香待主人。”“……戰爭給民斑斑苦，和平要待多少春。中華傑人沒雅士，好在有個鄧小平！”“生長在中國是多麼痛苦；做一個蔣介石的愛國青年，更是苦上加苦……”
羅林以老年的自己，書寫自己的青年；以巍顫顫的枯癯的手，悼念自己風乾的紅顏與壯志。這是在一個本來就什麼也不想記得的社會里，微弱地抵抗着遺忘的歷史。孤身一人的他，如今躺在榮醫長期照護病房裏，插管呼吸，無意識地等待人生終點。沒有人知道他的半世紀流離具體經歷過什麼，只記得他老叨唸着以前總有人要陷害他。後來的失憶失智，許才是對他人生“苦上加苦”的解放吧！作為晚輩，我無能為他的晚年或後事做點什麼，連他內地的旁系血親來電打聽，我也幫不上什麼忙，只因為他與我沒有親屬關係。但卻因為他，我才能知道曾與他相識的岳父的故鄉，位於河南新鄭市龍湖鎮的大司村。
我從沒見過岳父，他在我妻10歲時亡故，留下寡婦孤女。岳父在故鄉讀到高中，抗戰後期對家人説要出去幹一番大事，原來是去參加國軍抗戰。戰後國共決裂期間，他脱離了部隊，卻也沒回故鄉，而是跟人輾轉來到台灣開礦。礦場後來倒閉，兩岸也分斷了，回不去故鄉的他在台灣成家，卻因一場車禍意外而平添悲劇。沒有軍眷俸給的寡婦孤女自力更生，含辛茹苦……直到去年7月，已為人母的孤女伴着年邁的寡婦和一家大小，頭一次來到我岳父的故鄉，豫劇二團來村裏整整唱了三天。我妻的堂弟曾在QQ裏説：“姊，我爸生前説了，將來台灣的親人回鄉，要唱三天大戲。這是他的臨終遺願，我們都等着這一天……”
據説，岳父的母親臨死前還念念不忘她有個兒子在台灣……但我想，如果她知道這個長子在台灣的遭遇，怕只有心碎了吧！
類似的兩岸故事，也發生在今年離世的我父親身上。他生於湖南攸縣坪陽廟鄉的一個農村，15歲時，他虛報年齡參加國軍防空兵，對日抗戰4年，戰事結束仍不得返鄉。撤台後，由於遲婚的關係，我出生時，他已45歲，因而形成一種特別的世代鴻溝。
多年以後，我才理解到撤台國軍老兵與其後輩的世代鴻溝之所以巨大，實因為國家分斷的背景使然。隨着島內外的時勢變遷，這種背景不斷加大他們不被理解和不被接受的悲劇；一如他們自己在兩岸分斷的體制下，往來於“台胞”和“老芋仔”稱呼之間的不被理解與接受。有些更可悲的是，由於分斷體制下的世代鴻溝，使得部分老兵的後代，自覺或不自覺，走向自己祖國的對立面，投向老兵們當年不惜生死與之拼搏到底的敵人的懷抱。
但是，當今例如我這樣撤台國軍老兵的後代，能夠有別於余英時和龍應台之類的中國認知與價值認同，沒去跟拜西方文化與價值膝下，正歸因於我父執輩的生命史，和那些挖掘時代棄子的本土作家學人們的孜孜不倦。一如沒有後者孜孜不倦挖掘本土革命志士的生命史，我或以為台灣史就是島內藍綠媒合的教科書所述那般。
深植我父執輩意識裏的中國人認知與價值，只是最素樸的民族情感與生活方式。明説的反共抗俄與不説的拜美親日，對這些來自社會底層的亂世浮萍而言，是高不可攀的意識形態糾葛。他們以自己的生命遭遇，證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正當性與政治必然性，相較於那些口沫橫飛的吹噓與詛咒。
換言之，出於生命經驗和生活教訓，撤台國軍底層老兵體現的反戰、和平、統一的人格氣質，沉默卻又頑固，這讓島上的“去中國化”處理產生過麻煩。老兵本身是近代中國的活教材，他們是庶民中國在兩岸的臍帶，給養了島上兩岸統一的胎動。這不是説台北高層沒有自己的人生經驗，而是獨佔性私利與相應的意識形態，實際主宰了台北高層的思維和言行。後者在島上各色的兩岸關係論調，顯得流於權術和修辭，沒有使人落實心底的大氣。“反動派”本身存有階級矛盾，島上民國遺老與皇民遺老曾經的“肝膽相照”，就説明階級矛盾才是省籍矛盾表象下的本質。
今年6月，黃埔建軍90週年，台灣各大日報的論壇上，多數所謂紀念黃埔建軍的文章，不是避重就輕，就是標新立異，明擺着為島內政治服務而已。僅有一篇《黃埔90 國家仍分裂》的投書，堪稱直面國共合作、振興中華的歷史淵源和主題。
黃埔出身的郝柏村最近説了：“中華民國的前途應由全體中國人共同決定。”其子郝龍斌則仍主張台灣2300萬人決定論。可當年郝上將、郝院長大權在握時，為什麼不那樣説呢？父子倆表面的世代矛盾，拿到美台軍火交易的命題下，就不再是問題了。剛結束訪美行程的島內“民代”們，不分藍綠地向白宮官員喊弱邀憐，只是又一旁證。
沒有基於生民大利與大義的台灣前途論，每像是鏡花水月，特別是出於台北高層之口。反之，立基於天下生民的領導力量，終能解決內戰，步上民族復興歷史正當性的軌道，從而使其政治必然性得道多助。這種“道”，取決於天下生民，由是而有相應的制度與決策，和最終的歷史定位。
斯人已逝，蓋棺論定。憶起年逾古稀的王應文（觀察者網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華渡海興台會”創始人兼理事長，堅決反對台獨，其父為一江山島國民黨軍最高指揮官王生明少將，戰歿於該島。）曾在一江山島制高點上祭告：“僅以薄酒，向於此灑下鮮血的國共將士致上無限追思與敬意。”超克內戰與個人恩仇的言語，莫過於此。他那非黃埔系國軍的父親王生明，被冠以“內戰英雄”稱謂，豈不是最諷刺的悲劇？遑論其麾下千餘名的老兵了。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撤台國軍底層老兵，儘管是“反動派”的一把刀，也曾像甲午軍人那樣揮向侵略祖國的敵人；後來又揮向自己的命運，而成為終生無處可告的傷痛。整個過程，他們無言，只能默默承受後人不及承受的歷史安排。現在，這把刀雖然已經鏽蝕殘破，雖然依舊無言，但它存在本身就等於在扎向藍綠媒合網織起來的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