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國經濟體制兩個三十年？-史正富
【復旦大學教授史正富口述、觀察者網高豔平採訪整理】
前蘇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體系瓦解之後，那一套計劃經濟體制都隨之終結。而中國是唯一一個成功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很容易被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在前後兩個三十年，是斷裂的，甚至是對立的。真是這樣嗎？
中國的產業工人所具備的，適應現代大工業經濟需要的組織紀律性，吃苦及好學上進精神，首先來源於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承和積累；其次，無法抹殺前三十年中國政治經濟變遷帶來的醫療衞生、教育水平方面的成就。當改革政策激發了中國人民的積極性，就迅速形成創業和勤勞致富的熱情，成就了今天的改革開放偉業。圖為2013年五一勞動節，上海中心建設工地前，正在辛苦勞作的建築工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四大特徵
我覺得這個看法不太全面，理由是這樣：今天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西方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相比，是存在着重大區別的，它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有自己屬於社會主義的制度安排，因此就與前三十年的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這個部分有了內在關聯。至於我國當前市場經濟中具有特色的部分，我個人總結有四個方面：
其一就是國有經濟的存在。改革開放30年後，我們保留了以中央直屬的大型企業為主體的國有經濟，國家對國企的管理正在從企業經營轉向資本經營，即國有企業管理轉向國有資本管理。這樣，國有經濟就具備了長期的、可持續的競爭力。
過去總認為，國營企業的效率不及民營企業。但是，當國有經濟從企業經營轉變到資本經營的時候，國企效率差的問題將迎刃而解。因為資本從來都是混合的，將來國有資本和非國有資本融合到一家企業裏，在現代公司治理框架下運行，這和西方大型上市公司中不同資本混合存在並無本質不同。唯一區別就是，西方公司中對董事會的約束僅來自資本市場，而中國還有約束國有資本的國資委。
因此，國有經濟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長期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將國有企業定義成轉型期間存在的一個暫時現象，以為到了市場經濟的成熟階段，它是可以消失的。其實不是。
第二，中國的財政體系是一種新型的財政制度。它既有類似於西方國家常規的公共財政，即以税收收入和公共支出這樣的收支管理為主體的財政制度；同時又有一個國有經濟、土地財政和相關公共基金結合在一起的財政體系，就是我們今天稱之為政府融資平台的體系，可以對外投資產生收益，又形成了一定的負債。這樣一套資產負債管理體系和國家公共財政的收入支出管理體系，是兩個層級的內容，是一套複合型的財政管理體系。
這二者的融合和貫通，在今天的中國還是一個有待進一步完善、發展，在實踐中不斷糾錯改進的過程。但是已經很清楚的看到，這會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一個長期的制度安排。
第三，從政府體系來説，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它有一個獨立的、由各個地區省市尤其市縣一級地方政府組成的決策體系。在改革開放中，它們作為地方經濟發展的主體，參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形成了第三維的市場主體。
在西方經濟中只有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但在中國，又多了一個政府內部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中央政府是國家級的經濟發展的總的謀劃者和代表者，而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着競爭、合作的關係，這樣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地方政府體系，是西方市場經濟中不曾見到過的；再加上已經發展起來的競爭型的企業體系，構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三大主體互動的關係。
這三大主體的互動，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當然也暴露出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和缺陷，需要我們不段完善和改進。
第四，我們的中央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地位與職能，是西方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中央政府都無法比擬的。
就職能而言，我們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面對變動的、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中央政府在國家的中長期發展方向，以及重大的、全局性的、關鍵性問題上，不能不承擔戰略決策的任務，這些任務靠市場體系本身是解決不了的。
新型市場失靈要求各國中央政府行使新職能
即使是那些在歷史上曾經較多依靠市場自發調節來解決發展問題的國家，而今在面對不同的國際國內形勢，他們的中央政府都有了全球範圍內重新戰略定位和參與市場競爭的使命，何況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
因為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裏，特別是貨幣紙幣化以後，我們經濟學家所講的市場失靈，已經根本改變了。我曾經專門寫過文章講當代新型的市場失靈，它不同於我們經濟學教科書裏公認的那三種市場失靈，它有了更加系統的特徵，有了更加強大的破壞力。
新型市場失靈為中央政府的職能賦予了新的使命和內容。這種新型市場失靈形成的特徵有以下幾個：
第一，這種新的市場失靈是與貨幣紙幣化相關的。全球範圍的美元紙幣發行造成了美國國家級的軟預算約束，由此而來的全球流動性氾濫，根本上改變了宏觀經濟運行的規則。由此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比歷史上的經濟危機，包括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厲害得多。這給國家提出了新命題，即怎麼樣讓能讓本國經濟體系不發生週期性崩潰？
第二，政治權力直接介入經濟運行。這不是中國特色，世界發達國家都是如此。從技術人才、生態環境、新興科技、能源以及資本，這些重要的生產要素，都已經有了國家權力和大型企業集團權力參與，也就是大資本權益和國家的政治權力融合到了一起，介入了這些重大生產要素的市場當中去了。所以今天的“要素市場”不是一個市場化的要素市場，而是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介入其中的要素市場。而這些要素的價格也不再是自由競爭形成的均衡價格，而是國家、大企業與市場自發力量三者互動博弈形成的“建構價格”。
所以如何處理好國家權力與公司權力的融合，在國際性的競爭中，謀劃對本國有利的市場環境，提升一國要素供給的能力，就成了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都不能迴避的問題，也是決定一個國家能不能最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第三，中央政府的職能還涉及維護起碼的公平，比如收入分配。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初期，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一旦工業化基本完成以後，第三產業越來越多，知識型勞動者越來越多，收入分配就逐漸改善了。
此種情形在二戰之後幾十年確實發生過，但最近三十年看到的卻是整個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環境，尤其英國和美國，一天比一天惡化，所以現在才有皮克堤《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流行。背後的原因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傳統市場運行機制的變形，強化了資本擁有者的力量，使得資本的擁有者和控制者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要素資源的組合，進行生產能力的全球佈局，提升了那種資本資源的控制者獲得收入的能力，這樣就導致了全球範圍內以及國家範圍內，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這比傳統的市場經濟，要更加厲害，更加難以對付。
那麼這樣的背景之下，如果國家沒有相對應的對策，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問題就會成為市場經濟中難以克服的障礙，成為實現經濟發展人文目標的一個障礙。
這一系列市場失靈，都是全球化以來的新現象。這也就意味着，國家、中央政府，在市場體系的有效運行中，需要發揮前所未有的新職能。如果不能有效行使這些職能，那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只能是畸形的、難以持續的。
這就對各國及其中央政府提出了一個挑戰，國家要行使這一職能，你有沒有能力呢？這取決於國家擁有的資源，取決於這個國家公務人員隊伍的素質以及組織結構的有效性。
我剛才講過，中國今天形成的市場經濟中的國有經濟、複合財政體系、分權型地方政府和發展管理的中央政府這四個支柱的存在，實際上意味着我們的收入分配和財富結構，相對於西方更加平衡。這種體制直接為中央政府在戰略層面、分配層面、要素市場層面行使自己的職能，履行自己的職責，提供了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更有效的條件，這是中國社會市場經濟形成的一個優勢，而不是什麼小政府、大市場這種概念可以表達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前三十年密不可分
按照我的觀察，中國改革開放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四條特徵都是和前三十年分不開的。
首先，地方政府成為經濟發展的主體，這一條就是前三十年一直在探討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毛主席的《論十大關係》中就一再強調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要妥善處理；中國國家大，既要有中央的統一決策，也要考慮地方特色，讓地方有一定是自主性。因此，中國過去幾十年，一直在探討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配置，積累了有很多教訓。改革開放以後，我記得八十年代初，很多人就認識到，中國過去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就是“一放就亂，一收就死”，走不出這個死衚衕，因此改革不能行政分權，而應該走向經濟分權，企業的職能要還給企業，這樣政府的職能就進一步明確了。實際上，朱鎔基推行的分税制，是用經濟分權代替了傳統意義的行政分權，即是吸取了前三十年曆史經驗和教訓的結果，也是以前三十年形成的政府體制為依託的。
第二個，國有企業問題。我們總結前三十年的經驗後發現，國有經濟不能成為一個企業界的主體，國營企業功能應該體現在國家國計民生的相關領域。這個理論的提出，是和前三十年國營企業存在的現實緊密相連的。它的成果是正確地認識了生產力的性質，國營企業找到了自己應該存在的領域，所以它本身就有連貫性。沒有那幾十年國營企業的積累，何來後面國營企業的改革呢？國營企業的改革，從國營企業的資產管理到國有經濟的資本管理，這也是改革實踐，依託於過去國有企業的發展軌跡而來的，也是對這個體制的改進，不是憑空產生的。
第三，中國新型財政體制。他是收支管理和資產負債管理疊加的複合型財政體制，它的產生有兩個前提：一是國有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產生於前三十年，我們的改革開放沒有拋棄，沒有全盤廢除國有經濟，而是讓它改進、轉型。有了國有經濟，才有複合財政的基礎。二是土地財政。土地財政產生了地方的資產性收入，產生了地方融資平台和地方政府所擁有的各種資產，包括不動產和企業股權形成的資產。那麼，土地財政又是哪裏來呢？是因為社會主義土地的國家和集體所有制。如果説土地是私有的，哪裏還有土地財政，還有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資源和動力？
最後，中央政府作為國家長期發展的管理者，不僅僅是一個宏觀經濟波動的干預者，這個定位，就完全離不開上面三個特徵，更離不開建國以後頭三十年形成的中央政府管理全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從建國一開始我們就有五年計劃制度，中央政府謀劃的就是國家長期經濟發展，而不是一個短期波動性的干預。在今天的中國，央行、財政部，通過短期財政金融政策來管控宏觀經濟的運行，減少宏觀經濟的波動，但它是國家長期發展管理當中的一個環節，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所以我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能代表社會主義制度安排的四大特徵，都和前三十年的發展改革密不可分，和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積累的家底子，積累的基本制度安排，積累的基本發展經驗密不可分。
再説一個更寬的層面，民營企業的發展，是不是就和前三十年無關了？其實是完全相關的。第一個相關的就是中國勞動力的水平和素質。經濟學家有一個工業革命和勤勞革命的説法。工業革命就是英國代表的工業革命；勤勞革命是説，在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勞動者階級的素質、技能和工作熱情的革命。中國從一個農業社會，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生活方式向現代國家邁進，把農民變成一個現代化工業體系中的產業工人，這就是一場人格、素質的全面變革。為什麼非洲經濟發展的這麼慢？即便是他們搞市場經濟，給他們經濟援助，還是很難發展起來，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中國這樣勤勞節儉的家庭，這樣善於學習、肯吃苦的產業工人階級。
而這批產業工人所具備的，適應現代大工業經濟需要的組織紀律性，吃苦精神，好學上進，為了未來進行儲蓄，而不是吃光用光，這一套好的素質，是哪裏來的呢？首先來源於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承和積累。其次，勞動者階級識字率提高、疾病死亡率的下降，都是文革前三十年鑄就的成就。即使是70年代末，中國人的預期壽命、醫療服務的覆蓋面和教育師資力量，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了。當我們改革開放以後，當政策激發了中國人民的積極性，能夠迅速形成創業和勤勞致富的熱情。很多成功的民營企業老闆，都沒有上過大學，他們的主要文化積累，就是文革前上的中學水平。
正確認識65年經濟體制變革的連貫性
從多個層面來説，我們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而不是一個向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所以這種轉變並不是從零開始的，而是借鑑、植根於前三十年的眾多積累、前三十年的實踐衍生出來的。
當然我們也要指出，這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確實是一場大的變革。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但是這場革命，又代表了過去的政治經濟體系中，很多要素被傳承，被修改，然後保留下來，發揚光大。可以説，是後三十年對前十年曆史經驗的積累和揚棄，既有否定，又有傳承和轉化。所以今天中國的市場經濟，是走自己的道路，逐步走出來的歷史性成果，也是中華文明制度在新歷史時代的一次突破。
從秦漢形成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安排之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在全球都是領先的，領先了那麼那年。一直到西方工業革命，形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後，相比之下，中國的政經制度安排，相對落後了，失去了比較競爭力，因此捱打了。那麼中國革命成功，新中國成立，第一輪搞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歷史地來説，它是必要的，是正確的。很多人以為現在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認為當年搞的計劃經濟是錯誤的，這是個謬論，是方法論的失誤。
雖然這個體系今天還在發展，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但是它的生命力是毋庸置疑的。這樣一種新的市場經濟和西方市場經濟不同，也和我們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不同。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它和前三十年計劃經濟的不同，而去割裂歷史，去自我否定事實。正確理解並清醒地把握我國建國65年的歷史連續性和其中的階段性，是一個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重大思想問題，也是一個走好社會主義制度未來改革與演進道路的重大實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