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力：香港問題——笨蛋，不是經濟！
這幾天打開視頻網站，打開香港本地新聞，你會發現自己彷彿看到了曼谷與台北的合體。佔中與反佔中的緊張對峙在各區都有出現，只不過紅衫軍黃衫軍換成了黑衣黃絲帶和藍衣藍絲帶，太陽花換成了香菇——不好意思，應該是雨傘（快去温習一遍那個精神病人和香菇的故事吧）。
在佔中的發展過程中，警方施放催淚彈作為一個標誌性事件，被反對派視為求之不得的機會。這一策略很成功，因為據報道，第二天新增人數里，不少是受催淚彈事件激怒的市民。其實催淚彈的使用，在戴耀廷最早提出“佔領中環”構想的文章裏早有預期，唯使用催淚彈似乎不能滿足戴的胃口，因為他還對警方更進一步的武力翹首以盼：“在香港，有一萬人以上應可以達到效果，警方除非出動催淚彈和防暴隊，否則不能驅散示威者。要迫使警方使用更大武力，就是把政府處理這次行動所要付出的政治代價增加。”
筆者無意在此分析這一老套但屢試不爽的策略，而是希望讀者注意特區政府方面的幾個做法：
1. 正如戴耀廷所言，使用催淚彈需要付出不小的政治代價，而施放催淚彈的主要目的應是驅散人羣。但當時香港警方在施放催淚彈後並沒有趁機奪回該區域的控制權，反而讓示威人士不久後又重新集結，翌日更撤去全部防暴警察，成效與付出的政治代價不成比例；
2. 警方使用催淚彈後第二天，行政會議成員羅範椒芬（注：行政會議乃協助特區行政長官決策的最高機構）在一個電台節目中傷心流淚作痛心疾首狀，要求警方就施放催淚彈一事對行政會議作出解釋，似有撇清責任及趁機撈取政治資本之嫌。此言一出，基層警務人員紛紛不滿，羅範椒芬隨後改口稱流淚是同情警員被毆打，併為措辭不當道歉；
3. 身為行政長官的梁振英，在警方承受着極大壓力之時，僅表態“重視及尊重警隊的專業判斷”，而沒有給出更明確的支持，似有迴避政治風險之嫌。與此同時，鑑於戴耀廷等“佔中”發起人此前曾表示一旦示威失控將結束示威，梁振英近日更“促請”他們“履行承諾”結束“佔中”——政府首腦敦促違法人員儘早結束違法活動，竟然不是因為其違法的性質，而是因為念念不忘其此前的“承諾”（説好的幸福呢？你明明答應了人家的！），聽着總有點奇怪的嬌嗔味道。所幸在中央發出明確支持梁振英及特區政府的信號後，後者迅速堅定立場，目前看來似乎避免了綏靖心態的進一步蔓延，值得肯定。
在中央發出明確支持梁振英及特區政府的信號後，後者迅速堅定立場（資料圖）
然而梁振英向戴耀廷等人的喊話，也揭示了特區政府危機處理的深層次錯位。
須知此次戴耀廷等人在9月28日宣佈提前“佔中”，更像是依附當時在場罷課學生的一時意氣，見有機可乘便倉促上馬的“佔便宜”，而與其此前一直宣稱的、主要由40多歲的意見領袖帶領的所謂“公民不服從”運動相去甚遠。而罷課學生也不見得全都服從“佔中三子”的號召，例如當戴在罷課現場出人意料地宣佈啓動“佔中”，許多學生的第一反應是起身離開以抗議戴等“騎劫”學生運動。也許可以説，“佔中”進行至今天，戴耀廷等人對運動的主導能力已可忽略不計，“學聯”與“學民思潮”才是主力。必須指出，特區政府長時間來將注意力放在與所謂“佔中三子”的輿論鬥爭上，對學生運動的急速激進化準備不足。
“學聯”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簡稱，自其誕生之日起就以推動學生運動為己任（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學聯”都是香港左翼的重鎮），而學民思潮則是由一羣中學生組成，關心香港政治的讀者一定不會忘記他們在兩年前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中出盡風頭的表演。兩年過去，當年學民思潮的成員中，有的人已升讀大學並在學聯等組織中佔據一定位置，如現任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張秀賢，兩年前正是學民思潮的發言人。這使得大學與中學學生運動之間的聯繫一下子緊密了許多。
從2003年撤回二十三條立法草案，到2012年擱置推行國民教育科，特區政府的綏靖心態一直存在。現在的局面與此有莫大關係：一方面，經過“反國民教育”一役，特區政府容易給市民留下軟弱無能的印象；另一方面，與立法會內二十年不變的老面孔（不論是建制陣營還是泛民陣營）相比，這羣年輕人以其好勇鬥狠、不留餘地的鬥爭方法讓市民頗有新鮮感，因此贏得了某些政治勢力的青睞，雙方一拍即合，最早發出倡議的“佔中三子”反而被尷尬地晾在一旁，即為明證。
換言之，綏靖心態為“學民思潮”等組織的興起提供了温牀，也為假“本土”之名的極右論述得以在數年間席捲香港青年學生大開方便之門。一個例子是：港大學生會出版的《學苑》今年連續數期討論/宣傳“香港民族自決”甚至“武裝獨立”，建制派和温和民主派竟明哲保身裝聾作啞，放棄輿論陣地，昔日綏靖心態之苦果，今天終究要自己吞下。
隨着境外媒體開始迫不及待地用“雨傘革命”命名香港這次佔中事件，以及中央明確指出有人在搞顏色革命，香港已進入大攤牌的階段，而且這一階段至少將延續至明年政改方案表決，不論是港府、建制派或是旁觀者，都應警惕以各種面目出現的綏靖心態。
例如最近在網絡上流傳一篇叫做《笨蛋，是經濟！》的文章，就試圖將香港目前的矛盾解釋為純然的經濟問題。筆者對此有所保留，因為經濟問題、階層問題也許在社會矛盾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社會矛盾的爆發採取了目前的形式，則絕非經濟問題所能解釋，更不能寄望中央或港府出台某些經濟政策或主導產業轉型就能平息（並不是説這些努力就不重要）。換言之，“佔領中環”不能還原為經濟民生問題，正如國民教育教材問題不能簡化為教育問題，或蒙古人南侵中原不能還原為環境問題一樣，任何架空政治鬥爭的論述，都有可能是改頭換面的綏靖心態。
經過這幾天的觀察，以學生為前鋒的“佔中”運動越來越顯現出其弱點。
首先，學生的訴求每天都在變，從要求真普選到人大道歉，從公民提名到梁振英下台，叫價雖越來越高，然而焦點模糊（尤其是與兩年前的反國教運動相比），使部分追隨者開始出現懷疑。
其次，哪怕是最激進的“佔中”分子，數天下來也出現疲態，佔領運動擴散至其他地區的企圖也屢次被當地居民挫敗。相反，反“佔中”的聲音經過數天來的組織部署，影響力開始體現。
另外，“佔中”運動除了目前結成聯盟的三個主要團體外（指學聯、學民思潮和“和平佔中”），也混雜了諸如本土派的“驅蝗行動”及“熱血公民”等其他團體，隨着“佔中”陷入僵持，這些團體之間的內訌也慢慢浮出水面。可以説，“佔中”運動的動能正在慢慢耗盡。
就在筆者行將結束本文之時，學聯發表了致政務司司長林正月娥的公開信，在信中的四點聲明裏，已經去掉了堅持梁振英辭職或公民提名等字樣，而出現了“政改是唯一議題”及“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等措辭。學生願意展現彈性與政府溝通，自然是積極的信號。然而主事者不應為了這一積極的信號而鬥志鬆懈。未來一段時間既是香港內部建制派與反對派實力的拉鋸戰，也可能是中央深入整頓香港事務多年來積存問題的難得契機。特區政府若想抓住這次機會扭轉多年來施政困難的被動局面，需尤其警惕自身的綏靖心態的復發（但絕不意味着盲目強硬或不加節制地使用武力），方能不辜負他們肩上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