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玥：西方國家為何給民主加把鎖？

正在佔領中環的香港激進反對派，手中高舉的是要“真民主”的旗幟。他們心目中的真民主典範自然是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既然學習西方，就不能“一知半解”“斷章取義”。要知道，英美西方國家是漸進式民主的模範，理論界的主流向來秉承經驗主義的傳統，對奉行理性主義的激進民主持批判的態度。

民主理念的核心，就是讓人民當家做主。從這一核心理念看，民主當然是一個好東西。正是這一為多數人造福的美好理念，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追求。然而，理想歸理想，西方作為民主理念和制度的起源地，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對民主實際運行中的利弊可謂相知太深。早在古希臘，城邦民主的弊端，已引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政治哲學先驅的反思。從17世紀發端的現代民主經歷了500年的發展歷史，其中不乏法國大革命演變成恐怖主義、民眾投票選出法西斯戰爭機器的慘痛教訓。從柏克、托克維爾到哈耶克、薩託利，諸多政治經濟理論的研究者對民主的異化有批評。

可見，英美國家對民主的態度，往往是憂喜參半，愛恨交加，於是有了丘吉爾的那句富有哲理的名言“民主是最不壞的東西”。長期以來，這些國家為民主訂製了各種各樣的框架，小心翼翼加把鎖，將之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同時又審時度勢，不斷加以修訂改裝，籠子的容積擴大，民主在步步推進，但是民主始終沒有被釋放出來。至於休克療法、顏色革命、廣場運動之類的激進做法，他們更願意鼓動非西方國家去做實驗。

對待民主這一好東西，即便是英美這樣的模範都不敢輕易開鎖、放開閘門

對待民主這一好東西，即便是英美這樣的模範都不敢輕易開鎖、放開閘門，讓民主理念一舉主導國家和社會。這是為什麼？歸結起來，重要的有幾個擔憂。

一怕民主滑向民粹。民粹是一種非理性的民眾意志，是民主運作過程中特別容易出現的公眾集體情緒。民粹與民主相伴而生，經常呈現出短視、暴戾、自大等特點。在西方民主起源地的希臘雅典城邦，貝殼放逐制度就頗有代表性。當時，民眾每年通過投票的方式選出一位將軍，將之放逐到外地十年。曾經有一位被不幸選中的有功將軍，問何罪之有，一名參與投票的人回答説，你沒有錯，錯在你太有名了。

對雅典民主民粹化的擔憂，也被同時代的政治觀察者敏鋭地感知到了。生活在雅典的柏拉圖，親眼目睹自己的老師蘇格拉底因思想獲罪，被民眾組成的法庭賜死。因此，他特別懷疑民主政治的判斷能力。他發表了著名的航船論，將城邦治理比喻為駕馭一艘航船。航海經驗豐富的老船長的地位被剝奪，絲毫沒有航海知識的水手卻爭先執舵，這艘航船會駛向哪裏？

如果我們撇開先驗的精英與民眾對立的二元分析框架，平心靜氣去理解柏拉圖的比喻，政治治理是否也是一個很強的專業性領域？也需要十分專業而又理性的政治治理人才？如果，沒有一定的資格認定和嚴密科學的選舉流程來保證高素質政治人才的勝出，是否會大大加大政治治理的風險？

民主的理想要照進社會現實，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總是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扭曲或折射。民主最慘痛的記憶，莫過於二戰前民眾的民粹主義情緒被戰爭狂人煽動和利用，希特勒的法西斯政黨從德國的選舉中勝出，讓全球都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正是出於對民主運行這些負面後果的擔憂，西方國家，一直以來針對民主制訂了種種制度的規範和補償性措施。比如，選民資格的全面開放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參議院和眾議院兩級議會的設計試圖為民主的熱情降温；法官終身制、公務員制度為競爭性選舉的民主機制的運作範圍劃定了邊界；三權分立制度的設計，分散了政治決策者的權力，同時也意味着限制了民選政治領導人的權力。

儘管，西方國家對民粹主義有明確的認識，也制定了種種制度加以防範，然而在當代的民主運作過程中，還是常常出現競爭性選舉脱離了理性公民的預設，選舉出來“不靠譜”政治領導人的現象。當年，小布什為何當選總統，原因很多，不過有一個原因會讓人啼笑皆非。小布什面對競爭對手的凌厲攻勢處處被動、常常尷尬，但卻因此顯得憨態可掬。這反而贏得了許多民眾的加分，因為小布什更像是身邊值得信賴的鄰居。事實上，小布什果然像普通鄰居一樣平庸而魯莽，這為伊拉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讓美國揹負上沉重的財政和道義的包袱。

在歐洲許多國家，也正在遭遇民粹主義短視自利的困擾。在民意的直接推動下，福利政策單向度發展，越做越大，國家債台高築，破產危機屢屢上演，“竭澤而漁”的政治後果日益顯現。如何設計更加科學理性的民主機制，防範民粹主義的泛濫，對西方國家來説還是一個有待進一步完善的命題。

二怕民主對國家主權衝擊和撕裂社會共識的危險。

現代國家主權和邊界的形成，必然要經過一個複雜的歷史演變過程，而且往往經歷了一個暴力和流血的過程，期間捲入了太多的利益糾葛。它很少是由民主協商締結的，也很難由民主協商和平分手。這些特質雖然決定民主機制在解決國家主權領域難有作為，但是這並不妨礙一些人將之打扮為合法性的“裝飾品”。

 

   

對西方先發國家來説，多半遵循的是先建國後發展民主的漸進式路徑，這意味着民主對主權的風險衝擊大大減小，但是即便如此，這些西方精明的政治家早早地備下預案，防止分裂分子藉助民主的外殼來衝擊國家主權。像美國的那些建國之父、憲法之父，多是聯邦主義者，他們沒有在憲法中為各州以民意投票的方式，分裂國家的空檔。當南北矛盾激化時，解析問題的方式只能是訴諸武力，而不是民主“公投”。

然而，進入當代，由民主理論發展而來的“公投”，卻經常淪落為西方國家進行地緣政治利益運作的利器，科索沃就是這樣被拉進入西方陣營的。不過，他們也越來越發現“公投”是一把雙刃劍。普京以“公投”的同樣手法，將克里米亞併入了自己的國土。這兩次著名的“公投”都是以民主的名義，卻都是對民主本身的最大的諷刺。如果説普京“東施效顰”，狠狠地刺痛了西方國家，那麼蘇格蘭公投，更是讓民主典範國家的英國心有餘悸，“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看起來不是不可能的。西班牙、加拿大這些為地區分裂運動所困擾的西方國家，同樣看得心驚肉跳，通過立法堵漏，反對地區的民主公投，是他們一貫堅定的選擇。

在國際社會尚處於叢林狀態的時代，民主機制被分裂分子利用，對一些國家主權的穩定形成了挑戰。披着民主外衣的自我消解的力量是可怕的，即便是西方國家自己也在警惕其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國家利益，在一些政治浪漫主義者中被刻意消解着，但是國際競爭的殘酷和壓力真正存在的。幼稚地忽視，只能是悲慘地嘆息。對此，西方理論界的現實主義流派人士始終有清晰地認識，並且實際上主導着國家外交的走向。

在西方國家，為選舉服務的多黨制度，有收納不同政見者，促使他們從致命的敵對走向容忍性對抗的功能。但是西方國家也清晰地意識到，多黨競選制度，有演變為黨爭，進而撕裂社會共識的危險。對政黨制度及黨爭的弊端，早期的西方領導人多有批評。針對“為了反對而反對”的黨爭之禍，西方發展了“忠誠的反對派”的治理理念，也就是在激烈的黨派之爭之上還應該有一個國家安定的大局意識和遵守法制的底線。失去限度的對抗，將導致社會的動盪和失序，對任何一個國家將是災難。黨爭引發的內耗在當今的民主典範國家比比皆是。近年來，在美國頻繁上演的財政懸崖，就是一例，但是，美國兩黨制度大體上運行穩定還得以博弈雙方對國家的忠誠與對遊戲規則的遵守。

三怕民主原則延伸到經濟領域。西方國家最為擔憂的是，民主的原則拓展到經濟領域，破壞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邏輯。將民主原則禁閉在政治領域，是西方國家為民主編織的不可逾越的牢籠。

民主和資本主義是調控人類社會發展的兩種反差鮮明的規則體系。美國學者鮑爾斯和金蒂斯認為，資本主義主張“以各種財產權為基礎的經濟特權的優先性”，而民主堅持“以個人權利行使為基礎的自由權和民主責任兩者的優先性”。在西方，民主的漸進性，體現在民主原則與資本主義結構相互調試的漫長過程中。

最終民主和資本主義如何達成妥協，其中的關鍵就是，西方將政治與經濟切割開來，前者作為公共領域、後者則視作私人領域。民主原則只能在政治圈子裏運作，不能進入經濟領域，尤其不能觸碰私有產權。二戰前後，西方民主理論的代表人物熊彼特總結了民主在西方國家的實踐，明確將民主限定為競爭選舉政治領導人這樣的一個狹小的範圍，一舉框定了當代西方民主的發展路徑。

“民主需要一種社會的而不是離羣索居的觀念” （查爾斯·S·邁耶）。脱離了社會抽象地空談民主，不去正視民主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是西方經驗主義者們一貫反對的對待民主的態度。在歷史上，英美等國以務實的做法為民主加鎖，制定了與資本主義經濟相融合的基本規則，避免了社會出現大分裂、大動盪、大波折，他們能成功崛起為全球霸主，與其穩妥地民主發展戰略密切相關。

不過，剝離了經濟的政治，成為了空巢政治，這是西方大資產持有者放心讓民主運作的根本原因，也是社會不公和貧富分化永遠得不到遏制的根源所在。這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抨擊西方選舉民主偏離了民主的實質的核心。將民主推進到經濟領域，實現徹底的民主，是馬克思主義者持有的觀點，然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卻表明，政治和經濟合二為一，非但沒有實現理想，反而使民主走向了反面。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民主形式的探索都沒有成功。民主原則的範圍和合理的切割線在哪裏，至今仍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

西方國家對民主的上述幾種擔憂，歸結起來，還有一個具有意識形態意味的詞兒“多數人的暴政”。這個詞語本來是由托克維爾等人提出的，他們反對多數人權力的絕對化，指出民主權利的實踐同樣要受到社會法律的約束和規定。因為，民主是一種依託的是多數的政治，如果不對多數人的合法行動範圍加以明確，民主也可能演化為暴政。後來，在冷戰期間，這個詞被西方國家某些人士頻頻拿出，批評社會主義民主的激進化傾向。蹊蹺的是，冷戰結束後，當激進民主的大旗被一些非西方國家的反對派接過來揮舞時，西方國家的同樣一批人卻一反審慎的姿態，變得異常興奮起來。他們將民主包裝為一吃就靈的特效藥，對外推銷，讓民主不幸地成為其獲取地緣政治利益的“遮羞布”。

縱觀西方民主發展歷程，它自然呈現出多元複雜的面相，特別在利益撩撥下，西方民主的面相更是顯得斑駁難辨。但認真清理下來，其發展主線無疑是清晰的，在英美的經驗主義流派的主導下，他們着力推進的是一條務實的漸進的民主發展路線。“唯西方馬首是瞻”的香港激進反對派，不知能否及早穿越迷障，看到西方民主發展的真實的底色，像寬容地看待西方一樣，看待自己身邊的環境，讓民主探索這樣的世界性難題平穩地持續下去。